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催人泪下之功
人往往会遇到超愿望实现的事。《夺命》使人看了落泪，在动手写作它的时候，我觉得这神话般的事是不可能发生的，可现在竟成了活生生的事实。我也碰到了超愿望实现的事。
陈某是我的中学同学。他那时比我高两个年级，年龄比我大几岁，后来我就不呼他的名字，总是以哥哥相称，也总是不叫他夫人的名字，而以嫂子相称。他如今和嫂子住在北京市通州区五夷小区一幢小楼的单元房子里。这天我打电话到他家，查问一下我寄给他们的《夺命》是否收到了。第一次没人接，我又打了一次还是没人接。第三次有人接了，是嫂子。我问他们上哪儿去了，怎么没有人接电话。她说陈哥去户外散步了，她自己关在房间里读我的《夺命》，隔得远，听不见电话铃声响。我说：“让你饱受阅读之苦，真不好意思，小弟我向你致诚挚的歉意。”“你总是爱逗乐。我已哭了好多回了，刚才又哭了一回，此刻脸上还有泪痕，两个眼圈是红的，只是你看不见罢了。也笑过不少回。我是时而哭时而笑地读着你的书的。陈哥也急着要享受，催着我抓紧读。”“该不是编造的吧！”“你脑子里留下过这样记忆吗？”“倒是没有。”“那不就得了。嫂子从来和你是一是一二是二的，请相信，这回又是个一是一二是二。”
女人心软心善心慈，富于情感，喜欢用流眼泪的方式将其表达出来。嫂子是女人，她读《夺命》流眼泪，我以为不足以说明问题，至少不足以说明多大的问题。读《夺命》而流眼泪，她怕是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个人，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而已。
可是，一个女士传递过来的一则信息使我不能不进行再思考再认识。一天中午，我请这位女士在北京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饭馆吃饭，主要是为了说说话，也是为了商谈一点儿事。
席间自然都发言，她还说到我的一个如今住在解放军报社的大学同学。多次向她谈到《夺命》。这位同学曾告诉她，读《夺命》时自己曾经流了泪。女士的这话没有理由怀疑为伪造，怀疑为假传。同样没有理由怀疑同学的话是一种虚伪之辞，违心之言，因为他是当着第三者的面说的。坦率地说，我着实激动得不行，高兴得不行。这个同学是一位男人，是部队的高级军官。他很有水平，很稳重，在任何场合说话都是很讲分寸、很到位的。他能对《夺命》出此言，我心里觉得踏实多了。
从此我经常发这样的感慨：人间是奇妙的，世事有时是无从琢磨的，冥冥之中似乎有个什么力量在起着作用，你想得到时却得不到，你不想得到时反而得到了，多么的有意思啊。我到上海上学时，一位上海的同学说，解放前有钱人家的太太、小姐最喜欢的一种消遣方式是，吃完饭后怀揣几块手帕，买一张悲剧的电影票或者悲剧的戏剧、戏曲的票，观看悲剧的电影和戏剧、戏曲。看完了，钱花了，泪流了，心伤了，所带的手帕全湿透了，她们却很高兴，觉得这是最好的一种享受，下次、下下次还会去。经同学这么一说，我就对悲剧的电影和戏剧、戏曲等文学艺术的东西有了好感。读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奥赛罗》和曹禺的《雷雨》等中外的文学作品之后，居然萌发起要当专写悲剧性文学作品的作家的念头。那时年轻气盛，想当的“家”多着呢，想过当诗人，想过当小说家，还想过当散文家。此时想当这个“家”，彼刻想当那个“家”。后来，有一个党员、系领导成员之一的老师当着我和另外许多同学的面宣传道，当作家，当文学家，不是你想不想当的问题，而是组织上让不让你当的问题。组织上让你当，你就能当成；组织上不让你当你就当不成，一切要听从组织的安排，服从组织的决定。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符合实际，便不再想当悲剧作家写悲剧作品了，而是该干嘛就干嘛了。加上我体内根本就没有悲剧作家的细胞，多的是吞噬好细胞的癌细胞，所以便没有文学作品的产出，自然也谈不上有催人泪下的悲剧作品问世了。现在我竟有了一本叫人看了流泪的《夺命》。我该感谢我的中晚期胃癌，没有它，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我虽是乐观对待我的疾病的，但说《夺命》是用泪水用苦涩浸泡出来的，不见得就不妥吧。以如此惨重的付出，才得以部分地实现我多年前的一种愿望，这恐怕是命运的一种安排。
