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久鸣（四川）
狂飙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社团，高长虹是其主将，但人们对高长虹的了解，多集中在与鲁迅的那场冲突该冲突被称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实际上，高、鲁冲突在高长虹一生中所占时间极短，从1926年10月正式爆发到1927年1月基本结束，前后不过4个月时间。且不说高长虹1930年出国前的创作，单就抗战时期的创作而言，可圈可点的地方就很多。
高长虹1938年6月从国外经香港回到武汉后，加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9月武汉吃紧，随“文协”转移到重庆；1941年6月经西安赴延安，抗战胜利后徒步赴东北，后不知其所终。从1938年12月到1945年7月这六年半时间里，就已发现的作品而言，高长虹发表诗文107篇次：《中苏文化》3篇次、《抗战文艺》5篇次、《大公报》1篇次、《国民公报》10篇次、《新蜀报》72篇次、《新华日报》5篇次（4篇转载自《解放日报》，不计在总数内）、《黄河》3篇次、《解放日报》8篇次、《抗战日报》（晋绥）1篇次、“墙报”3篇次。这些诗文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现撮其要者论述。
一、为抗战摇旗呐喊
高长虹开始创作时，中国抗战已进人艰苦的相持阶段，这时候，部分作家“表现了消极的情绪”（茅盾语）。高长虹回国后，发表的第二篇作品是诗歌《新中国是一个新天下》，该诗热情洋溢地欢呼：“中国，站起来了，像一个壮年的人，同侮辱永诀了，来接受欢迎。”
高长虹的这篇诗歌，为他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调。在《红星诗：给少年们》中，高长虹希望少年们继续前进：“要把苦难打败，那失却的快乐、将二次回来。”在《春天的歌》中，高长虹欢呼祖国春天的到来：“今年的春鸣民主，来年的春鸣胜利。自然以鸟鸣春，我们以春鸣岁。便先掷出这歌声，把敌人的胆量打碎。”在《解放歌》中，高长虹呼吁中国人民“抖擞精神一齐上，胜利就在手跟前”、日本兄弟“放下你的枪，你们的官长是真正的罪犯”。就是面对“路像猿猴脱甲，路旁余烬未歇”这样的废墟，高长虹仍从来往救护的青年身上看见“新中国在生长”。
1939年3月，中国空军出版社建议，将义卖献金捐款用作买“义卖号”飞机，充实国防，高长虹作诗歌《献金》，呼吁人们尽其所能贡献自己的力量：“富人献金和献钱，穷人献的血和汗，叫花子献的是廉耻，诗人逆耳献忠言。”面对日寇的狂轰滥炸，高长虹认为，我们不能只是消极的躲避，“应该有个祛除空袭的办法”，“多买飞机”，具体办法是：“叫有钱人们拿出钱来，买飞机。……有不拿钱的，最轻的惩罚也应该是：把他从大重庆逐出去。”高长虹不但提倡“献机劳军”，并且在发表在《蜀道》第369期（1941年2月26日出版）上的《几句话》后注明“稿费劳军”（11）。
1941年7月，《黄河》月刊纪念“七·七”抗战爆发4周年，高长虹作《七·七诗》和《论文艺反攻》。《七·七诗》号召“能当兵的都前线当兵去”，“一年内如获不到胜利，这一年内枉为人”。《论文艺反攻》呼吁作家们“不能借口环境的困难来摆脱自己的责任，而是要为履行自己的责任，来克服环境的困难。抗战所要求于文艺的，是在全国造成总反攻的浓厚空气，配备胜利的精神条件。”
二、反对分裂，坚持抗战
抗战进人相持阶段以后，蒋介石集团的斗争矛头转向了共产党，加紧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活动，发动了多次惨案与反共高潮。在这一背景下，高长虹多次发表文章呼吁团结：“大家就应当有真认识，真觉悟，真正相亲如兄弟”，只有对那些甘愿做奴隶的人，“才可以歧视，甚至视之如敌人”；“大道理管小道理，内部团结起来了，一经团结起来，团结就成了动力，整个的抗战机构就都动作起来了”。1940年12月25日，高长虹在罗列影响抗战胜利的五种“死敌”中，前两种便是“投降妥协论”和“制造兄弟阅墙的阴谋”。在听到穆时英、杜衡当了汉奸的传说时，高长虹作《保障作家们的名誉》，呼吁作家们为保护自己的名誉，“应当更加巩固自己的团结，整顿自己的阵营，严肃自己的风纪”。
抗战文学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仅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狂轰滥炸和汉奸特务的破坏，还遭受着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压迫与残害。为了与国民党作斗争，进步文艺界举行各种公开集会，“增强团结，鼓舞斗志，反击国民党的压迫”，高长虹积极参与到这一活动中来。1940年端午节，诗歌晚会举办屈原纪念会，高长虹作《纪念屈原》的发言，认为中国人用端午节纪念屈原，“是因为他以民族的心为心，民族的生命为生命的”，同时告诫人们，“不能像屈原的那样，看见中国百事不如人意，便一死了事，便是中国命运里证明要亡国的，我们还要救活它。我们处的时代不是屈原的时代。屈原生在我们的时代，他不会自杀。”1941年端午节，高长虹作《论屈原》。在这篇近万字长文中，高长虹称屈原“是中国最大的诗人”，并在文章末尾指出学习屈原的意义：“学习屈原的爱国精神，也要学习他的人民的情绪，用诗来唤醒民众，铲除贪污，克敌制胜，也要在诗里采纳人民的语言，来教育培植人民中的屈原。”
