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几天，马伯乐的书店就先关了门了。总计开店三个月，房钱饭钱，家具钱……开销了两千块。大概马伯乐的腰里还有几百，确实的数目，外人不得而知。
他的书店是一本书也没有出，就关了门了。
马伯乐说：
“不好了，又得回家了。”
于是好像逃难似的在几天之内，把东西就都变卖完了。
这变卖东西的钱，刚刚够得上一张回家的船票。马伯乐又回家去了。
马伯乐在家里的地位降得更低了。
他说：
“怎么办呢，只得忍受着吧。”
当地的朋友问他在上海开书店的情形，他伤心的一字不提，只说：
“没有好人，没有好人。”
再问他：“此后你将怎样呢？”
他说：“上帝知道，也许给我个机会逃吧！”
马伯乐刚一回到家里，太太是很惊疑的。等她晓得他是关了店才回来的，她什么也没有表示。并没有和他争吵，且也什么不问，就像没看见他一样。她的脸和熨斗熨过似的那么平板，整天不跟他说一句话。她用了斜视的目光躲避着他，有时也把眼睛一上一下地对着他，好像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生人一般。吃饭了，老妈子来喊的时候，太太抱起小女孩雅格来就走了，并不向他说一声“吃饭啦”，或“吃饭去”。
只有雅格伏在太太的肩上向他拍着手，一面叫着爸爸。马伯乐看了这情景，眼泪立即满了两眼。
他觉得还是孩子好，孩子是不知道爸爸是失败了回来的。
他坐在桌上吃饭，桌上没有人开口和他讲话。别人所讲的话，好像他也搭不上言。
母亲说：“黄花鱼下来了，这几天便宜，你们有工夫去多买些来，腌上。”
大少奶奶和二少奶奶都答应着说去买。
父亲这几天来，一句话不说，银筷子碰着碗边嘤嘤地响。父亲吃完了一碗饭，梗妈要接过碗去装饭，老爷一摇头，把饭碗放下，站起来走了。
大黑猫从窗台上跳下来，跳到父亲离开的软椅上蹲着，咕噜咕噜的。那猫是又黑又胖。马伯乐看看它，它看看马伯乐。
马伯乐也只得不饱不饿地吃上一碗饭就退出饭厅来了。
后来父亲就不和马伯乐一张桌吃饭，父亲自己在客厅里边吃。吃完了饭，那漱口的声音非常大。马伯乐觉得很受威胁。
母亲因为父亲的不开心也就冷落多了。老妈子站在旁边是一声不敢响。
雅格叫着要吃蛋汤时，马伯乐用汤匙调了一匙倒在雅格的饭碗里，孩子刚要动手吃，妈妈伸手把饭碗给抢过去了，骂着那孩子：
“这两天肚子不好，馋嘴，还要吃汤泡饭。”
雅格哭起来了。马伯乐说：
“怕什么的，喝点汤怕什么？”
太太抱起孩子就走了，连睬也没有睬他。
全家对待马伯乐，就像《圣经》上说的对待魔鬼的那个样子，连小雅格也不让爸爸到她的身边了。雅格玩着的一个小狗熊，马伯乐拿着看看，那孩子立刻抢过去，突着嘴说：
“你给我，是我的。”
苹果上市的时候，马伯乐给雅格买来了，那孩子正想伸手去拿，妈妈在旁瞪了她一眼，于是她说，“我不要……妈说妈买给我。”
马伯乐感到全家都变了。
马伯乐下了最后的决心，从太太房间，搬到自己的书房去了，搬得干干净净，连一点什么也没有留，连箱子带衣裳带鞋袜，都搬过去了。他那跟着他去过两次上海的化学料的肥皂盒，也搬过去了。好像是他与太太分了家。
太太一声也没有响，一眼也没有看他，不用声音同时也不用眼睛表示挽留他，但也没一点反对他的意思，好像说，他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与她是一点也不相干的。
马伯乐最后一次去拿他的肥皂盒时，他故意表示着恶劣的态度，他很强横的样子，一脚就把门踢开了。
眼睛是横着看人的，肥皂盒就在镜台上，他假装看不见，他假装东找西找，在屋里走来走去，开遍了抽屉，他一边开着，他一边用眼梢偷看着太太。太太是躺在床上和孩子玩着。马伯乐想：
