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拴住”人
《夺命》出版后，我给不少的亲戚朋友和熟人分别都寄了1本。做了友情的表示，完成了又一次交往，我就心安理得了，没有多去考虑《夺命》的命运。就好像嫁女儿，历尽艰辛，搭进去了许多物质和精神的东西，慷慨地让她去了婆家，算是对得起一双亲家外加女婿，也就够意思的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是人家的人了，在人家那边过得怎么样，女婿和公婆待她怎么样，看法如何，评价如何，遭遇如何，就别多操心瞎烦神了，管那么多干什么。我不曾想过《夺命》还算给我争了气。一位朋友在电话上给我谈《夺命》的读后感，从声音里觉得出他的情绪不无激动：现在我正读着你的书，写得挺不错。
我的阅读兴趣很浓。多年来我读此类书很少发生过这种现象。阅读使我忘记了抽烟，今天下午已经读了几个小时了，一支烟还不曾抽过，只想一页接一页地读下去，记不起抽烟的事了，也舍不得把工夫耽搁在拿烟、点烟上，要是干别的事，怕早已有几支烟被灰飞烟灭了。我是抽了大量的烟才抽出一本《夺命》来的，浸透了烟气的《夺命》，被别人读着时倒有了“戒烟”的功能，这种由精神变物质，再由物质变精神的过程倒很奇妙，令我喜悦和欣慰。
就在这事发生不久，《夺命》的责任编辑周晓洲同志向我贡献了一个《夺命》蛮有人缘的故事。《夺命》的小样出现在人民军医出版社校对组办公室的桌子上时，一位年轻的校对员顺手拿来随便看看，一看就被“粘”住放不下，丢不掉，自己不断地命令自己继续朝下看，看完了这页看那页，看完了那页再看下一页，一页一页不间断地看，直到一口气看完为止。年轻的校对员告诉周编辑，他从事校对工作的时间不算短，拿起1本书的小样读了个开头，然后就兴味很浓地读到末尾的现象还不曾有过，这还是第一次。年轻的校对员长时间地“泡”在书的小样氛围中，对小样的“胃口”应该是不怎么好的，就像一个厨师，由于长时间地“泡”在锅灶间，忙碌着烹调着，轮到他自己开饭时，一般地讲对眼前的饭菜是食欲不大的，他是被熏饱了，而他对《夺命》的小样能做到这样，作为《夺命》的作者，我是深受感动的，我谢谢他。
《夺命》能“拴住”人的事例还有很多。我打电话给一位朋友询问一件事，他拿起话筒听声音知道是我后，也不问我找他有何贵干，登三宝殿干嘛来了，而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吐为快：“收到你寄来的书后，我有时间就看，白天看，晚上加班看，接你电话的前几分钟刚好看完。挺有魅力，挺引人入胜，谢谢你给我一本我爱读的书。”他的话当然使我受到鼓舞，受到鼓舞更大的是，在京工作的我的中学同学——高级工程师马女士的电话。她告诉我说，她已从头到尾将《夺命》读了2遍，而我很清楚，她得到《夺命》的时间只有1周多点。
像往日一样，在看完了每天必看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节目之后，我想到今晚有热水供应，便跨入浴缸中享受热水浴给我带来的舒展和轻松。突然，客厅内的电话铃声响了。瞧人家选择的时间多棒，不早不迟地在我原形毕露、丑态百出的时候让我接电话。为了不使打电话人失望，我就勇敢地当一回“出水芙蓉”，跃出水缸跑到大厅内拿起了听筒，原来是我的解放军报社的一位老同事、老同学打来的。他说他这几天一直在读《夺命》，现在已经读完了。他已推荐给他的夫人读，并准备推荐给在军报工作的我认识的一些人读。他动员我也向在京的和在京外工作的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老同学分别寄去一本，让他们也奇文共欣赏一番。接着，他发表了长篇读后感，大谈《夺命》可爱可读之处。他滔滔不绝，越说越动情。我不能不向他亮“红灯”了。一是我身上的水将一大块水泥地滴湿了，还在继续往下滴，万一渗到楼下去，人家向我提出抗议并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我可不是脑子灵的尽出了门——傻子当了家了吗！二是刚才忘了关客厅里的壁灯，要是对面楼上住的人借着灯光看到我这副无遮无拦一览无余的“光辉”形象后，到干休所领导那儿告发我不顾影响肆无忌惮地耍流氓，接下去的日子我还过不过呀。我对他说，我刚从浴缸里出来，衣服未穿够，得加点衣服，请他稍等。
