在清宫医案中，可以看出，康熙帝对“疥疮”即性病的治疗和预后就有较多的了解和认识。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十一月初三日，曹雪芹之祖父、江宁织造曹寅，给皇帝的奏折中说：“臣今岁偶感风寒，因误服人参，得解后，旋复患疥，卧病两月有余，幸蒙圣恩服地黄汤，得以痊愈。目下服地黄丸，奴身比先，觉健旺胜前，皆天恩浩荡，重赐余生，臣蝼蚁下贱，真肝脑涂地，不能仰报万一。谨具折恭谢大恩。”此奏折还写道：“江南太平无事，米价如常，所有十月晴雨录，一并奏闻，伏乞睿鉴。”对此奏折，康熙帝朱批道：“知道了。惟疥不宜服药，倘毒入内，后来恐成大麻疯症，除海水之外，千万不能治。小心，小心！土茯苓可以代茶，常常吃去亦好。”
清宫医案专家认为，从康熙帝以上朱批看，这位皇帝对医学知之甚多、甚细。针对曹寅的病情，他先给他推荐了地黄汤，服后使其病情大有好转。
曹寅后来患了疥疮，他又嘱咐他小心疮毒内陷，只可用海水洗和用土茯苓治疗。尽管康熙帝关于“疥毒入内不宜服药”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但海水浴和土茯苓可以代茶饮的朱批，均有科学道理。海水可以消毒，对皮肤病自有益处。土茯苓为清热解毒之中药，常用于湿热疮毒，又为治梅毒良药，对梅毒病人因服轻粉（即水银）而致肢体拘挛者尤其有效。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曾拟一复方名为“土茯苓汤”治疗杨梅疮毒，以土茯苓为主，配以金银花、白藓皮、威灵仙、甘草等，煎汤服之。据大量观察，效果颇佳。
据清宫医案专家介绍，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李光地忽又添加脾胃之病，腹泻不止，几近虚脱，康熙帝闻知，即在李光地的奏折上朱批道：．“李大学士，朕出门时并未闻脾病，近来如何？若用药，须十分小心。”
在李光地的另～份奏折上，康熙进一步下谕说：“卿年高之人，泻久自然伤元气，亦不可看得轻了。赫素处有一种木瓜膏，最能治泻，卿即传旨要来，每日不过五六钱，不论时吃一些看看。还有止泻膏药，此系外治，可以无碍用得。”为治好李光地的腹泻，康熙帝后来又朱批道：“目前土旺，脾病益加小心。调理之宜，不可少忽。况京中水苦土碱，亦该知道。凡中湿热，最难医治。”由此可见，康熙帝对脾虚泻泄的病机、用药、调理及水土环境等等，都有真知灼见，堪称内行了。在医学实践方面，康熙研究过中药药理、养身之道及人体解剖等。由于他对医学颇有研究，以致能常给臣下开方治病，并嘱咐用药的要求。
康熙帝将西医引进太医院
康熙具有经史之学的深厚基础，又颇懂中医中药，便把目光注视到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自然科学，如数学、天文学、地理学、药理学、解剖学、拉丁文、音乐理论、欧洲哲学等等。由于笃信科学，眼界开阔，康熙帝对西方医学甚为关注。
康熙40岁那年患上疟疾，中医药未能治愈，耶稣会教士洪若翰、刘应进金鸡纳霜（奎宁）后，很快治愈。为了了解这种药的药｝生，康熙帝派4员大臣试验，先令疟疾患者服用，结果取得同样好的疗效。由此，康熙帝对西洋医学产生了兴趣，立即召见了洪若翰、刘应等，并在西安门内赏赐给他们房屋，成为天主教北堂。后来，江宁织造曹寅也患了疟疾，康熙帝赐金鸡纳霜（奎宁）后，亦很灵验。
此后，康熙帝对西洋医学愈加重视，让人在京城内炼制西药，还在宫中设立实验室。在药品试制过程中，作为“九五之尊”的皇帝，他亲临观看，给予鼓励和支持。康熙帝在同西方传教士的交往中，除向西洋人传授中医基本理论及望、闻、问、切等诊断知识，介绍宫廷所藏中医书籍外，每每不忘请教西医之道，并多次降旨太医院要学点西医知识和技能。据清宫医案记载，康熙帝重用过不少懂西医的传教士，．曾任命通晓外科医术的罗怀忠为“内廷行走”，罗德先、安泰为“扈从医生”。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康熙帝派法国传教士白晋等人为钦差大臣，为宫廷物色西医人才。康熙帝还向白晋等人学习人体解剖等医学知识和各脏器的功能，以及I临床各科疾病。
并取出御库中收藏的标有周身经络的针灸铜人进行深入研究，受益匪浅。
由于康熙帝对西医的重视，西洋医学的传入、传播和影响逐渐波及到中国的上层社会，并进入太医院。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法国传教士白晋向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所作的秘密报告《康熙帝传》中说：“我们用欧洲带去的药物治愈了大量病人，其中不少是宫廷大臣，甚至还有其一驸马……”
西方传教士对康熙帝探求西医的精神表示钦佩和赞赏。法国传教士张诚在其日记中记述康熙学医的情况：“皇上在这次谈话中得知我们已经写了一些材料，放在我们书房里，他便派御前一个太监随我们去取。这份论述消化、营养、血液变化和循环的稿子，虽然尚待完成，但我们已经画出一些足以使人领会的图例。皇上仔细翻阅，特别是关于心、肺、内脏、血管等部分，他还拿起稿子与一些汉文书籍上的有关记述互相对比，认为两者颇为近似。”
