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组织传播的作用逐渐受到重视
近年来，随着鄂温克旗对外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组织传播也越来越得到鄂温克人的高度重视。例如，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成立较晚，大多数员工缺乏工作经验，专业知识也较为匮乏。针对这一实际问题，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主动邀请呼伦贝尔市环境保护局自然生态科的同志来授课，进而提高保护区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及执法水平。与此同时，针对苏木和嘎查“村村通”设备管护人员技术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不高这一实际情况，鄂温克旗文体广电局专门邀请了无线电视发射机生产厂家的专业人员前来授课。与此同时，针对牧区生产的实际情况，鄂温克旗畜牧局也经常组织人员下到苏木和嘎查进行牲畜饲养新技术推广、牲畜接种和疾病预防等方面的培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总之，目前鄂温克人在获取信息方面，由于所处地域的关系，大众传播尤其是电视是信息来源的重要途径，人际传播虽然还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是这种方式已经成为大众传播的延伸或补充。与此同时，鄂温克人开始重视通过组织传播获取特定的信息。
三、电视对鄂温克人信息传播方式的影响
（一）鄂温克人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
在广播和电视这两种大众传播媒介进入草原之前，生活在草原深处的鄂温克人无论是信息的获取还是传递完全依赖于面对面的人际传播。人际传播有着诸多的好处，面对面的交流比其他传播形式更具影响力。但是，草原地域广阔，人们居住分散，这种地域环境导致鄂温克人之间信息的传递不会在很大的空间范围内展开，只会在较小的空间范围内流动。对于大多数鄂温克人而言，虽然能够通过传统的节日活动、婚丧嫁娶等小型聚会以及外出办事或者购物等机会获取外界信息，但是来自于这些渠道的信息往往是一些大众化信息，某些核心信息，尤其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扶持少数民族发展方面所给予提供的优惠政策或者一些具体优惠措施，一般的牧民很难了解和把握。比如政府发放的支农、支牧贷款，由于数额有限，这样的信息往往只会集中在苏木领导或者嘎查达一级的村干部等少数人手中，受益者大多数是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亲戚和与他们关系较为亲近的人群，对于大多数普通牧民来说，则很难直接享受到政策所带来的好处和实惠。即使是这些信息能够直接传递到普通牧民那里，也是经过精英阶层的层层过滤，甚至从有效性上来说已经是时过境迁。
随着电视进入鄂温克人家庭，越来越多的鄂温克人开始通过电视直接获取各种信息，尤其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对鄂温克族牧民的各种优惠和扶持政策再也不会被少数特权阶层所垄断、独享。只要能看到电视的鄂温克人，都可以平等地获取信息和知识，因为电视平等地向每一个牧民家庭或者个人传播信息和图像，即使是最普通的牧民，也可以通过电视获得过去只有苏木或者嘎查有权利和地位的人所能获取的信息。电视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过去鄂温克人中因为权力和地位的不同而产生的信息垄断。由此可见，“电视在打破一个社区内不同社会地位的成员间的信息屏障方面做出了出色贡献。”比如，就牧民在遭受白灾（冬季的雪灾）时获得政府救济这件事情来说，过去由于信息的闭塞，政府发放给牧民的救济款和救济物资经常会被截留，有时根本无法发放到嘎查牧民手里。即使这些钱款和物资被发放了，牧民所获得的实际数额出现偏差也是常有的事，对此，牧民们很难掌握实际情况。然而，电视进入牧民家庭以后，信息被公开化，牧民们能够通过电视获取这方面的信息。2002年呼伦贝尔草原又出现白灾，牧民们通过电视获知政府对遭受白灾严重的地区给予资金和实物资助，而且救济的金额和实物以受灾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有些没有得到救济资金和物品的牧民联合起来到苏木和嘎查领导那里询问情况，纷纷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牧民朝克图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说：“以前不知道情况也就算了，现在可不一样，牧民们能够通过看电视了解很多事情，有些事情掖不住了。大多数牧民都很团结，大家会联合起来一起去争取。”
电视走进牧民生活，除了打破鄂温克人之间的信息屏障之外，也加深了鄂温克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尤其是居住区域相近的家庭，经常晚上聚集在一起看电视，有时候会就着电视上的某个话题展开讨论。比如，妇女们会讨论电视上服装颜色的搭配，男人们会讨论某些电视行为人的品行。鄂温克人一向很团结互助，有些人通过电视看到对牧民生产生活有利的信息，常常会通过手机传递给大家，实现信息共享。随着手机这一人际传播媒介的广泛使用，鄂温克人在信息的传递方面更加方便与快捷，而信息产生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