当我穿好衣二番回来后，他又说了很长的时间。他曾是一位解放军报社的领导，无疑属业内人士，他对《夺命》的读兴如此之浓，还加了许多好的评语，说老实话我是很在乎的、很兴奋的。
那一阵子，解放军报社成了我的“兴奋源”，不断发生使我兴奋的事。有一次，我去一位老上级、作家、诗人家里去办事。
攀谈之间，他主动告诉了我这样一件事。他的夫人听他说《夺命》读起来有味道就也拿过去读，她出发去东南亚某国工作时还没有读完，但她舍不得等到1年后从国外回来再接着读，便将《夺命》塞进了旅行箱，带着出了国，等到了那边抽空接着读。我听他说时未动声色，内心却是无比的激动。这使我想起一件往事。那还是我在解放军报社时事处工作时，有一天我听说上面要求我们处派一名编辑随同某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某国。那时军报编辑、记者出国基本上是论资排辈的，先挑职务高、级别高的出去，下次轮着职务、级别稍低的出去；再下一次轮着职务、级别更低的出去，井然有序，很少发生紊乱现象。我们处比我职务、级别高的都轮过了，这次该轮着我了，我的洋荤是开定了。结果是我空喜欢了一场，成行的不是我，而是一位比我年龄小、职务级别不比我高、刚调到军报不几天的小伙子。我窝了很长时间的火，在心里直叫屈：怎么轮到我这儿就变了风向，改了皇历了呢！怎么就实行起“年轻化”来了呢！冷静下来一想，我心服口服了：一是那位小伙子可能是有背景的人物，自然要让他去；二是我当时的老婆（现在的前妻）可能因为儿时一件事被内定为有海外关系的人，我是她的丈夫，她享受的“待遇”我自然有义务与她分享，因此，我就可能成了内定的社会关系复杂、不够出国资格的一种类型的人。
要出国吗，倒是可以，但要等到下一辈子研究解决。直到现在，我的历史上的出国这一块一直是个空白；从感性的角度讲，我搞不清外国是怎么回事。一辈子未出过国，我当然是遗憾的，可是今日我失衡已久的心理得以调节：我虽未出过国，我写的书却到过东南亚了。我的书出国和我的人出国岂不是一码事吗。我想，我应该有资格、有资本有朝一日向我的孙子阿Q主义一番：说爷爷没出过国是不对的。说得准确一点，差别仅只是爷爷的书出了国，而不是爷爷本人出了国。
《夺命》现在人五人六地“活着”，未遭“流产”、“夭折”的厄运，就是因为它有能“拴住”人的特点，或者叫它的“长处”、“优势”。当《夺命》刚会“胎动”时，我就分别请教了几个在出版社搞出版发行工作的朋友、熟人，我说我正在写《夺命》的书，请他们帮忙测一卦，命运如何，前景如何。他们的话语不同，但意思都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似乎不差分毫：现在是市场经济，全国的出版社很多，但至今仍未见有一家出版社登广告或挂牌子说，它是特别喜欢干蚀本的交易的。全国有13亿人口，癌症病人所占比例才多大，你的书是写给癌症患者看的，不要讲复杂的、高深的，单用形式逻辑的方法一推理就可推理出你的书不好销。如果出版的话，能保本就该感谢上帝了，十有八九是牵着母牛上配种站——“倒贴”。因此，你拿了书稿去出版社找领导找编辑，人家肯定给你玩拨浪鼓——左右摇头。他们的话凉了我的脊梁，未能凉得了我的心，我照写不误：反正退休在家，时间有的是，不花白不花。花纸、笔、墨水的钱也不多，完全不在话下。既然题目都讨人厌，用手写的、多处改动的简直可以用“乱七八糟”几个字来形容的那二三十万字的稿子更令人深恶痛绝。我当然不能见出版社的门坎就跨，见出版社的编辑就呈上稿子，那不是正经办事，纯粹是瞎掰。我把稿子交给了我的好朋友、人民军医出版社的周编辑，他是不是会“点头”，我没有这个底数，但我敢肯定，他会耐着性子认真负责地读完它的。不出我的所料，周编辑上班时间看，下班回家后也看，双休日放弃休息也看，很快就看完了，并且被感动得不轻，他的一些赞语令我实在无法通过我的口说出来，用我的笔记录在这本书里，我只能得罪周编辑了，得罪读者们了，这种“污”我不“贪”能行吗！他告诉我，他的那道编辑关算是顺利通过了，他已把书稿交给了主编，并进行了大力的推举，估计他们主编那道关也能过。在出版社领导第一次集体研究讨论《夺命》书稿的处理意见时，不赞成出版的超过了半数，问题果然出在业内人士曾谈及的销路上，担心出了书没人买，赔了夫人又折兵。就在这关系着《夺命》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周编辑找了未投赞同票的编辑室张建平主任，鼓动张主任读一下书稿，说是读完了书稿，他一定会改变主意。张主任阅读后，真还有点儿爱不释手之感，觉得把它推向社会绝非是一种愚蠢的选择。在社领导重议《夺命》书稿时，张主任投了赞成票，使赞成票超过了半数。张建平主任在参加北京电视台《金色时光》节目制作时，向主持人向观众愉快地回忆了他这一转变过程。
