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后来有时叫他真实的名字，有时叫他“契诃夫”。“契诃夫”在信中又写下了关于《夺命》的这样几段话：“昨天我一口气看完了你这本书，心情十分激动，作为一个老同学，我为你感到骄傲！”“你出这本书，真是修了大德了。不但使癌症病人能从中得到鼓舞，其他读者也能从中得到启发和激励，加强他们对生活的热爱。”“比起你对疾病、对生活的积极态度，我就差远了。我身怀一条破气管，它从不安生，时时作祟。有时折腾得我够呛。退休后我曾两次休克，差点儿给不怎么精采的生命画了句号。于是，我就以病人自居，除帮我们部门学刊改改稿件外，很少有所作为。看了你的书，只能喊声惭愧。正因为自己受过病魔折磨，享过个中滋味，更从心底佩服你。老兄，你真是好样的！”
在接到这位同学的信不久后，我又接到了一位曾在铁道部下属某出版社任社长、复旦大学新闻系同学的一封信，在谈及《夺命》的读后感时，他是这样写的：“谢谢你寄来《夺命》，我看完了，很受感动，很为有这样一位同学而自豪。下次同学聚会时，我建议你给大家好好讲讲，都这个年纪了，做一点如何面对疾病的思想准备，是一种很现实的需要，你的不幸和奋斗，会使同学们深受教育的，至少对我是如此。”
其他在京的许多大学同学在与我通话或与我面对面地交谈时，说及《夺命》也有过“感动”、“激动”的字眼出现。我的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同学是什么一个概念呢？除我之外，即使不能算人尖子，也绝不是等闲之辈。我们是公元1957年进的复旦大学新闻系，那一年进这个系之难能不能加一个“最”字我把握性不大，但我敢肯定可以加一个“很”字。没有一点儿实力，没有一个发达的大脑皮层，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那道门槛儿，你只有站在一边欣赏的份儿。我不用做调查，他们工作后肯定一个个都成了本单位的业务骨干。经过多年的磨练，肯定一个个都成了文章的写家和识家。所以，他们对《夺命》的反应是格外使我高兴的，甚至可用“受宠若惊”来形容。
我在京的大学同学并不只玩嘴，他们还对我进行实际的帮助。比如，他们把《夺命》引荐给了一些媒体，这些媒体也进行了宣传报道，进一步提高了《夺命》的知名度。可是，在我以前的情感世界里还存在着“娃娃情”和“成人情”的东西，实在对不住人得很哪。
渐渐地我怕被愚弄的心理负担减轻了些，因为除了我的大学同学之外，不少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也不断地向我传递信息，反映他们也同样受到了《夺命》的震撼。我有了这样的思考：我自信我为人还算善良、纯真，劣迹虽也有，尚不能冠以“罄竹难书”4个字，同学们跟我过不去，素不相识的人干嘛也跟我过不去呀；一个人、几个人、少数人跟我作对，干嘛是人都跟我作对呀。想人想事应往好的积极方面想，多疑是不可取的。于是，我相信又一些人跟我讲读《夺命》受到感动和感召的话，是一种可信度高的话，一种真情实感流露的话，所以我愿意记录下来。
某日下午3点钟，我正在由我家通往我们干休所活动站的一条弯曲小路上走着，也正由我侧面的一条弯曲小路向活动站走着的闵老兄向我招手，示意我等候他一下，我只得收住脚步。他三步并作两步地快速赶到我的面前，笑嘻嘻地对我说：“今天上午我看了《北京电视台》的《北京您早》栏目播放介绍你和你写的《夺命》一书的电视片了。你送给我的《夺命》一书我刚看了一半就被老伴夺走了，她要先睹为快。她已看完了，说是很受感动。她批评我说‘你看人家老顾……’“我老顾有什么好看的呀！”“不讲你自然不知道，我是一位海军的干部，现在是随老婆的军，住进了你们总后的干休所的。我四十几岁不到五十岁时患了腿疾，被处理转业到地方，有些想不通，情绪一直起不来，不免有些缺劲头儿。你行，患癌后照样折腾，不要说别的，《夺命》这本书可是你为社会干的一件大好事。你棋下得好，而且那么投入，那么忘情，从你下棋时的表现看，看不出你和健康人有什么区别，要不是看了电视、看了书，怎么也不会觉得出你是个癌症病人，而且是个中晚期癌症病人。看来人需要有坚强的意志，正常情况下需要，受挫折的情况下更需要。你意志坚强，值得我学习，我老婆也要我好好向你学着点。”“学别的谈不上，要说向我学象棋，恐怕够你学三月两个月的，也许还得比这时间要长。别小看我现在这破棋艺，花的时间的成本可大了，你不在时间上多投点资，想达到我的水平，我看难。怎么样，今天先学几盘再说呀。”“对，今天先学几盘再说。”
