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他抬进来吧！”
老太太擦擦眼泪说：“多嘴！”
于是那车夫就在大门外边，让太阳晒着，让上百的人围着。
车夫果然没有死。
今天被老太太喝呼着，他就跪在大门洞子里了。
但是他不晓得为大少爷祈祷什么，同时街上过往来回的人，还一个劲地看他，他只得抬起手来把脸蒙住。可是他的手正在擦车灯，满手是擦灯油的气味。
他看一看老太太也上楼了，他也就站起来了。
这一天祷告的声音很大，不同平常的晚祷。声音是嗡嗡的，还好像有人哭着。车夫想：
“哭是在礼拜堂里边，怎么在家也哭？”
车夫一听不好了，大半是发生了不幸。他赶快跑到屋里去，把门关上，向着圣像很虔诚地把头低下去，于是也大声地叨叨起来：
“主，耶稣，你千灵万灵的主，可不要降灾于我们的大少爷……可不要降灾于我们的大少爷……从前我以为他是个狠心的人，从昨天起我才知道他是个心肠很好的人。上帝，昨天他还给我两块钱来的……昨天。”
马伯乐因为要离开家，所以赏给两块钱，因此车夫为他大嚷大叫着。
送信的信差来了，敲打着门房的窗子，没有人应，就把信丢进窗子里去。他往窗子里一望，地上跪着一个人，他招呼一声：
“信！”
里边也没有回答，他觉得奇怪，又听这院子里楼上楼下都嗡嗡的。
在这个城里，耶稣教很盛行，信差也有许多信教的，他知道他们在做祷告，他看一看手上的表，知道晚祷的时候还未到。
若不在晚祷的时候，全体的祷告是不多见的，大概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生了初生的婴儿是如此，因为婴儿是从耶稣那里得到生命的。有人离开了世界，大家希望他能够回到主那里所以大家也为他祈祷。
那信差从大门口往里望一下，没有看见一个人。两三个花鸭子绕着影壁襥襥地走来。信差又往院子里走一走，看见小丫环在走廊上也是跪着，他就一步跳出来了。心中纳闷。
他到隔壁那家去送信，他就把这情形告诉了那看门的。
看门的跑到马公馆的大门口站了一会，回去就告诉了女仆，女仆又告诉了大小姐。
不一会，马公馆的大门外聚了一大堆的人。因为这一群人又都是不相干的，不敢进去问一问，都站在那儿往里边探头探脑。
有的想，老马先生死了，有的想孙少爷前天发烧，也许是病重。
还有一些，是些过路人，看人家停在那儿了，他也就停在那儿了，他根本什么也不知道，就跟人家在那里白白地站着。
马公馆的老厨子，扎着个蓝围裙，提着个泥烧的扁扁酒瓶子，笑呵呵地从街上回来。走到大门口，那些人把他拦住，问他：
“你们公馆怎么着了？有什么事？”
他说：“没什么，没什么！”
人们向他拥着。他说：
“别挤别挤，我要喝酒去了。”
他一进了院子，听听楼上楼下，都在祷告。他一开厨房的门，他看梗妈跪在那里，并且梗妈哭得和个泪人似的。他也就赶快放下了酒壶，跪下去了。
马伯乐有生以来只受过两次这样庄严的祷告。一次是在他初生的时候，那时他还太小，他全然不知道。那么只有这一次了，所以使他感到很庄严，他觉得坐立不安。
不久他带着父亲赞助他的那笔款子，在上海开起书店来了。
现在再说他父亲赞助他这笔款子究竟是三千块钱，还是几百块钱，外人不能详细地知道。他见了有钱的人，他说三千。他见了穷朋友，他说：
“哪有那么多，也不过几百块钱。父亲好比保险箱，多一个铜板也不用想从他那里跳出来。”
“说是这样说。”马伯乐招呼着他的穷朋友，“咱们该吃还是得吃呵，下楼去，走！”
他是没有戴帽子的习惯的，只紧了紧裤带就下楼去了。
他走在前边，很大方的样子。走到弄堂口，他就指给朋友们两条大路，一边是向左，一边是向右。问他们要吃汤圆，还是要吃水饺。
