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苏联教育影片也对中国教育电影有较大的影响，并通过国际宣传处介绍到重庆。苏联被认为是“现代各国最能利用教育电影的国家”。苏联的扫除文盲教育片《ABC》更被当作教育片的典范，“剧本出于纳基夫教授的手笔，这是应用戏剧的力量，把六七种必须学习的功课，有计划地穿插在内，引起一般文盲读书的兴趣，使能在不自知中深印着影片中所指示的一切。这是苏联一个最成功的教育影片。”[17]发表于《苏联儿童电影——苏联通讯》一文就提到：“从一九三六年起，苏联政府就规定每家影片公司每年的出品中，儿童片不得少过百分之二十五，可见苏联政府对儿童电影的积极提倡，次等影片的观众是儿童，演员也是儿童，导演选择演员是非常谨慎，如爱森斯坦在三千儿童中方选定了一位……”[18]载于当时的《新华日报·副刊》（1943年1月3日）的《苏联电影近况》更是详细地对苏联当时的军事教育片作了介绍：“苏联电影艺术委员会主席，波而沙科夫发表谈话说：带着电影摄影机的人，在苏德战场的所有各战区是常常可以看到的。像《德军在莫斯科大败》、《列宁格勒在斗争中》、《黑海水兵》、《战争的一天》各片，都是在战地，在敌军围攻的城市，以及在敌军的后方直接摄入镜头的，都是爱国战争的真正文献。……在苏联制片厂和影片公司的大量出品之中，我们应该特别提到由军事教育机关所应用，并且也对一般观众放映的军事训练影片。现在，若干新的影片正在监制中。……”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国民党统治下的国统区同欧、美之间的交流几乎中断。这时，印度的教育影片则大量进入国内。这些影片“每部均只有一二卷”，由印度政府情报及广播事业管理部的电影处摄制发行。当时观众评论：“这些并不是新闻片，而是每部都有其中心题材，以宣传教育为宗旨”[19]。其中就有：《纸与战争》（讲平时纸的浪费，以及战时应当怎样节省，如，把所有废纸拿去做军需品原料）、《粮食增产》（倡导人们利用闲暇时间，用庭院空地、个别地来做增产的工作）、《印度的橡皮》（涉及印度的橡胶生产和自给，从种植橡胶树起，至制成轮胎等成品的全部程序）、《人民之声》（印度新闻出版业史）、《黄金机会》（印政府招揽失业青年加以训练，并分配到战时各生产部门去工作）等。
此外，由于日本封锁了海路，同欧美各国的交流和交易几乎完全中断，此时的中国教育电影业同印度电影业因此有了更为密切的交流和联系。由于同欧美的交通几乎被切断，中国生产教育电影的胶片、器材等多绕道从印度进口，生产出来的影片也多送至印度冲洗。这些交流常常见诸于当时的报端，如1943年载于《电影与播音》第二卷第二期上的《国际宣传处摄影科通讯》就专门记载了中国教育电影界同印度的联系：“该科李科长华伦于去冬十月间随同远征军罗司令长官赴印，摄制我国驻印军在印之集中训练，官军生活操作，以及中英并肩作战之实况，共摄得照片五百余张及三十五毫米片五千英尺，十六毫米片三千英尺。前者在孟买剪辑配制完成，后者在渝剪接配音，两片先后均告完成，李科长于年初凯归，收获丰满。……孟买二十世纪影片公司除采用该科所摄新闻影片外，复委托该科代摄三十五毫米有声长片一部，题名为《青年中国》，闻不日即行开始摄制工作云。
印度亚麻（Ama）制片公司名导演巴武那尼氏，久拟以印人之眼光来华摄制《我们的雄大善邻——统一的中国》（Our Valiant Neighbour—United China）三十五毫米有声影片一部，但为顾及节省时间与经费起见，曾与李科长商妥，托该科就地代摄，其编拟之稿本及所需材料，已由李科长全部携回，一俟天气转晴即开始摄制云。……该科所摄新闻影片之发行方面，前李科长在印时期，曾与孟买世界影片公司定有合同，专供该公司印度慕维通新闻片之用，（Indian Movieton News）经其采用者，计有威尔基先生访华，英国议会访华团，重庆风光，我国驻印军等片。