又是一个长途电话。这些日子长途电话多，上海的尤其多。这回果然又是上海来的。对方是一位女性，四十几岁，患胃癌不久。她前些日子曾来过一次电话，那时她情绪非常糟，调子相当低沉。她告诉我，她姓李，是一位会计，一个要强的人，干起活来是个拼命三郎。在班上从未因工作问题而招来非议。可是患癌症后，单位领导的态度突然来了个“向后转”，她很苦恼，很伤心，很悲观，觉得活着没有意思，想以死一了百了。我劝她千万别再这样想了，如果真的死了能说明她什么。
我得了胃癌不还活着吗，并且觉得活得也算滋润。她说她正因为看了《东方电视台》关于我的事迹的报道，知道我的想法和做法与她不一样，才找我要《夺命》的书看，想从中得到启迪和帮助。打完电话后，我一时平静不下来，胡琢磨开了：她说的“向后转”是不是指的要她下岗或提前退休？如果确是如此，她的单位领导算是缺了大德了，等于是从悬崖上把人家往崖下推。我并不承认我的猜想纯属无稽之谈，就在我的身边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某单位的一位女同志，40岁时患有胃癌，动了切除手术。病后不久，部门领导有意让她退休，她不甘心，便紧张地开展了自己救自己的救援行动，找有关单位、有关领导申述不该让自己退休的理由。经过斡旋，终于使有意让她退休的领导改变了主意。她后来在和我的一次谈话中说，如果当时退休了，说不定她早已因抑郁而死。因为有过一次通话，当我知道是李女士打来的电话后，不等她开口便先向她发问：“寄给你的《夺命》收到了吗？你现在的感觉如何呀？”“已经收到了，正在抓紧读，已经读了不少章了。现在认识有了改变，觉得想死容易，想生难，癌症患者想生更难，更需要坚强的意志，勇敢无畏的精神，顽强的毅力，豁达乐观的心绪，科学的态度，但也正因为想生难，才能更好地显示一个人的人生价值。我打电话给你就是为感谢你送给我一本很好的书。等我全部读完后将写信给你详细地谈谈我的感受。再次向你表示谢谢！”“谢什么呀，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能为你战胜癌症出一点儿微薄之力是我应该做的事，也是最使我高兴的事。不想死，这就对了。就该想活，想多活。”
该这位走运，我已看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节目，正打算完成我每天的“必修课”——去楼下运动运动，锻炼身体，现在我已迈出了家门，顺着楼梯走了几级，我家里的电话铃声响了，迟响10秒钟我可能就听不见了，这位打电话的人打得多么是时候呀。原来是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一位中学女同学打来的。她开宗明义一上来就切入主题：“你的《夺命》大作我已经读完了……”“得罪你，请你暂时停住，让我先发言。在北京的中学同学相聚时，我虽开玩笑‘荤’的‘素’的一齐上，正经、安分的时候不多，可我在你的心中不失为一个纯朴、老实、善良的人，这话是你亲口对我说过的，你大概没有遗忘吧。”“记得清楚着啦！没有忘呀！”“可是你对一个你自认为是纯朴、老实、善良的人开涮，就不觉得残忍、狠毒了点吗？！”“你的话我听不明白，请解释。”“你收到书时，曾经打过电话告诉过我，现在你就打电话说已经看完了，上一个电话和这一个电话的时间间隔才多长呀！”“怕不怕加班加点、抽空拔闲呀！”“这么说，果真看完了！”“而且感慨颇多，要不要听？”“极有可能有讨我欢心的内容，即使是没有一点内容的，我也要听，因为是你的声音，而不是别的女士的声音。”“这是为什么？”“等你发完感慨之后告诉你。”“书我确实读完了。我也曾动过大手术，生过重病，饱受苦难和愁怨，所以读来倍感亲切，激动不已。《夺命》倾诉的是你内心的蕴藏，似乎也在倾诉着我那时的蕴藏；你在说着今天的你，似乎也在替我说着旧时的我……”“得罪你，我再次请你暂停。