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1937年11月，上海、太原相继失守，11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迁渝途中落脚武汉。武汉成为全国临时性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1938年8月，日军主力进攻武汉。12月底，国民政府撤离武汉，迁往重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随着国民政府的迁都重庆，中国各种工业、文化、金融、科研机构相继纷纷内迁。此时，在中国，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上海孤岛和香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形成既相对封闭隔绝，又互相影响交流的态势。与之相对应，中国电影业也被分割在了这几个区域，呈现出迥异的发展状况。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在民族危亡之际建立起来，抗日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主题。在国统区，电影的宣教作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伴随着“电影下乡、电影入伍、电影出国”的呼声，教育电影业的发展则更为显著。1942年，国民政府成立了教育部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专门摄制各类教育影片。此外，教育电影的推广，随着本期国统区社教的广泛开展而得以深入到广泛的内地。总之，在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教育电影在影片摄制、电影技术、理论建设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在1946年国民政府正式还都南京之前的十年中，教育电影经历了自身的相对繁荣期。
第一节 武汉时期
1937年11月，上海、太原失陷后，敌人的进攻直接指向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12月13日，南京失陷。这样，国民政府便由南京迁到了重庆。但是，这时候的抗战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却在武汉。一直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在这为期半年多的武汉时期中，中国电影的路线因全面抗日战争的推动发生了深刻的转变，这对以后重庆时期的电影发展，特别是国民党官营教育电影的发展都有着决定性影响。
继1937年7月30日在上海宣告成立的“中国电影工作人协会”及其下属组织“中国电影界救亡协会”以后，1938年1月29日，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宣告成立了，并创办了《抗战电影》月刊。“这是一个包括了共产党、国民党以及抱有各种政治态度的赞成抗日的电影工作者的具有广泛统一战线性质的电影界全国性组织”[1]。在当选的71名协会理事中，既有夏衍、田汉、史东山、蔡楚生、赵丹等进步电影工作者；也有在香港投资电影的罗明佑、邵醉翁等，还有国民党电影文化官员张道藩、方治、罗学濂、郑用之等。大会宣言指出：“要使每一张影片成为抗战底有力的武器，使它深入到军队、工厂和农村中去。”“要建立一个新的电影底战场，集中我们底人才，一方面以学习的精神来提高自身底教育，又一面以集体的行动来服务抗战宣传。对准着敌人底无耻的说教，我们愿以电影底话语向我们底同胞和我们底国际间的友人陈述新中国底现实！”[2]这一宣言正体现了在这危机存亡的非常时期，人们对电影功用新的时代要求。承接1936年4月至5月，上海不少论者发表文章明确提出的“国防电影”口号，武汉时期电影界还广泛进行了“关于国防电影之建立”的讨论。与以前的国防电影概念相比，抗战电影概念一个最主要的特色表现在，更强调电影作为战时宣传工具的广泛教育性和现实服务性。
同时，在短短的半年中，国民党政治部所辖的“中制”和国民党中宣部所属的“中电”除了制作新闻片和故事片外，也完成了一些教育影片的制作，如《中原风光》（一本）、《重庆的防空》（两本）、《抗战卡通标语》等。之后于1938年初，“中制”随国民政府军委会迁往重庆，并在中一路金刚塔下纯阳洞建厂；“中电”也于同年由芜湖转赴重庆，在南岸租得民房一所，作为厂址，同年二月恢复生产。
第二节 重庆时期
一、概况