招来好的评价
近些日子每当想起我单位的A君，我就有失望的感觉，心里就滚动来滚动去地滚动着这样的话：“他原来不是这样的人呀，怎么现在也学会说谎了，世风不抓不行，文明建设不搞不行。”是这么回事。有一天，我去我单位图书馆借书碰到他时对他说，《夺命》很快就要印出来了，到时候一定赠他一本，请他指正。他一副激动、兴奋的神情：“一定抓紧拜读，一定立即向你谈读后感。你不送给别人却要送给我，送给我送对了，我会成为令你满意的好读者。”他得到书后，又和我见了几次面，并交谈，硬是没有一句话是关于《夺命》的。我断定他“关”了《夺命》的“禁闭”，他在让《夺命》受尘封之苦。他或许是忙，可并没有升任为国家总理、总书记呀，手下就那么几个人马呀，能忙到哪儿去呢！莫非他被“污染”上了。现在有这样的一种人，为数似乎不少。他答应帮你办这件事办那件事，那热情之火大有能把你烧焦之势。可是到了兑现的时候才辨清那是天桥的把式——只说不练的。这种人还混得不赖。我对他们不感兴趣。我告诫、提醒我的儿女们，和“甜嘴皮”的人不要多交、深交，更不要做那样的人。人嘛，还是要凭真本事吃饭，哪能凭一张甜嘴吃饭。那样的人，饭尽管吃得不错，却不值得羡慕，因为他们行为的本身证明了他们的低能。A君是不是已以为凭一张甜嘴的活法是一种轻松的活法而效尤起来了呢，也很难说，但愿不是如此。
讲着曹操曹操就到。A君终于打来了电话，把《夺命》大大地褒奖了一番，并且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来情绪，想到哪里说到哪里，肚子里存着的好词、好话拼命朝外搬，不讲究还有个“边”、“线”的问题，甚至这样骇人听闻的评语都有了：“我看《夺命》可进入‘珍藏本’行列，应出‘珍藏本’的《夺命》。近年来，我还是读了许多的书，《夺命》是我读到的最好的书之一，至少算是有限的最好中之一。”“你的嗓子有些嘶哑（其实他说话的声音很正常，我是故意要这样说的）。”“我说话的声音不是挺好的吗，你怎么有嘶哑的感觉。”“我感觉得出你说话的声音不对，嗓子出了问题，怀疑你是感冒了，要么你摸摸自己的前额，看看烫不烫手。”“我不用摸，摸了也是个温度正常。我无异常反应，怎么可能竟是患了感冒了。”“那就不好解释了，不感冒，不发烧，你怎么胡话连天，居然尚有‘珍藏本’一说。简直是朝死处‘捧’，反倒引起我怀疑你居心不良。你是要使我‘浮肿’、‘膨胀’，使我有‘病态’反应，引起他人笑话我，你也跟着他人笑话我。明确告诉你，我才不上你这个当呢！”“你这不是六月天里杀窦娥——冤案一桩吗！我是发自内心的，且认为并无不当之处，你当然可以有你自己的定见，那是你的事，你的权利，可你得尊重我的人权呀，保护我的人权呀。”“什么呀，你的‘标价’也太高了，你没有发烧，我听了可直发冷，呈现强烈的感冒症状。不过，我还是要领你的情，无论怎么说，你用你的行动向我再次证明你是我的好朋友。有朋友关心、爱护、鼓励，不亦乐乎。”
像A君如此这般地抬举《夺命》的，在我的亲友和熟人中不乏其人，有的甚至比A君更“恶作剧”，讲的话比A君的还要过头。他们和A君一样，都是出自好心好意。我当然不把他们的话写进我的这本书里。我不以为那些话是对《夺命》身价的公正、准确的反应。我知道我的“膘”有多“厚”。我也曾通过察颜观色的办法“秤”出自己的“重”。《夺命》出来后不久，我收到了人民文学杂志社寄来的一份人民文学创作培训（函授）班2002年招生简章，要我加入这个班，接受创作培训。