“你怎么就不和我说一句话呢？就这么狠心吗？”
到后来他简直乱闹起来。在他生起气来的时候，他的力气是很大的，弄的东西乒乓地乱响，可是太太什么反应也没有，简直没有看见他。于是他就把肥皂盒举起来摔在地上了。
“真他妈的中国人……”
他等了一会，他想太太这回大概受不住了！
可是太太一声没有响，仍是躺在床上和孩子玩着。
马伯乐看看，是一点办法没有了，于是拾起肥皂盒子来，跑到他自己安排好的屋中去。从此他就单独地存在着。
马伯乐很悲哀地过着生活。夜里打开窗子一看，月亮出来了，他说：“月亮出来了，太阳就看不见了。”
外边下雨了，他一出大门他就说：
“下雨了，路就是湿的。”
秋天树叶子飘了一院子，一游廊。夜里来了风，就往玻璃窗子上直打，这时马伯乐在床上左翻右转，思来想去。古人说得好，人生是苦多乐少，有了钱，妻、子、父、兄；没有钱，还不如丧家的狗，人活着就是这么一回子事，哪有什么正义真理，还不都是骗人的话。
马伯乐东西乱想，把头想痛了。他起来喝了一杯茶才好一点。他往窗子外边一看，外边是黑沉沉的，他说：
“没有月亮，夜是黑的。”
他听落叶打在窗上，他又说：
“秋天了，叶子是要落的。”
他跟着这个原则，他接着想了许多：
“有钱的人是要看不起穷人的。”
“做官的是要看不起小民的。”
“太太是要看不起我的了。”
“风停了，树叶就不落了。”
“我有了钱，太太就看得起我。”
“我有钱，父亲也是父亲了，孩子也是孩子了。”
“人活着就是这么的。”
“活着就是活着。”
“死了就活不了。”
“自杀就非死不可。”
“若想逃就非逃不可。”
马伯乐一想到“逃”这个字，他想这回可别逃了。
于是马伯乐在家里住了一个很长时间，七八个月之内。他没有逃。
芦沟桥事件一发生，马伯乐就坐着一只大洋船从青岛的家里，往上海逃来了。
全船没有什么逃难的现象，到了上海，上海也没有什么逃难的现象，没有人从别的地方逃到上海来，也没有人从上海逃到别处去。一切都是安安详详的，法租界、英租界、外滩码头，都是和平常一样，一点也没有混乱，外滩的高壮的大楼，还是好好地很威严地在那久站着，电车和高楼汽车交交叉叉地仍旧是很安详地来往着。电车的铃子还叮叮地响着。行人道上女人们有的撑着洋伞，有的拿着闪光的皮夹子，悠悠然地走着，也都穿着很讲究的衣裳和很漂亮的鞋子，鞋子多半是通着孔的，而女人们又不喜欢穿袜子，所以一个一个地看上去都很凉爽的样子。尤其是高楼汽车上，所坐着的那些太太小姐们，都穿着透纱的衣裳，水黄的，淡青，米色的，都穿得那么薄，都是轻飘飘的，看去风凉极了，就是在七月里，怕是她们也要冷的样子。临街的店铺的饰窗，繁华得不得了。小的店铺，门前还唱着话匣子。还有那些售卖航空奖券的小铺子，铺前站着满满的人，也唱着话匣子，那是唱着些刺激人、乱吼乱叫的调子，像哭不是哭，像笑不是笑。那些人徘徊在店铺前边想要买一张又怕得不到彩，白白地扔了一块钱。想要不买，又觉得说不定会得到头彩，二彩，三彩，……不仅仅这些，还有许多副彩，或是末尾的两个号码相符，也可得到三十五十、三元二元。
最低限度还有一个一元的。一元的机会最多，买了还是买了吧，得不到头彩，得到一个一元的也还够本。假若是得到个二彩三彩，那还了得，富翁立刻就做上了，买上汽车，家里用上七八个仆人，留声机，无线电……头彩虽然不容易得，但是回回头彩是必定出的，这头彩出在谁人头上，谁是把它定下了的？没有人定呀，谁买了彩票，谁就有机会，一块钱就存心当它是丢了，要买就决心买吧。所以娘姨们，拉车的车夫，小商人，白相人，游散杂人……不分等级地都站在彩票店的门前，在心里算来算去，往那挂得粉红红的一排一排的彩票上看来看去，看看哪一张能够得头彩。