从有第一个字到成为一本书，我读《夺命》无数次，但哪一次都未使我有过枯燥、难熬、压迫之感，而总是要使我读出许多激动来，使我血管里的血液一次又一次地加快运转起来，兴奋情绪达到不能自制的程度，因而也就使我始终保持着津津有味的快感。一个写过一些书或文章的人，一般地讲，是能分辨出那些东西的高低的，觉得出他的那些东西的好坏的。我也还有一些文化产品。我以前读我的那些东西时，从未像这次那样快活过。我读完了《夺命》的二校样后对我的儿子说：“《夺命》我已读过多次了，每次只要读就愿意读下去，这在以前写书写文章时是未曾有过的。我有个预感，《夺命》出来后会使不少的人产生如同我一样的感觉，它还是有前途的，能图钱的。”我觉得，我的所言不属于“儿子总是自己的好”的那样一种类型。其实，我的确深知，关于《夺命》的好话由我的嘴里出来，就会变得不是个“味”，就会使人看了听了全身起鸡皮疙瘩，就会骂我不是个玩意儿，在肆无忌惮地伤风败俗。但我还是做了违背自己心愿的事，主要因为出自需要，再者我想到，偶然露一下心迹有何不可，下不为例不就得了。让我心里觉得踏实的，不是只有我自我感觉良好，除了我上面介绍的一些事例外，《中国新闻出版报》、《健康报》、《人民军医》杂志和《解放军健康》杂志等多家报纸刊物也纷纷载文，指出《夺命》有令人耳目一新、振聋发聩之感，希望有更多的人读它。《中央人民广播台》的《杏林苑》节目组的一位女主持人也在全国广大听众面前流露出她对《夺命》的喜爱之情，告诉听众们一旦占有它，就会“读有所值”。
感染力感召力强
我在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编辑、我大学时的同学寄出《夺命》一书后，不久收到了他的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文如其人。这本书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最难得的是毫不掩饰，非常本色。在书中，你对生活遭遇、心路历程，无不坦诚诉说。作品只有率真，才见力量。但，这是需要勇气的。因此古人说‘涉世无如本色难’。你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固然和你的个性分不开，同时也因为在和病魔不断抗争中，不断自我修炼，内心从骚动到宁静，静能生悟，如你所说困惑之后，走上探幽之路。”下面我要“绕”点“弯子”，从同学所说的“坦诚”写起，多写几句话，然后再回到小标题已标明的“感染力感召力强”的主题上来。他认为“坦诚”是一种美，夸我在《夺命》中曾“坦诚”过一回，既然如此，我在这本书中就再“坦诚”一回，再“毫不掩饰”和“非常本色”一回。坏事不干，好事应多为。我的在京的中学同学不少，大学同学也有几十位，相比之下我更愿意和我的中学同学交往，事实上也过往密些。我是有我的思想支配的，当然，现在事实已经证明这种支配是不无偏颇，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我以为中学时同学的友情是一种“娃娃情”，大学时同学的友情是一种“成人情”，由于结情时的年龄不同，脑子想事多少和心眼儿活泛程度的不同，等等，“娃娃情”要比“成人情”来得单纯、真挚，更具侠义性、仗义性。可是，经历了《夺命》的事以后，我猛地打了一个冷颤：天哪，我大脑里储存的是，关于社会学这一部分的无字无形的印刻，原来不是经典，不足以训诫顾家的子孙后代，而是一大谬误、一大荒唐和可笑。
写信给我的这位同学是温州人。他一脸的灵气，一身的文气，兼而有之的是一位大文学家的相貌。他戴一副度数比较深的近视眼镜。眼镜上好像一度曾系过一个金属的练子。
太像了，太像我在照片、银屏上见到过的俄国伟大的小说家契诃夫了，我问同学们，他像不像契诃夫，有不少的人点头称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