他们对我的界定是恰如其分的，我虽已年过花甲，但就写作能力而言，由于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原因，我只“发育成长”为一个需要进写作培训班培训的人，还没有成为一个成熟了的写作的人，更不要说已成了一个写作好手。那么好了，一个还没有真正摸清写作究竟有几条弯、几道坎的人，能写出“珍藏本”类的东西来吗？造“二踢脚”爆竹的人叫他造洲际火箭行不行？
当然不行。打铁锹、锄头的人叫他打航空母舰行不行，当然不行。
不要说“珍藏本”及“珍藏本”类的用词了，就是“《生命的留言》的姐妹篇”的用词细想起来也失之偏颇，也应该算是对《夺命》厚爱有点儿过了头的一种体现。《解放军健康》杂志2001年第4期和《军医信息报》2001年4月3日版上均载文称，《夺命》堪称陆幼青写的《生命的留言》的姐妹篇。其实不然，与《生命的留言》相比，《夺命》是逊色些的，也可以说逊色得多了。我手头有一本《生命的留言》。我认真地读过了。陆幼青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舞文弄墨而言，他可是正宗的科班出身。他又生长在知识爆炸的年代，脑子里新事物、新概念的蕴藏相当丰富。好功底决定了他能写出好文章。我读《生命的留言》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新，新思想、新观点、新语言。他的大作使我茅塞顿开，获益匪浅。他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写的，却要保证“定量供应”，难以甚至无法“精雕细刻”，不然的话，《生命的留言》的精采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他实在高明，我自愧弗如，对他肃然起敬。我没有资格和陆幼青这样的高手坐在同一条板凳上。
我一直写着和编撰着文章和书，而且还是有一定公开发表数量的。我的东西都是在社会公认的发表线上晃荡的。
《夺命》是一本略高于社会公认的发表线的读物，是一本稍稍像样的书。这样的说法与其说是“自产”的，还不如说是从“上帝”那儿讨来的。因为从《夺命》出版发行之后，我所得到的信息反馈看，它在如下几个层次人们心目中的位置是不低的，对它的评价是好的：
在癌症患者及其家属中算是吃得开
我的一个曾在一家出版社当过领导的朋友，看了我赠给他的《夺命》之后，很肯定地对我说：你的书会有个好的销售量，再版的可能性很大。当然，最愿意为它掏口袋的还是癌症患者及其家属。朋友懂行，我当然不敢跟他搞“独立思考”、“不敢苟同”之类，只好对他说：“但愿如此！”事实果然如此，《夺命》是个癌症患者及其亲属、友人的抢手货。我曾答应和我同住一个院的也患有胃癌的熟人，我的《夺命》成书后一定赠给他1本。后来我把这事给忘了。一天，他向我兴师问罪：“我已看了北京电视台拍摄的电视片，知道你的书已经出来了，可我还未拿到书，你可是亲口许诺要赠我一本的呀！”我忙向他道歉，立即满足了他的要求。曾有几个在北京的大学同学打电话要我给他们在京外患有癌症的亲友寄书去，我也都一一照办。也曾有几个我单位的同事为他们的患有癌症的亲友而登门索书，我自然也是有求必应，慷慨予之。一家杂志社的记者采访我时表示，不仅她本人想得到1本我的书，还想为她的一位亲戚得到1本，我同样没有使她失望。在上海《东方电视台》播出介绍我与我的《夺命》的电视节目后的那些日子里，我家的电话铃声响个不断，老有上海的患有癌症的病人或其家属不惜花“巨资”打来长途，希望我寄去《夺命》，我又是二话不说，频繁地和住地附近的邮局打交道。我跟我的儿子、女儿开玩笑：“爸爸很荣幸。《夺命》快成了馈赠癌症病人及其家属的厚礼、名品了。”
除了这一块之外，还有不少非癌症病人也向我要书，我也主动地赠送了一些书，加起来数量可不小。好在我占有的书多，否则，我这个“经销点”早出现了“脱销”现象了。直到现在仍有人向我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