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晋商的百年风云，可以说是兴于文化而败于体制。随着岁月的洗礼，创新思维和竞争意识在垄断地位的维持中、在晋商过于自信的头脑中给淡化了许多。以至于到了最后，票号的东家们竟然固步自封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纵然是有心的东家好心地提议也会被一票否决。李宏龄就是这乱世中的一个觉醒者。
李宏龄吃苦耐劳、精明能干，从一个小伙计一步步做起，最终开始了他的传奇而且富有商业头脑的掌柜生涯。他在担任蔚丰厚票号分庄经理期间，先后发生了甲午之战、庚子事变、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去世等一系列大事件。每逢时局动荡之时，一些商人都会从保全自身的利益出发，采取吞并、重组的办法，保全自己的财产。而李宏龄却把眼光放得极为长远，他一方面灵活行事，帮助与本票号有业务来往的商人渡过难关，另一方面又拿出自己的钱接济别人，避免了当时晋商“一损俱损”的局面。这不仅巩固了他在同行中的地位，更是扩大了业务关系，使蔚丰厚票号在这些重大危机中一次次化险为夷。
1897年，随着中国通商银行的成立，在日新月异的大环境中银行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一直到1911年，设立在全国的银行已达三十多家。清政府还适时地颁布了《试办银行章程》，仿照西方银行的模式，对银行设立给予了强烈的肯定和支持。
1900年，在北京分号主持工作的李宏龄，发现国外银行依靠纸币和信用制度而越来越成为票号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而且在北京、天津两处贸易圣地上，外国银行的市场份额竟然占到了60%以上。于是，他对这种新的银行业经营模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调查他发现，银行所建立起来的普通无等级的信用制度明显优越于票号的家族融资制度，于是他向东家建议应派人员到南方一些发达城市去进行实地考察，以对票号的组织机构进行改革。但是这一建议被当时的平遥总部的东家们弃之不理。
1904年春天，李宏龄在给平遥总号的信中，曾建议成立股份制银行的重要性，并且认为这是一个“时不可失，机会难再，宜早不宜缓也，宜速不宜迟”的大好良机。写完信后，李宏龄还特意挑选了十几张描绘北京风光的明信片寄回了平遥，并言辞恳请在山西深宅大院里封闭享受的东家掌柜们出来“走一走”。但大掌柜毛鸿翰却对想要推动改革的李宏龄心怀猜忌，他带了口信给李宏龄，要他不必再张罗了。在这之后，凡是收到来自京城李宏龄的亲笔信，毛掌柜一律扔到书柜顶上，看都不再看一眼。他甚至狭隘地认为“银行之议，不过是李某人自己想发财罢了”。
此外，清政府在筹备建立大清银行时，想走公有民营的新路子，邀请平遥总号的东家们入股参与。东家们对政府所提出的倡议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冷漠，还以商会的名义决定不参加，就这样，腐朽的晋商们错过了一次自我革新的绝好机会。这些平遥总部的老板们，认为自己手中掌握着最为广泛的客户资源和经营网络，还有政府的支持，因而不愿意再冒更大的风险进行改革。李宏龄的一腔热血以及他刚刚崛起的商业新思维，就被腐朽的晋商大资本扼杀在摇篮中了。
山西商人曾称雄商界五百年，其中以清代山西票商为最，曾一度执掌金融界之牛耳。在局势动荡中，山西票商一再错失了良机，使辉煌了几百年的大业毁于一旦。而李宏龄发动票号改革的远见之举如果能得到他们的认可并顺利实行，则山西商人的辉煌或许仍旧可以继续。由此可见，李宏龄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商人，他的远见卓识确属不凡。而像他一样力挽晋商于狂澜之中的仁人还有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