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列的波折后，各地的山西票号均遭受重创，维持生计也更加困难。不甘心的山西商人们进行了最后的垂死挣扎，他们开始进行合组银行的尝试。合组银行成功与否的最终决策，都落到毛鸿翰的头上。
可悲的是，最初这个政策并没有得到毛鸿翰的认可，因为山西票商内部争权夺利的诟病又爆发了，还没有等到北洋政府对山西商人的请求做出肯定的答复，晋商们为了各自利益已经争得分崩离析，再难形成统一的阵营了。
从1904年开始，全国各界都希望由晋商亲自出面将信誉满天下的票号改组为现代银行。同年8月，当时影响力非常大的《南洋官报》上曾连续两天登载《劝设山西银行说贴》，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首先认为“银行为各国财政之命脉”是件毋庸置疑的事情，接着又告诫道“晋省富商从速变计，早立一日之新基则早辟数年之大业”，如果真能将票号改组成银行，“则晋民幸甚，天下幸甚”。在此后的1908年半年的时间里，山西票号分布在全国二十多个城市的重要分号纷纷给祁县、太谷、平遥的总号写信，要求东家积极响应合组银行的建议。
6月的平遥城中已经有了一丝夏天的味道，而与愈来愈重的暑气相比，西街上蔚泰厚票号院里的气氛却是一片清冷，大掌柜毛鸿翰的屋门紧紧关闭着。这位在票号界一言九鼎的人物已经闭门好几天了，对于各地分号合组银行的意见，别家票号的总号都没做出对策，所有的大掌柜们都在持一种观望的态度，而小票号又只能等大票号的动作，大票号们又都在看着毛鸿翰的态度，压在他身上的担子重大起来了。他不得不反复思考，静心权衡。
毛鸿翰长远的目光中也看到了大势所趋，改组银行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和现象，但是制度无论如何变迁，改革是一定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的。至于这个代价，在“宁为鸡首，不为凤尾”的心理作用下，如果真要合组银行，实行现代意义上的股份制，银行董事应该由谁来担当？由财东担当？谁出资最多谁就当董事长？经理是要由董事会来聘任的。山西省有那么多的票号，那么多的掌柜，这样实行下去的话，混乱的局面也是无法预估的。且不说所有掌柜们作何感想，但就那些趾高气昂惯了的东家们会有几个甘于屈于人下？这怎能不让人慎重再慎重呢？最后他不得不敲定了主意。
不久，一列火车缓缓驶进了正阳门的火车站，在匆匆出站的人群中有一个衣着朴素的中年汉子，他是蔚泰厚总号的一个伙计，也是作为毛鸿翰的一个信使从平遥来到京城的，此行的目的是将毛鸿翰所传达的一个口信带给李宏龄，口信的内容是：关于合组银行事关重大，不必再行张罗了。
感觉莫名其妙的李宏龄马上写信向总号申辩道：“银行一事，众人皆言系弟一人之见，嘱弟不必组织，具征关爱，此事非特我省，有意者以为当办，即外省通达事理者亦以为不可不办，弟岂敢忘谈天下事”。
当李宏龄从北京寄出这封信的同时，太谷、祁县、平遥各大票号的总号里又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渠本翘，渠本翘是来亲自劝说各家票号的大掌柜出资合组银行的。他不仅面面俱到地陈述了合组银行的诸多好处，而且直说即使将来银行倒闭，各家也不过就损失几万两白银，这和各家票号在以往的大事件中损失的十几万两、几十万两的银子比起来简直是九牛一毛。
毛鸿翰听了以后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于组建银行的忧虑，委婉拒绝了。谁能想到，辉煌了几百年的晋商们，在创业之初可以彼此帮助、同舟共济，但面对危机的时候，首先顾虑的却是自己的利益而把家国置之度外了呢。其实他们也是被那么多的命运波折惊怕了，在乱世背后，小老百姓平平安安的心理占据了上风，所以面对这样一种状况渠本翘只能无功而返。
同年11月底，光绪皇帝驾崩，7天以后操纵了中国命运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也随之而去了，此时合组银行的发起人李宏龄正在病中，之前争议很久的合组银行之事已经灰飞烟灭，再无人提起。毛鸿翰因一己之私，动用了自己独裁的权力散发“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也，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的言论。这话传到李宏龄耳中，竟气得大口吐血一病不起。这场本可以扭转票号命运的改革就在各大票号心存观望、毛鸿翰独裁专断之中彻底失败了。
1911年，湖北新军发动了武装起义，一个月后革命领袖黄兴到达了武汉，这场局部的战争已经演变成了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的革命，辛亥革命彻底爆发了。
大清彻底沦陷了。辛亥革命之后，各家票号的处境更加的艰难。为了挽救危局，票号的商人们又进行了两次合组银行的努力。但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次合组银行最积极的倡导者，竟是当年最持反对态度的毛鸿翰。
更为可悲的是，毛鸿翰先前最忧虑的事还是发生了：北洋政府还没有对山西商人提出的要求做出最终的答复，票号内部的商人们就已经因为利益纷争，自己先闹得不可开交了。这种情况下，票号衰败的命运彻底无法挽回了。风光一时的毛鸿翰最终成了山西票号的陪葬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