你不是有个女儿在美国吗，你不是经常去美国探亲吗，我问你，你在美国见到中国人时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很亲切，很高兴，就像在北京见到安徽人一样，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一句话，感觉相当不错。”“可不可以说，你读《夺命》的感觉和你在美国见到中国人、在北京见到安徽人的感觉属于一种类型的，仅此而已。或者可不可以这样说，你读《夺命》后的反应只是一种共鸣效应。”“有相同的一面，但绝非完全的一样。我是刚合上《夺命》就给你打电话的，骚动、激越在发挥着主导作用。我想，只有在我进行了冷思考之后我能深些透些条理些数说出它对我做出的支付，但这是需要时间的。你等着吧，我会再给你致电的。”
起床后去盥洗间洗漱路过大厅时，一眼就瞅见放在桌子上的写有“给‘检查官’打电话”7个字的那张小纸条。小纸条是我昨天晚上放在桌子上的。多年来，我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将我要办的事写在纸条上，放在家中显眼的地方，帮助我记忆，以免遗忘。是该给“检查官”打电话了。“检查官”并不是实在意义上的检查官，是我“任命”的。迄今为止，“检查官”本人并不知道她自己还有这样一个名字或者说绰号。“检查官”是兵器工业部老干部局的一位干部，一个很有孝心的女士。“检查官”在看了北京电视台的《北京您早》的节目中播放了关于我抗癌情况的电视片后，立即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她在乡下的父亲也患胃癌不久，父亲和母亲情绪都很低落，母亲因此染上了抑郁症，所以她打算立即回乡下去，接父母亲来北京，然后领着他们登门求我向他们面授抗癌机宜。我和她商量：“我的抗癌的东西全部‘塞’到《夺命》里去了，‘落’下在大脑里、肚子里的，实在没什么新玩意儿了，要我讲确实讲不出新鲜的。《夺命》已在王府井新华书店和西单图书商城上市了，你不妨辛苦一趟买1本来，给乡下的老人寄去，如果他们看了书后仍觉得有必要与我面对面地交流，你就打电话告诉我，我一定热烈欢迎，亲切接待，竭力满足要求，如何？”几日以后我打电话询问她是怎样决策的。她回答说她的手头已有了《夺命》，但她并不急于立即就寄出，她得先看一遍，检测一下可否寄给他们，然后再作道理。我因此才给她起了个“检查官”的名字。我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就是要搞清“检查官”“检测”完毕了没有。上午8点钟刚过，我就拨通了她办公室的电话。听到是我的声音后，她认定她已明白了我想知道什么，便不等我开口先就说了起来：“书我已寄出了。”“考虑成熟了？”“对，考虑成熟了。你的书首先感动了我。被你的乐观主义感动了，被你的正确的人生观和生死观感动了，被你的从不言败、顽强拼搏精神感动了。书中没有眼泪、呻吟、哀叹，充盈着的是呐喊、欢歌和笑语，我甚至怀疑它是出自一个癌症患者而且是中晚期癌症患者之手。我从中获得了坚强、毅力和力量。
我从你的胜利中看到了我父亲的光明前景。我的感觉是良好的，我想他们看了也会产生像我一样的良好感觉，对治疗父亲的病，对振作起母亲的精神会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我就把书寄给了他们。”
前些年，东北某省的一家出版社要我给他们编着一本书。
一位女编辑室主任找我谈的，后来我们签订了出书合同。我按时完成了任务，把稿子寄给了他们。在他们那儿搁了浅，而且搁浅的时间真不算短。我和主任已是老朋友，承她的情，她还尊我为老师，《夺命》出来了，当然要寄给她一本。寄书时，我附上了一封信，里面表示了我要求他们最好能把那本书早点推向社会的愿望。不久，她回了我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两段话：“面对贵作，面对您的来信，我真真切切地感到惭愧。虽然我并没想偷懒，拖延您的书，但是，面对《夺命》，我真感觉到自己努力不够。对您，我的内心充满歉意。”“今年的工作依然极其繁重，但我一定尽力去完成所有任务，第一位的，就是您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