武汉沦陷后，重庆作为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理所当然也成为电影活动的中心。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原民营影业遭到重创之际，抗战所引发的社会情形却为国民党官营教育影业的发展提供了一系列契机，使得以往处于边缘的教育电影在抗战期间有了较快的发展并达到了初步的繁荣。
首先，武汉时期的抗战电影讨论在本期得以深入，教育电影一开始就受到电影界的重视和提倡。1938年12月4日，重庆《扫荡报》上刊出了施焰的《三则建议——给中国电影界》文中指出，目前中国电影界急切的任务为“电影下乡、电影入伍、电影出国”。“电影下乡”、“电影入伍”即是要改变“过去的电影，只是在城市里放映，能看到的只是城里的一般市民，乡下人连听都听不到”这一局面，要通过放电影使农民了解到：“（1）我们要求生存，只有抗战。（2）坚持抗战最后胜利是我们的信念。（3）服兵役是国民应尽的义务与责任。（4）战时生产的重要，农民必须努力增加生产。（5）群众力量之伟大，如何组织训练群众来杀敌人。……”；而且“中国军队的素质，在这次抗战中逐渐增高，所以需要精神上的食粮甚殷……”；而“电影出国”则是基于“电影也是对外宣传武器之一，所以我们希望多摄些抗战影片出国放映，使国际各友邦明了我抗战的意义和情况，而同情或援助我们的抗战，共同打倒日本法西斯。”[3]这三条建议，在其后的抗战电影中成为电影制作的一条准绳，推动了影业国有化进程，而其中对农民和军队进行教育和宣传，成为抗战中教育电影的一项主要工作。
之后的1940年，在由当时的中国电影出版社主持召开的关于“中国电影的路线问题”的讨论会上，史东山、孙师毅、罗静予、潘孑农、陈鲤庭、郑君里、沈西苓等电影工作者都参加了讨论。他们就抗战电影方方面面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尤其对抗战电影的总体走向表示出强烈的关注。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对抗战电影三年来理论与实践发展道路的一个总结。潘孑农说：“讨论中国电影今后的路线，千万不可忘记我们的国家是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者而在抗战，同时更须认识抗战所赋予电影的政治任务，是宣传、是教育。这种宣传和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广大的农工群众和士兵，自然对外宣传也是任务之一部分。”杨邨人说：“抗战宣传是需要普遍的大众的，我们的电影尤其应该以普通的大众——农民和士兵为制作的对象。”史东山认为：“工作人应该坚持正确的态度，做我们应该做的具有正确性的工作，认真负起‘抗战宣传教育’的任务来，不迁就营业的观点来制作电影，那么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明确“我们电影国策的准绳应该达到训育感发大众为目的，使他们担当复兴国家民族的任务，帮助我们的社会、科学和政治的进步”的基础上，他们更提出推动教育影业发展的重要性和便利性。如孙师毅说：“我们应当不止大量的十六公厘的教育宣传放映网，自然最好是有声的。……无论是出发于教育宣传或商业，十六公厘放映机自然比三十五公厘的要便宜；其次我们将不难解决向来未解决的我们电影教育上教材缺乏的问题；再次，在摄制上我们也不必受到十六公厘摄影机、洗印机对于精细技术和手法的限制，而可以使教育影片的制作和商业影片的制作统一在同一种的摄影场来。最后，我们当不难从这里看见不论是在电影上，或教育上，或宣传上，或商业上，中国电影是会有一个新阶段的。”“中制”副厂长罗静予指出：“从前是把小型影片只当作教育方面应用，但在今天已不同了。……教育影片和商业影片的统一制作，并不违背，反而在影片的寄递上，省事迅速，材料的消耗上减轻成本”[4]。可见，教育电影因其适应抗战对广大农民、军队的宣教要求，以及具有技术、制作上的便利条件，而被提倡，甚至在官方机构推动之前，就被富有民族责任感的电影人自觉关注了。
教育电影业在本期的繁荣与抗战时发生的我国教育史上最具深远影响的教育中心由东向西大转移，也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是全国各大高校的纷纷迁渝。本期高校迁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39年，此际迁往重庆的高等院校计有20所，包括设于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青岛的国立山东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中央政治学校等；第二阶段从1940年至1943年春，又有10所高校迁渝。