马伯乐所开的这爿店是在法租界一条僻静的街上，三层楼的房子。
马伯乐这书店开得很阔气，营业部设在楼下，二楼是办公厅，是他私人的，三楼是职员的卧室（他的职员就是前次他来上海所交的几个穷朋友）。
房子共有六七间，写字台五六张，每张写字台上都摆着大玻璃片。墨水壶，剪刀，浆糊，图钉，这一些零碎就买了五十多块钱的。
厨房里边，请上娘姨，生起火来，开了炉灶。若遇到了有钱的朋友来，厨房就蒸着鸡啦，鸭啦，鱼啦，肉啦，各种香味，大宴起客来。
比方会写一点诗的，或将来要写而现在还未写的，或是打算不久就要开始写的诗人，或是正在收集材料的小说家……就是这一些人等等，马伯乐最欢迎。他这些新朋友，没有几天工夫都交成了。简直是至交，不分彼此，有吃就吃，有喝就喝，一切都谈得来，一切不成问题。
马伯乐一看，这生意将来是不成问题的了，将来让他们供给文章是不成问题的了。因为并非商人之交，商人是以利合，他们却是以道合。他们彼此都很谈得来。
马伯乐把从前写小说的计划也都讲了一番。但是关于他为着想卖点稿费才来写小说这一层，是一字未提的，只说了他最中心的主题，想要用文章来挽救中华民族。
“真是我们的民族非得用我们的笔去唤醒不可了，这是谁的责任……这是我们人人的责任。”
马伯乐大凡在高兴的时候，对着他的宾客没有不说这话的。
于是人人都承认马伯乐是将来最有希望的一人。
彼此高谈阔论，把窗子推开，把椅子乱拉着。横着的，斜着的，还有的把体重沉在椅子的两只后腿上，椅子的前腿抬起来，看着很危险。可是坐在椅子上的人把脚高高地举在写字台上，一点也不在乎，悠然自得。他把皮鞋的后跟还在桌心那块玻璃砖上慢慢地擦着。
那玻璃砖的下层压着一张高尔基的像片，压着一张斯大林的像片。
那个张歪着椅子的前腿的人，一看到这两张像片，赶忙把脚从桌上拿下来，抬起玻璃砖把像片拿出来细看一番，连像片的背面都看了，好像说不定这张像片就是他的。
看了半天，没能看出什么来。
经他这一看，别人也都围上来了，并且好几个人问着：
“这是在哪儿买的，伯乐！”
“呵，什么。”马伯乐表示着很不经意的样子，他晓得在交际场中，你大惊小怪的，未免太小家子气。
“从青岛带来的。”
马伯乐是说了个谎，其实这照片不是他的，是他的职员的。
因为还是远道而来，众人对这照片更表示一番特别重视。
所以接着不断地议论起来。有的说霞飞路上有一家外国书店卖的多半是俄国书，比如果戈里的，托尔斯泰的，还有些新俄的作家。可惜他们都不大认识俄文，只凭了封面上的作者的画像才知道是某人某人的作品。就是这一家就有斯大林的照片。
马伯乐说：
“我还从那里买过一张法捷耶夫的照片……穿的是哥萨克的衣裳。”
马伯乐的确在朋友的地方见过这张照片，可是他并没有买过。他看大家都对这个有兴趣，所以他又说了个谎。
“是的呀。俄国的作家，都愿意穿哥萨克的衣裳，那也实在好看。可惜上海没有卖的，听说哈尔滨有，我那儿有认识人，我想托他给我买一件寄来。俄国东西实在好。”
马伯乐说：
“很好，很好。”
再说那卖俄国画片的书店，众人都不落后，各人说着各人对那书店发现的经过。有的说：
“刚开门不久。”
有的说：
“不对，是从南京路搬来的。”
有一个人说，他在两年前就注意到它了。正说到这里，另一个人站起来，把一支吸完了的烟尾从窗子抛到花园里去。那个人是带着太太的，太太就说：
“你看你，怎么把烟头丢进花园里，花是见不得烟的。”
马伯乐过来说不要紧。
“这花算什么，没有一点好花。”
可是大家的话题仍没有打断。那丢烟尾的人发表了更丰富更正确的关于那家书店的来历，他说他有一个侄子，从前到过海参崴，学了很好的俄国话回来。他是那书店老板的翻译。