该项新闻片，系用五种印度方言，在全印各大城市上演，极受观众欢迎，各片在印度映毕后，复由该公司直接寄英，再供英国慕维通新闻片之用。……李科长前在孟买时曾与外交部合作举行我国抗建影片及照片展览，到当地首长多人，观众异常拥挤，并放映我国驻印军、中国战时妇女，重庆再起等彩色片，孟买报章对此举颇有好评，而印方人士均获得深刻而良好之印象。该处驻加尔各答办事处，因鉴于在孟买创办之照片与电影展览，深得彼邦人士之欢迎，且收宣传之宏效，故最近购置十六毫米有声放映机一部，拟将该科历年所摄之抗建照片及电影片继续在印各大城市作巡回普遍之展览。……该科去年度所摄十六毫米各种新闻影片计十余部，全系柯达天然彩色，色彩鲜艳夺目，层次分明，各片计分威尔基先生访华，英国议会访华团，我国驻印军，联合国日，七七纪念，夏令营，重庆五大学运动会，文化劳军列车等片，经近月来之努力赶制，现均剪辑配音完竣，曾经数度试映，并请张部长道藩参观各该彩色片，张部长观后以各片均有在国内宣传上之必要，正由宣传部呈请上峰作扩大文化劳军公映云。”
国际宣传处在抗战后期，国民党组织印缅长征军协助盟军作战的时期，还派记者随军拍摄相关影片以作国内国防教育之用。顾秉良在其《印缅随军猎影纪实》就详细记述了其作为国际宣传处教育影片摄制人员赴印缅随军作战时的拍片经历：“六年来的抗战，我国的军队不但在本土内牵制了敌人，并且还到国外缅甸去协助盟军作战，这创举是足以自豪的。回溯国军入缅时，仰光已失。敌人晃着骄矜的武步，进取中缅。这时我们停留在滇缅路的军队，就星夜的赶去救援，在缅甸首先就遭遇东瓜激战，一经接触即见轩轾，猛给敌人一个迎头痛击，阻其前进。当时记者服务于国际宣传处，正在昆明摄AVG影片，获电命即日赴缅前方猎取这历史性的写实记载。
……中制摄影同志臧长庚君，亦曾在此工作，后随左翼军赴前线。不幸于大军进展时英勇殉职，实为我国电影界的一大损失，亦为摄影同志在国外战场殉职的第一位，抗战史实中留下光荣的一页。……汽车走了四十余英里到史巴（Shipaw），是离开腊戍后的较大城市，街上的景象已是战时的气味，往来着有我们的军队，还有从前方退下来的伤兵。这里的华侨商店很多，都堆满着笑脸来慰问我们，频频的探询国内的情形，我们也略问当地情形，得悉凡是有逢到伤兵退下来时，侨胞们都是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来救护和慰问，待之一若父母。可惜没有时间允许在这儿住上数天取些材料，好在这还不急，这些镜头都在计划当中，预备返经时再行补摄，所以我们经过了一小时的耽搁，又踏上征途了。……次日记者因欲领取重庆寄来的片子，冒险回腊戍一行。待到了腊戍一看，与来时的景象完全不同，人民早于前一日疏散，以至找不到饮食……踏入印境大道，沿途村社联串，香烟香蕉均可买到。村人都集路边争看我军队整队的唱着进行曲。记者这时忙着找取材料，完成这伟大撤退的最后一幕。……联合国日在印京新德里（New Dehli）举行，罗司令长官被邀代表中国出席，率领弟兄一排，记者亦随行，火车上飘有我国国旗，到加尔各答时，全体侨胞热烈欢迎，在新德里亦有同样的盛况。记者甫下火车，又遇到了患难之交的冯君，握手互贺，但没有说上几句话又开始工作了。这时记者快乐得滚出热泪来，忙得浑身是汗，把这动人的场面，一一收入镜头，作为全片的尾声。”[20]
在同年登载于《电影与播音》第二卷第九期上该刊驻印度记者的来函《印度通讯》则详细介绍了中国教育电影人在印度采办摄制教育电影所需材料的艰难情况：
印度购货难 国军士气佳
（一）本刊驻印度记者来函
……关于影片事，目前在加尔各答曾向柯达公司接洽，结果无货，更进行其他照像材料行，结果亦然。考其原因，货确不足，周前友人向君自美国来，谈及此事，据云美国之物资管制亦严，老百姓极难享受，几全充军用，故此间无来源。至初存货，一则商人欲抬高市价，而英方限制亦严，仅有黑市可购，即买四五千尺电影片照像亦须托熟人（因无原来之莱卡软片可买），何况大量购印？