总之，电视进入草原之后，对鄂温克人传播方式变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打破了传统某些权力之士对信息的垄断，使得由信息的获得所引起的变化能在更大层面和更广的范围内发生；其次是增强了鄂温克人之间的交流与了解。正如柯克.约翰逊在论述电视对印度乡村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影响所得出的结论：“随着电视进入乡村，面对面传播的角色在两个层面发生了变化。首先，电视在乡村直接建构了新的社会秩序。信息不再是通过层层过滤从精英阶层传递至较贫困的村民，几乎人人都能看到电视。因此，个人关于世界的知识不再依赖于人际关系，而是依赖于个人对电视的接触和电视所传递的信息、图像。其次，电视促使个人间发生以往不可能的互动、交流。”
（二）鄂温克人意见领袖角色的改变
意见领袖是拉扎斯菲尔德等最早在《人们的选择》中提出的概念。指的是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人物。在传统的草原鄂温克社会，意见领袖的角色往往由老年人承担，老年人一直深受人们的尊崇和爱戴，长幼之间恪守着严格的礼节，对于不尊敬老人的行为会受到众人的谴责。比如，年轻人不能直呼长辈的名字，见到不经常见面的老年人和长辈人时要屈膝请安，并且给老年人敬烟，逢年过节要给老人磕头。老人和长辈进屋，晚辈要站起来让座，如果有长辈老人从远处来，全家人要出去迎接，孩子们要替老人拴好马，主动开门把老人请进屋。老年人受到年轻人如此的敬重，主要是源于年轻人认为老年人是生存和发展的“渊源”，不但为后人创造了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基础，而且老年人能为年轻人提供宝贵的经验。而经验是失败、是成功、是长期经历与长期实践的混合物。获得这混合物需要长年累月的时间，故而有经验者往往也就是年长者。
对于长者的尊重体现了乡村文化中对于经验的崇拜。尤其是那些了解鄂温克族历史、心中装满各种故事的老人更是会受到鄂温克牧民们的尊重。这主要是因为鄂温克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民族文化的传承要通过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叙事诗、谜语和谚语等口口相传的方式得以传播开来，也就是通过于口碑传说的方式得以传承。鄂温克人中有这样的谚语：“老人不讲古，后人失了谱”。为此，鄂温克老人们经常不断地运用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等方法对年轻人进行传统教育，他们讲的都是自己长期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也是他们智慧的结晶。他们把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的对立斗争，贯穿在传说和故事当中，内容丰富，生动感人。老人们年复一年、夜以继日地谈古论今，培育了人们的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鼓舞人民奋斗不息，为氏族的生产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以人际传播为主的时代，老年鄂温克人在承担着传统社会意见领袖的职责。
随着电视进入牧民家庭，电视丰富多彩的信息和节目以及寓教于乐的传播方式，很快就吸引了年轻人和孩子们的眼球。空闲时间，年轻人和孩子们总是围着电视机而坐，注意力集中在电视屏幕上，本是听老人们讲故事、说道理的听众，如今注意力发生了转移，老人们虽然还是有很多故事，但是听众却越来越少了，电视机把过去听老年人讲故事的听众吸引走了。笔者调研期间，经常听到老人们的抱怨，哈森便是其中的一位。他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喜欢听老人讲故事，他们最愿意知道的是外面的那些事情，对自己的民族了解得是越来越少了。有些年轻人总是想着离开草原，满脑子装的都是从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外面发生的事儿，电视上讲的那些事儿，我们不懂。我们知道的故事，年轻人也不爱听了。”
由于电视是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的代表，在接受新事物和应付变化方面，年轻人往往比年长者更具优势，“年长的一代失去了教育下一代的权威性与必然性，而年轻的一代却具备了施教的能力，于是传统的文化传承方向发生了变化。”这种年长者向年轻人学习，年轻人对于年长者进行施教的现象，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被称为“后喻文化”现象，或者说是“文化反哺”现象，即在极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青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
如今，在鄂温克牧民中，新的意见领袖是那些接触电视媒体较多、掌握大量信息和了解外面变化最多的人。尤其是那些从电视中获取信息而又直接传播给其他人，使大家共同获益的人，在草原会受到牧民们的欢迎和尊敬。例如，斯琴高娃和敖登，他们的电视接触行为非常频繁，经常会把从电视中得到的信息传递给大家共同分享。他们根据从电视上看到猪肉价格上涨而判断牛羊肉价格势必上涨，在商贩进入草地收购牛羊时奉劝大家随着市场的变化提高价格，从而使大家获益。受电视信息的影响，敖登家第一个引进高产奶牛，而嘎查其余的牧民还在观望之中，当然，这其中也受经济因素的影响。这是新型的“意见领袖”，牧民们有事会通过手机或者当面向这些媒介接触频繁、消息灵通的人士请教。乌兰宝力格嘎查牧民在向苏木和旗政府反映情况要求更换嘎查书记的过程中，牧民们便经常聚集到某些人家商谈策略，请这些新型的“意见领袖”指导大家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