除写纪念屈原的文章外，高长虹还写了《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纪念中山先生》、《悼蔡孑民先生》、《怀念泰戈尔》、《庆贺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和《庆贺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前文长达近15000字，回忆了与鲁迅的交往过程，为人们认识鲁迅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后文高度评价郭沫若前半生的贡献，特别强调“皖南事变发生的时候，他曾有一次公然对张治中说，他当然是同情叶挺的”，称赞郭沫若是重庆文化界这只“鸡”的“鸡头上美丽的花冠”。
三、为民主而斗争
国民党顽固派在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同时，思想上也加紧了反共反人民的步骤。1939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与巩固党基础》的报告和《整理党务之要点》的讲话，其主要内容为：“要实行一个领袖（蒋介石）、一个主义（假三民主义）、一个政党（国民党）的法西斯专制主义，并确定了反共、限共和溶共的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方针，3月，国民党又公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令纲领》，在抗战旗帜的掩护下，把蒋介石集团的法西斯专制主义“精神”合法化，用以抵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精神。针对国民党思想战线上的进攻，共产党进行了有力还击。1939年4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令的指示》，指出国民党的所谓国民精神运动总动员有两面性：一是为抗日，一是为防共；4月26日，中共中央又发表告全党同志书，揭露了国民党《国民精神总动员令纲领》的反动性；1939年10月，中共中央出版党内刊物《共产党人》，毛泽东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1940年1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高长虹这段时间的相关创作，客观上起到了支持共产党、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作用。
1939年3月9日，高长虹在《国民公报》上发表《艺术与民主》，呼吁文艺工作者为民主而斗争：“艺术作家不但须参与抗战的斗争，而且必须参与民主的斗争，和根本改善民生的斗争。这个三位一体的斗争就是行动的枢纽，时代进行所循的轨道。艺术作家们应是新的民主政治的动力的构成分子，所完成的作品也应是新的民主政治的动力的构成分子，为实现新的民主政治而付出所有的力量。”
高长虹所指的“新的民主政治”又是什么呢？高长虹回到国内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国防经济建设和中苏国防互助》，认为“中国和苏联一样都是革命的国家，是再建人类新文明的民族”。1939年9月2日，高长虹作《欧洲混战和亚洲的曙光》，认为“在欧洲混战的现在，中国决定了民主政治的提前实现”，“中国不但是反侵略者，而且是民主国家。它将由形式的民主更进而为实质的民主”。在1940年1月29日出版的《蜀道》上，高长虹发表《一点回忆》，该文以第一次欧战诞生了苏联为例，说明第二次欧战的爆发，“对于我们的解放事业，这是一个有利的条件！”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高长虹所指的“新的民主政治”不是欧美式民主，而是苏联式民主。
为了自己向往的民主，高长虹“只愿把民主给诗，并为它做前身”。在《胜利的艺术——抗战上加民主》中，高长虹认为，抗战已进人第二个阶段，即“民主的阶段”，“艺术作品的中心内容，应当是民主的和为民主的，形式应当是真正大众的。”在《国防和文艺：民主抗战》中，高长虹认为国防有三种主要的内容：“第一是抗战；第二是民主；第三是制胜”，现在，“时代的新内容已经生长起来了，这就是民主”，所以作家的主要任务应是写民主：“现在如不写民主，作家就很容易停滞在时代的日月里。”
四、为抗战文艺献计献策
抗战初期，进步文化界围绕着以梁实秋为代表的“与抗战无关”论进行过较长时期的批判，在这一批判中，高长虹作《树起国防艺术的旗帜》，认为在抗战时期，为了团结人民，打击敌人，应当树起曾经树起过的“国防艺术的旗帜”，国防艺术的内容，“不但要摈绝一切与抗战无关的，一切都归于抗战，而且要为抗战保证胜利，要提高人民对世界环境的警觉，要创造新中国的象征。”
高长虹有着丰富的阅读经验和创作经验，他毫不保留地将这些经验贡献出来，为此发表了《诗和小说》、《诗和韵》、《什么是诗》、《论中国诗》、《诗的语言和技巧》、《小说里要求活人》、《敦厚和诗》等文章，另外，1941年2、3月在《抗战文艺》、《新蜀报》副刊“蜀道”上发表的6篇《几句话》，也多与文艺有关。从这些文章的标题可以看出，高长虹的经验谈集中在诗歌和小说方面。在说到什么是诗时，高长虹认为诗的条件是：“分行写，押韵，有音节，有诗意”。在谈到小说的创作时，高长虹强调小说里要有“活人”：“所谓活人，当然不是说实有其人，只是说若有其人。描写一个若有其人的人比描写一个实有其人的人要难得多。从十个乃至百个实有的人中创造一个若有的人，这是小说的正常写法。”由于“诗的性格是热情的，小说则比较是经验的”，所以高长虹呼吁诗人、小说家不能厚此薄彼，要精诚团结：“诗人驰骋热情，小说家发挥经验，老叔，子都，两无疑忌，为民主树先声，垂模范。”