“老板的名字叫什么来的，叫做什……多宁克……有一次，我到那书店里去，侄子还给我介绍过，现在想不起了，总之，是个纯粹的俄国人。从他那哈哈大笑的笑声里，就可以分辨出来，俄国人是和别的国人不同的，俄国人是有着他了不起的魄力的……”
他知道他自己的话越说越远，于是把话拉回来：
“那书店不是什么美国人开的，也不是从南京路来的，而是从莫斯科来的，是最近，就是今年春天。”
关于这样一个大家认为前进的书店，马伯乐若不站起来说上几句，觉得自己实在太落后了。但是他要说什么呢！其实他刚来上海不久，连这书店还是第一次听说，连看也未曾看过，实在无从说起，又加上已经被人确定是俄国书店了，大家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大家也就不感到趣味了。马伯乐看一看这情景，也就闭口无言算了。
大家都静了几分钟。
马伯乐要设法把空气缓和下来，正好门口来个卖西瓜的，就叫了佣人来抱西瓜，他站在门口招呼着：
“选大的，选大的。”
他表示很慷慨的样子，让佣人拿了四五个进来。
一会工夫，满地都是西瓜皮了。
马伯乐说：
“随便扔，随便扔。”
他觉得若能做到主客不分，这才能算做好交情。办公桌上的墨盒盖没有关，有人不经意地把西瓜子吐在墨盒里了。
马伯乐说：
“不要紧，不要紧，真他妈的这些东西真碍事。”
他走过去，把办公桌上零零碎碎的什么印色盒，什么橡皮图章、墨水壶之类，都一齐往一边扒拉着，这些东西实在是很碍事。
过了没有多少日子。马伯乐这书店有些泄气了。他让会计把帐一算，他说开销太大了。他手里拿着帐单，他说：
“是这个数目吗？”
他说：
“有这么多吗？”
他拿起铅笔来，坐在办公桌那儿算了一个上午。这是他开书店以来第一次办公，觉得很疲乏，头脑有点不够用。躺在床上去休息了一下，才又起来接着算。无论怎么算法。数目还是那么多，和会计算的一样。于是他说着：
“这真奇怪，这真奇怪，可是一两千块钱都是做什么花的？并没有买什么用不着的东西呀！并没有浪费呀！钱可到底是哪儿去了？”
偏拿在他手里的帐单是很清晰的，不但记明了买的什么东西，还记明了日子。马伯乐依次看下去，没有一笔款子不是经他手而花出去的。件件他都想得起来，桌子、椅子、衣柜、痰盂……甚至于买了多少听子烟招待客人他还记得的，的的确确没有算错帐，一点也没有错，马伯乐承认帐单是完全对的。虽然对了，他还奇怪：
“这么多，真这么多！”
他完全承认了之后，还是表示着怀疑的样子。
到了第二天，他想了一个很好的紧缩的办法，把楼下房子租出去，在门口贴了一张红纸租贴，上边写着：
余屋分租，抽水马桶，卫生设备俱全。
租金不贵，只取四十元。
因为“租金不贵”这四个字，马伯乐差一点没跟会计打起来，会计说：
“写上‘租金不贵，’干什么呢？他要租就租，不租就是不租。写上‘租金不贵’这多难看，朋友来了，看了也不好，好像咱们书店开不起了似的。”
马伯乐打定了主意必要写上。
写好了，在贴的时候，差一点又没有打一仗。马伯乐主张贴得高一点，会计主张贴得低一点，贴得低人家好容易看见。
马伯乐说：
“贴得低，讨厌的小孩子给撕了去，到时候可怎么办哪！”
马伯乐到底亲自刷了胶水，出去就给它贴上了。他是翘着脚尖贴上的。
因为那招贴刷了过多的胶水，一直到招来的房客都搬来了，那招贴几次三番地往下撕都撕不下来，后来下了几场雨，才算慢慢地掉了。
朋友来了的时候，仍是拉开楼下客堂间的门就进去，并且喊着：
“伯乐，不在家吗？”
常常把那家房客，闹得莫名其妙。
马伯乐很表示对不住的样子，从二楼下来把客人让上去：
“房子太多，住不了……都搬到楼上来了。”
他想要说，把营业部都一齐搬到楼上来了。但他自己一想也没营什么业，所以没有说出来。