好像他们看得出来，哪一张要得头彩的样子。看准了他们就开口了，说：“我要这张。”指着那挂得成排的彩票，他们把手伸出去，卖彩票的人，拿过一联来，一联就是十张二十张，或者是三张二张联在一起的，好像在邮局里的邮票一样，是一排一排的，一大张一大张的。可是没有人看见过到邮局里去买邮票的人他指定要这张，或者是要那张，交过去五分钱，邮局的人就给一张五分的票子，交过一分就给一张一分的票子，假若有人要加以挑选，邮局的人岂不要把他大骂一顿。但是买航空奖券则不同，随便你挑来挑去，卖票子的人也不嫌麻烦。买票子的人，在那一大张上看了半天，都不合意。于是说：“不要这排，要那排。”卖票子的人就去换了一大排来，这一大排和那一大排也差不多，也完全一样，于是那买的人就眼花了，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没有了主意，真是千钧一发的时候，非下最后的决心不可。于是就下了最后的决心，随便在那看花眼了的一大排上，指定了一张，别人看了以为他是真正看出点道理来才选了这张的。其实不然，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将来是悲是喜。不过眼睛看花了，头脑也想乱了，没有办法才随便撕下来这张的。还有的，撕下来他又不要了，他看看好像另外的一张比这张更好，另外的一张大概会得头彩，而他这张也不过得个三彩的样子。他自己觉得是这样，于是他赶快又另换了一张，卖票子的人也不嫌麻烦，就给他另换了一张，还有的几次三番地换，卖票的也都随他们的便。有的在那里挤挤擦擦地研究了一会，拿到面前用手摸了半天。摸完了，看完他又不买。他又退到旁边看着别人买。有的时候是很奇怪的，一个人上来很勇敢地买了一张去，另外的人也上来各人买了一张去，那站在旁边在看着别人买的人也上来买了一张去。好像买彩票的人，是趁着风气而买。大概是他们看出第一个很爽快地买这一联彩票的人，是个会发财的样子，跟着发财的人的后边，说不定自己也就会发财的，但是这些爽快买了就去的人是不常有的。多半的要研究，还有的研究完了，却并不买，也不站在一旁看着别人买，而是回家去了，回家去好好想想明天再来。他们买一张航空奖券，好像出钱来买匹小驴或小马那样，要研究这小驴是瘦的是胖的，又是多大的牙口，该算一算，过几年，它该生几个小驴子。又好像男的在那选择未婚妻，女的在那里选择丈夫。选择丈夫也没有如此困难的左看右看，百般地看，而看不出好坏来。这一大堆航空奖券哪个是头彩。
越看越看不明白，一点现象也没有，通通是一样，一大张一大排的都是一样，都是浅红色的，上边都印着完全一模一样的字。一千张，一万张，哪怕是十万张，也都是一样。哪管是发现了几张或是比其余的稍微深了一点或是浅了一点，让人选择起来也有个目标。将来得不得彩的不管，总算在选择上比较省点力气。但是印航空奖券的印刷所也许是没有想到他们选择困难这一层，颜色却调得一模一样，似乎不是人工造的，而是天生就生成了这么一模一样。这是一般人，或者穷人买航空奖券的样子。有钱的人也买，但多半是不十分选择的，也不十分看重的样子。一买就是十块钱二十块钱，或是百八十块钱地买，好像买香烟或别的日常用品一样。不管回到家对这彩票仍旧是不加重视的扔在一边，或是把号码记在日记册上，或是更记在什么秘密的地方，日夜地等着开彩都不管，就只说买的时候到底是直爽的。街上不但卖航空奖券的铺子是热闹的，就是一切店铺也都很热闹。虽然热闹但是并不混乱，并不慌忙，而是安安详详的，平平稳稳的，绝对没有逃难的形色。
坐着马伯乐的大船，进了口了，靠了岸了。马伯乐是高高地站在桅杆的下边。岸上挤满了接船的人。他明明知道没人来接他，因为他上船的时候并没打电报给上海的朋友。但是他想：