记者四日自渝出发，下午到昆明，次早出发，下午到达此间，布置数日，十二日乘便机赴加尔各答购置用具，接洽影片，及搬运原存各机件，现已返防。正准备装一施教车，机件除原来设备（全新）外，更加收音机两架，……至于加城并无特别可留恋者，只有电影，太新，多半是一九四二年以后的出品，尤其战事片真感动人！……
发自印度×××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九月三十日
（二）孟买柯达公司恢复天然色冲洗服务
孟买柯达公司来函……本公司在孟买及加尔各答冲洗八毫米及十六毫米柯达反正片。在孟买另有冲洗八毫米及十六毫米柯达天然彩色片之服务，日前一度中断，现已恢复。孟买冲洗站另接受十六毫米复制业务。
至于三十五毫米片本公司孟买冲洗站不能冲洗，亦不能复制，但孟买另有其他厂家可以接受。三十五毫米柯达天然彩色片必须送至澳洲Australian Processing Station，Kodak Noe，Victoria，Australia冲洗。散页之柯达天然彩色片须直接寄至美国纽约州Eastman Kodak Co.Rcchester，N，Y.总厂冲洗。
孟买九月二十八日
（三）印度十六毫米放映机市价
孟买中央摄影机商行来函：……柯达GA型一，四〇〇卢比。贝浩全能无声放映机（Show master）二，二五〇。恩普乐一，五〇〇。另奇异曝光计二七五。Super X一〇〇英尺片二六卢比一三安那。Super XX三〇卢比二安那。柯达天然色三八卢比一五安那。（以上放映机价约为美市价三倍至四倍，片价为一倍半至二倍。但存货均甚少）……
除国际宣传处以外，重庆时期从事教育电影的制作和放映工作的国民党机构还包括了中央卫生院、农林部农产促进会、经济部等。如1945年“中央卫生实验院已运到Contax摄影机两具，Westen Master曝光计一具，柯达特种电影摄影机一具，K型电影摄影机一具，十六毫米反正片，正片彩色等共数万尺，三十五毫米负片正片数千尺，Sound Scriber录音机两具，空白软留声片一千张，无声放映机三具，交流发电机一具，及其他器材多种，正拟展开放映及摄制工作，由前金大电影部干事贾伟廉医师主持一切。”[21]“农林部农产促进委员会近为加强农业生产，于租界法案项下由美置备大量农业影片放映设备及摄制设备，并即将与金大电影部合作摄制农业影片。……经济部现计划制工业标准影片，由管制司李司长负责设计，李司长前为航空测量队队长，对于电影摄制极有研究。”[22]
4.教育部电化教育委员会
1940年，国民党教育部将当时主办电化教育的电影教育委员会和播音教育委员会合并成立了电化教育委员会，并在社会教育司设第三科，主管电化教育工作。该机构也成为重庆时期，推行教育电影的重要政府机构。电化教育委员会章程规定，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包括：“（1）计划全国电化教育推进事项；（2）计划全国电化教育推广事项；（3）设计及摄制教育影片与幻灯片事项；（4）选购普通影片缩制事项；（5）推进本部播音教育事项；（6）编辑及出版电化教育刊物与教材事项；（7）关于全国电化教育技术指导事项；（8）规划本部教育影片流动事宜；（9）举办电化教育示范或实验推广事项；（10）电化教育实际问题研究事项；（11）建议电化教育之兴革事项；（12）议复部长交议事项。”[23]
当时教育部电化教育委员会主要统筹各种电化教育工作，也先后拍摄了《抗战中之重庆》、《法币》、《新四川》等教育影片。又由于抗战中的物资缺乏，该委员会便“特重教育灯片的绘制”，一共绘制成教育灯片8种14本，包括：（1）文天祥，（2）史可法，（3）郑成功，（4）戚继光，（5）大禹治水，（6）黄帝以前的中国，（7）西康，（8）黄花岗。这种灯片的摄制遵循教育电影创作原则，多用卡通完成，也可算作教育影片之一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