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原先迁入租界的高校又相继西迁，包括国立交通大学、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私立沪江大学等；第三阶段，是自1944年起，此时日寇发起豫湘桂战役，侵入贵州。随战线后撤，唐山土木工程学院、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湘雅医学院等6所高校又陆续迁入重庆。这些迁渝高校主要集中在沙坪坝、北碚两地。迁入沙坪坝的高校共有14所，北碚5所。其余则分散在市属各区县，共35所。国民政府教育部曾对此行文道：“内迁各级学校，抗战期间，艰苦撑持，八年于兹，弦诵不辍，良可嘉慰。”[5]由于国内各地的高校纷纷内迁，成都、重庆、昆明和贵阳等西南省会城市逐渐成为当时中国学术文化的荟萃之地和繁荣中心，而各级学校的汇集，抗战建国的需要也和国统区的教育影业形成了紧密的互动关系。
此时，迁入重庆的全国高校都直接受教育部的管辖，贯彻执行教育部所颁发的教育方针政策而不受地方教育行政机关的节制。而1938年1月，国民政府任命陈立夫为教育部长。3月，他在重庆就职，随即发表《告全国学生书》，表明他对于教育的主张：“抗战是长期过程，不容许将人才孤注一掷，而必须持续培养人才；国防的内涵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不是必须培养的基本知识，就是造就专门技能，均各有其充实国力之意义；学生对于国家应尽的义务实为修学，平时如此，战时更宜悉力以赴。”[6]1939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抗战建国时期的教育实施方案，以确立抗战期间我国教育的基本路线。蒋介石出席了会议，并在大会训词中进一步阐发了“战时要当平时看”的教育方针。他指出“现代国家的生命力，由教育、经济、武力三个要素所构成”，并且尤为强调“教育是一切事业的基本”。蒋介石还说：“我们教育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我们要建设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教育要循常规，不分平时战时。……像那种张脉偾兴和‘病急乱投医’的办法是最危险的，而且会害人害国，戕伤民族的命脉。”[7]这一方针既体现了着眼于战时和战后对人才的大量需求，以提高国民的知识水平这一目的；也表明国民党希望稳定学校，让学生安心读书而不要参与政治活动的用心。
同年，国民政府又颁布了《训育纲要》，要求学生“依据孙总理、蒋总裁之训示确立三民主义革命人生观”。要求通过“由军事教育、竞技运动等严格的训练，以锻炼强健的体魄，及奋斗为国坚韧图强之精神”[8]。并且要求通过“导师制”和“军事教育”（前者即导师对学生的活动、思想、血液、身体状况等项作详密记载，然后向训导处汇报；后者则是要求通过军事管理来控制学生的行为）来达到训育的效果。这种新的教育方针反映到国民党官营教育电影业上，便是本期制作了大量前期所没有的训育片。总之，“战时要当平时看”的教育方针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被广泛接受，并对于抗战时期重庆及大后方的教育事业、官营教育电影事业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本期国民党官营教育影业所出产很多影片都是这些当局教育思想的直接体现。
在这一时期，由于形式的变化，原来建立在民营企业基础上完全依赖于市场调节的制片路线和方针，已无法适应国统区抗战的需要。电影企业国营化开始全面实行。这为已被纳入官营影业的教育电影业也提供了大量的发展契机。留在上海的民营影院遭到严重的损失，在“孤岛时期”过去后，它们更落入日寇手中，和伪满影业以及沦陷区的影业一样成为商业滥拍片的集散地、侵华奴化宣传所。而在重庆这个电影业极为落后的内陆城市，光靠民营影业也是无法完成抗战宣教任务的。此时唯有依靠国家政权来支撑电影业的发展。于是国统区的官营教育电影也同其他官营电影业一样在本期有了极大的发展。这表现在：此时教育电影制片机构的增加；教育电影的发行、放映也受到重视，得以更广泛地深入内地，促进了电影在中国广大腹地的普及；教育电影出国也推动了我国教育影片和欧、美、苏、印度等国的交流等方面。此外，本期教育影业的发展还表现在成立了两所专门拍摄教育影片的电影机构——“中华教育电影厂”和“农业教育电影厂”，拍出了较具规模的教育影片；一批专业教育电影学科的教学活动也在本期大量展开；而且，抗战期间对教育电影理论探讨也从传播学的“皮下注射论”更多转入对受众接收心理、传播效果论和电影形式来展开，较上一期有了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