“万一要有呢？”
所以他往岸上不住地寻视，直等到下船的人都下完了，接船的人也都走了，他才回到三等舱里，拿起他那张唯一带来的毯子，下船来了。
走在街上，他觉得有点不对，一切都是平常的态度，对于他，这从青岛逃来的人，似乎没有人知晓。他走过了外滩，走过了南京路，他穿的是很厚的衣裳，衬衫也黑了，皮鞋也没有上油，脸上的胡子也几天没有一刮了，所以脸色是黑黝黝的。
高楼汽车经过他旁边的时候，他往上看了一眼，看到那些太太小姐们，穿得都那么凉爽。
“怎么，她们还不知道吗？芦沟桥都打起来啦！”
他想，这样的民族怎么可以！他们都不知道青岛也快危险了。
他坐了电车经过先施公司、冠生园、大新公司的前边，那里边外边都是热热闹闹的，一点也没有逃难的样子，一点也没有惊慌的样子，太太平平的，人们是稳稳当当的。
当马伯乐看到了卖航空奖券的铺子，里边是红纸装饰得红堂堂的，里边外边都挂了红招牌，上边写着上次开奖，头奖就是他这个店铺卖出去的，请要发财的人快来买吧。马伯乐一看，他就说：
“真他妈的中国人！”
“日本人都快打上来了，你们还不去做个准备。还在这里一心想要发财。”
“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呢？”
他之所谓到那时候，大概是到了很悲观的时候，于是很悲悯地想着：
“你们这些人，你们不是没有聪明，你们不是不想要过好的生活，过安定的生活，看你们都聚在一起，很忠实地买航空奖券的样子，可见你们对于发财的心是多么切。可是小日本就快上来了，小日本上来的时候，你们将要不知不觉的，破马张飞地乱逃，到那时候，你们将要哭叫连天，将要失妻散子。到那时候，天昏地暗了，手忙脚乱了，你们还不快快去做一个准备，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呢！”
马伯乐就带着这种心情到了上海。不久就在上海租了房子住下了。
这回他租的房子，可与开书店那次所租的房子相差太远了，不能比了。一开门进去，满屋子都是大蒜的气味。马伯乐说：
“这是逃难呀，这不是过日子，也不是做生意。”
所以满屋子摆着油罐、盐罐、酱油瓶子、醋瓶子，他一点也不觉得讨厌，而觉得是应该的，应该如此的。
他的屋子是暗无天日的，是在楼下梯口的一旁。这座房子组织得很奇怪。不但是马伯乐的房子没有窗子，所有楼下的房子也都没有窗子。
马伯乐租房子的时候，第一眼就看到了这个缺点，正因这有这个缺点，他才租了它。他懂得没光线眼睛是要坏的，关起门来没有空气，人可怎么能够受得了，但是正因为有了这个大缺点，房租才会便宜的。
“这是什么时候？这是逃难的时候。”
马伯乐想，逃难的时候，就得做逃难的打算，省钱第一，别的谈不到。
所以对这黑洞洞的房子，他一点也不觉讨厌，而觉得是应该的，应该如此。
一天到晚是非开电灯不可的，那屋子可说是暗无天日的了，一天到晚，天暗地黑，刮风下雨也都不能够晓得，哪怕外边打了雷，坐在屋子里的马伯乐也受不到轰震。街上的汽车和一切杂音，坐在这屋子里什么也听不见，好像世界是不会发声音的了，世界是个哑巴了。有时候，弄堂里淘气的孩子，拿了皮球向着墙上丢打着。这时候马伯乐在屋里听到墙壁啪啪地响，那好像从几百里之外传来的，好像儿童时代丢了一块石子到井里去，而后把耳朵贴在井口上所听到的那样，实在是深远得不得了。有时弄堂里的孩子们拿了一根棍子从马伯乐的墙外边划过去，那时他听到的不是啪啪的而是刷刷的，咯拉咯拉的……这是从哪儿来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