从此朋友也就少了一点，就是来了也不大热闹。因为马伯乐不像从前常常留他们吃，只是陪着客人坐了一会，白白地坐着，大家也没有什么趣味。显得很冷落，谈的话也比较少，也比较有次序，不能够谈得很混乱，所以一点不热闹。
二楼摆着三张办公桌子，外加一个立柜，两个书架，七八张椅子，还有马伯乐的床，可说连地板都没有多大空处了。乱七八糟的，实在一点规模也没有了。
所以马伯乐也随便起来，连领带也不打了，袜子也不穿，光着脚穿着拖鞋。
到后来连西装也不穿了，一天到晚穿着睡衣，睡衣要脱下去洗时，就只穿了一个背心和一个短衬裤。马伯乐是一个近乎瘦的人，别人看了觉得他的腿很长，且也很细，脖子也很长很细。也许是因为不穿衣裳露在外面的缘故。
他早晨起来，不但不洗脸，连牙也不刷了。一会靠在椅子上，一会靠在床上，似睡非睡，似醒非醒，连精神也没有了。
“到那时候，可怎么办！”
他之所谓到那时候，是有所指的，但是别人不大知道，也许指的是到书店关门的时候。
经过这样一个时间，他把三楼也租出去了。把亭子间也租出去了。
全书店都在二楼上，会计课，庶务课，所有的部门，都在一间房子里。
马伯乐和两三个朋友吃住在一道了。朋友就是书店的职员。
马伯乐觉得这不大雅观。
“怎么书店的经理能够和普通的职员住在一起呢！”
本来他想住在一起也没有什么，省钱就好。但是外边人看了不好看。于是又破费了好几块钱，买了个屏风来，用这屏风把他自己和另外的两个人隔开。
经这样一紧缩，生活倒也好过了，楼下出租四十元，三楼出租二十元，又加上两个亭子间共租十四元。
全幢的房子从大房东那里租来是七十五元。
马伯乐这一爿店，房租每月一元。他算一算，真开心极了。
“这不是白捡的吗？他妈的，吃呵！”
经过了这一番紧缩，他又来了精神。
每到下半天，他必叫娘姨到街上去买小包子来吃，一买就买好几十个，吃得马伯乐满嘴都冒着油，因为他吃得很快，一口一口地吞着，他说：
“这真便宜！”
他是勉强说出来的，他的嘴里挤满了包子。
这样下去，朋友们也不大来了。马伯乐天天没有事好做，吃完了就睡，睡完了就吃，生活也倒安适。
但那住在三楼的那个穷小子，可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南洋华侨不是南洋华侨，广东人不是广东人，一天穿着木头板鞋上上下下，清早就不让人睡觉。
“真他妈的中国人！”马伯乐骂着。
会计说：
“那小子是个穷光蛋，屋里什么也没有，摆着个光杆床，算个干什么的！”
马伯乐一听，说：
“是真的吗？只有一张床。那他下个月可不要拖欠咱们的房租呵！”
当天马伯乐就上楼去打算偷看一番，不料那穷小子的屋里来了一个外国女人。马伯乐跑下楼来就告诉他同屋的，就是那会计。
“那外国姑娘真漂亮。”
会计说：
“你老马真是崇拜外国人，一看就说外国人漂亮。”
“你说谁崇拜外国人？哪个王八蛋才崇拜外国人呢！”
正说着楼上的外国姑娘下来了。马伯乐开门到洗脸室去，跟她走了个对面，差一点要撞上了。马伯乐赶忙点着头说：
“Sorry.”
并不像撞到中国人那样。撞到中国人，他瞪一瞪眼睛：
“真他妈的中国人！”
可是过了不久，可到底是不行。开书店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听说哪条街哪条街也挂了牌子。而最使马伯乐觉得不开心的，是和他对门的弄堂房子也挂了书店牌子。这不简直是在抢买卖吗？
这是干什么！
马伯乐说：“咱们下楼去仔细看看。”
没有人和他同去，只得一个人去了。他站在那儿，他歪着脖，他把那牌子用手敲得哐哐地响。他回来，上了楼，没有说别的，只骂了一句：
“店铺还不知哪天关门，他妈的牌子可做得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