对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帝来说，能够重视和学习祖国医学知识，并且加以倡导，同时还能知己之短师夷之长，学习西医知识，这是多么的开明，多么的难能可贵！遗感的是，康熙帝的这种兼容并包的科学精神，未能被他的后代继承下去。倘若，康熙之后清代皇帝都能像他这样开明开放，这样富有科学精神，近代中国的面貌可能大不一样，中华民族的命运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康熙帝还积极提倡种牛痘以预防天花——本书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专门述及。
乾隆帝崇医下令编《医宗金鉴》
康熙帝的孙子——乾隆帝，也像其祖父一样，是一个“学者型的皇帝”。
他一生“稽古右文，崇儒兴学”，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作为中国历代皇帝的“长寿冠军”，乾隆帝深谙中医基本理论，尤其深谙中医的养生之道。他在总结自己的养生经验时认为：“节饮食，慎起居，实却病之良方也”，“凡人饮食之类，当各择其宜于身者，所好之物不可多食。”
节饮食，慎起居，是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强调的养生原则，乾隆能说这些话，说明他深谙医理。乾隆又说：“老年人饮食宜淡薄，每兼蔬菜食之则少病，于身有益。所以农夫身体强壮，至老犹健者，皆此故也。”淡薄饮食，兼蔬菜食，也是重要的养生原则，现今尤为提倡。
乾隆帝尤其重视中医药学的整理和编纂。在他主持编纂的大部头类书《四库全书》中，收录的有关医药学的著作达96部，1743卷，存目94部，681卷，附录6部，25卷。如果说，《四库全书》是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那么收集在《四库全书》里的大量医学著作则是祖国医学书籍的集大成者。
清政府编纂、乾隆帝赐名的大型医学丛书《医宗金鉴》，更是乾隆帝对祖国医学的一大贡献。
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清政府颁诏，由太医院御医吴谦、刘裕铎主编有史以来最大的综合性医学丛书《医宗金鉴》。有关史料记载道：“乾隆中，敕编医书，太医院使钱斗保请发内府藏书，并徵集天下家藏秘籍，及世传经验良方，分门聚类，删其驳杂，采其精粹，发其馀蕴，补其未备，为书二部。小而约者，以为初学诵读；大而博者，以为学成参考。既而徵书之令中止，议专编一书，期速成，命谦及同官刘裕铎为总修官。”著名御医吴谦、刘裕铎被任命为总修官，历时5年完成，乾隆帝亲自赐名为《医宗金鉴》。
《医宗金鉴》全书长达90卷，共15种，内容涵盖了清以前中医的基本理论和临床各科的著述成果，是我国综合医书最完备又最简要的一种。因其内容简要，编次清晰，图文并茂，并有歌诀，便于记忆，切合临床实用，不仅成为太医院的教科书，“使为师者必由是而教，为弟子者必由是而学”。该书对后世影响深远，成为医家必宗之圭臬。
探索乾隆帝的健康和长寿的原因，清宫医案专家认为，作为清代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乾隆不仅为当时中国人民的休养生息、生产发展和人口繁衍，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而且他还是中国养生保健的系统实践者。他成功地将体育运动、心理卫生、饮食调节与药饵补益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了养生学很高的境界。他的健康长寿，无疑是他同他的祖父玄烨共同缔造“康乾盛世”的基础。
光绪久病成“良医“，溥仪从小读医书
“康乾盛世”不久之后，由于教民起义，外敌入侵，大清王朝开始由盛转衰，皇帝们的健康状况似乎也一代不如一代。在这种内忧外患、国将不国的情况下，江山社稷难保，皇帝们的智力和体力皆大不如其前任，内外交困，心力交瘁，焦头烂额，更谈不到对医学的学习和掌握。但具有维新求变思想的光绪帝却是例外。
据清宫医案记载，光绪自幼体弱多病，病势缠绵，症状复杂，久治不愈。因此，他从小离不开医生和医药。“久病成良医”，在同病魔不断的斗争中，光绪便掌握了不少医学知识。从清宫医案看，光绪帝自己在御医的处方上改方更药的现象甚多，而且都比较符合中医的理法方药。光绪帝还经常指示御医按照自己拟的方案用药，太医不敢不遵守。当然，这种局面与光绪帝颇知医理有关，如果不懂药性和医理，即使皇帝也断然不敢改方更药的，御医们也不敢听之任之。
据说，慈禧太后也颇知医懂药。她有病时叫太医进宫诊病，在太医的处方上改方更药更是家常便饭。即使没病时，她也叫太医“请平安脉”。她特别高兴的时候，还把太医叫来背诗，猜灯谜。在这种场合，医术再高明的太医也只能逢场作戏，绝不敢忘乎所以。故在历史上，太医难当，官运亨通的太医更是寥寥无几。
末代皇帝溥仪也很懂中医。据当代著名老中医岳美中教授回忆，清朝不少皇帝如康熙、雍正、乾隆、光绪等都懂医学，有些方面还知之甚多。
上世纪60年代初，已成为平民的溥仪偕夫人李淑贤到岳美中家求医，并表示对医学很感兴趣。溥仪在多次请诊之余，曾就中医之学理与用药之经验，结合其病情，同岳美中均有所讨论。岳美中还说，1962年他受命赴印度尼西亚为苏加诺总统治疗泌尿系结石病，归国时，溥仪曾来看他，并赠以所著之《我的前半生》，其书中也谈到不少医学问题。这些，说明溥仪对医学确有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