文艺要健康发展，离不开批评，高长虹为此写了《展开批评运动》。高长虹曾高度评价曾克和她的作品，说她的作品是“沙漠中的绿洲”，将曾克称作“新星”，说自己“只指优点，对于一个少年作家，不算过火。”对后辈作家的提携关爱之情溢于言表。他高度评价力扬诗集《枷锁与自由》中的《我的制服》，认为它“意境和情调，都很明显。”在评价艾青的诗集《他死在第二次》时，高长虹认为《吹号者》是“本集中最好的诗”，而《他死在第二次》中的人“是思想中的人，不是行动中的人”，“再加上无韵，用语欠中国化，欠大众化”，所以艾青还需继续努力：“前面还有大广场，诗人还得和他的广场赛跑。”为了让更多的人参加到抗战文艺的创作中来，高长虹提倡“组织大众通讯”。在得到一个兵士的信和诗稿时，他曾按信上的地址找到这位兵士，使得这位兵士“高兴得什么似的”。
抗战时期，作家生活极其困难，为此，《新蜀报》副刊《蜀道》1940年1月27日就“如何保障作家战时生活”为题召开座谈会，座谈会后，《新华日报》、《大公报》、《新民报》等纷纷发表文章支持“保障作家生活”运动。高长虹也积极地投人到这一运动中来，先后发表了《作家自己的精神食粮》、《保障作家生活运动要再接再厉》、《把文艺救起来吧！》、《增加呢还是提高》等文章。要知道，高长虹是一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人，并且，从离开家庭投身社会以来，一直没有固定工作的他早已习惯了缺衣少食的生活，所以，单就个人的物质生活而言，抗战时期的高长虹应该还过得去，但高长虹仍为此大声疾呼，很明显是为了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作家及家庭。
五、参加“民族形式”的讨论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在谈到学习问题时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40年1月，毛泽东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这些文章的发表，推动了文艺界关于通俗化、旧形式利用等的讨论。1939年-1942年间，“民族形式”的讨论在中国文艺界轰动一时，周恩来及其所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对国统区的讨论十分关注。高长虹为此写了大量文章：《民间语言，民族形式的真正的中心源泉》、《民族形式的作品举例》、《论小说大众化》、《如何用方言写诗》、《论民间文艺》，另外还在《艺术与民主》、《正眼看人》、《论屈原》、《论文艺反攻》等文章中涉及到这一问题。
综观高长虹的相关文章，其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两方面：一、强调内容的大众化：“艺术的大众化，是时代对艺术作家所提出的一个条件。不但形式要大众化，而且内容也要大众化。内容的大众化，不但要以大众的行动为创作的题材，而且出发点必须是大众的，必须是为大众的，内容的重要决不次于形式。”二、认为“民间语言”是民族形式的真正的中心源泉。高长虹对“民间语言”在民族形式中的重要地位是异常强调的，他高度评价西北战地服务团所编的几个话剧，就是因为这些话剧具有“民族形式应当具有三个最基本的条件”：（一）“它应当是大众语的”；（二）“作品中人物的语言，必须是大众的语言”；（三）“在描写作品中人物的动作时，要尽量用他能够懂得的语言；有时候语言感到不够用时，不能不创造新的用语，但也必须要它是大众能懂得的，是一种新的大众语言”。但同时需要指出的，高长虹的“民间语言”并不主要指“乡村的民间语言”，因为他在《如何用方言写诗》中写道：“不只是白居易写诗应该叫老妪能解，就是老妪写诗，也应该叫白居易能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写诗的人要学习各种方言的，从那里边精练出大众能懂的语言来，用以写诗，叫老妈子都能理解”，同时，要教育老妈子读诗、写诗，使她写的诗“‘白居易’也能够懂得”。由此可知，高长虹所谓的“民间语言”是经过改造的民间语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抗战时期的高长虹与中国共产党取一致的步调，以笔作武器，积极投人到抗战之中，为抗战胜利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我们不能因为他曾经与鲁迅有过冲突就抹杀他的一切。并且需要说明的是，高长虹抗战期间发表的107篇次作品中，有90篇次是1938年12月一1941年上半年在重庆创作的，1941年下半年离开重庆后四年时间只发表了17篇次作品：1941年7月一12月4篇次（其中西安3篇次、延安1篇次）、1942年3篇次（延安）、1943年2篇次（延安）、1944年6篇次（延安）、1945年2篇次（延安），个中原因，非本文论述范围，在此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