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企业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把价格机制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唯一协调机制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了研究价格机制的稀缺资源配置效率，新古典经济学家把企业抽象和简化为最优化的专业化生产者，把抽象化的企业作为其价格理论的附属物，以服务他们研究的核心和目的。
在分析市场价格机制的基本作用时，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生产与消费分离下的专业化分工经济。在这种分工经济中，新古典经济学家把企业视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者，把家庭视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生产者只为别人生产所消费的产品，消费者只消费别人所生产的产品。专业化分工的结果是经济的极端分散和相互依赖性，导致整个经济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分工经济的核心问题是经济的协调机制。由于极端的分散性，所有企业和家庭都不能单独地影响价格，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生产和消费的分离是价格机制有效协调的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自发的价格协调是收敛的，可以完全消除外在的不确定性，所以价格机制是专业化生产的唯一有效的协调机制。通过供求变化的价格协调，整个经济将长期处于和谐、稳定的运行状态。
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论述价格机制的经济协调作用时，假设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专业化生产者，是具有完全理性的，拥有完备的知识和预见能力，企业生产要素的技术选择组合（生产函数）是既定的和可以随意调整的，而且所有生产要素都是可分的和可流动的。在上述理论假设之下，企业可以根据价格的变化，随时调整生产要素的技术组合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在主流经济学的价格理论体系中，企业是经过抽象的、概念化的、充分有效率的“黑箱”。由于企业的最优化行为存在，价格机制就成为应对复杂的经济协调问题的有效机制。在完全确定条件下，企业竞争的结果是行业和企业的双重均衡，企业的长期利润为零，经济系统处于静态的循环流转之中。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分析中，我们看不到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竞争关系，企业的最优化行为不过是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根据价格的变化选择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技术组合而已——技术对企业的生产只不过是一种外生变量。
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不仅仅作为一个“黑箱”，而且是完全同质的，从事专业化生产的“黑箱”。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对专业化生产者行为的两个假设，即生产函数和利润函数的表述，为我们勾勒出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理论的核心：企业是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专业化生产者。我国学者刘刚（2005）把新古典主义的企业同质性假设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生产要素具有完全的流动性。为了说明价格制度有效，新古典经济学假设所有的生产要素是确定的、无差别的和完全流动的，可以在要素市场公开获得。通过完全竞争的要素市场，企业可以自由地进入所有的盈利行业，企业之间完全具有替代性。
第二，企业之间的模仿是无成本的。新古典经济学承认短期准租金的存在，但是在长期均衡中，企业的模仿行为使这种准租金耗散。由于模仿是无成本的，企业可以通过模仿，迅速地有效扩张或者自由进入、退出某一行业，使行业长期均衡。
第三，企业的行为是完全可以确定的。在完全竞争模型中，决定企业行为的唯一变量是价格，企业仅仅是价格的接收者。在价格决定中，单个企业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决定价格的是价格制度。在价格外在决定的情况下，企业的最优行为是根据价格进行成本和收益的边际分析、边际比较，以追求利润最大化。
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只是从论证价格机制有效性的角度，把企业假设为向市场提供产品的、充分有效的专业化生产者。从研究的角度看，这种简化的假设是必要的，有其合理性。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在揭示价格机制有效性的同时，严重忽视了作为价格机制作用基础的、企业内在的经济活动的组织及其效率。阿奇伯德（Archibald，1996）在评价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理论时指出，在最优化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中，由于企业理论的研究目的仅仅是考察企业在价格配置时的作用，因此，是否存在一个企业理论本身是值得怀疑的。
新古典企业理论的完全竞争模型中存在一个基本的逻辑关系：大量的完全同质的企业参与市场—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企业的行为是完全确定和最优的—市场是充分效率的，在这种逻辑下，市场长期均衡的结果使所有企业的利润为零。但是现实中企业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竞争和利润差异。
为了解释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异，一系列新的理论开始质疑新古典企业理论的假设并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利润的存在和来源。
企业理论以及早期思想从企业的生产活动和交易活动两个方面对利润的来源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
2.1.2 奈特的不确定性的思想
新制度经济学家首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企业的经营活动是不确定的，盈亏的变动是企业经营中的常态，而静态的均衡不过是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理想中的“幻觉”。新古典经济学主观地、想当然地把利润看做是承担风险的回报，但是，奈特（1921）质疑利润是企业承担经营活动风险的回报，他认为风险是不可能产生利润的，不确定性才是利润的真正来源。奈特在区分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基础上指出，即使放弃完全竞争的充分信息假设，承认风险的存在，也不能解释利润存在的合理性。因为风险可以通过经验和概率统计进行统计和预见，在可预见的情况下，企业只是把风险转变成为另一种从事经营的成本。科斯（1937）关于价格中的风险补偿即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风险的，在竞争均衡存在的情况下，企业不可能获得包括风险成本在内的全部成本以外的东西，即利润。因此，奈特认为利润来源于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行为主体缺乏对事件结果进行预期的知识，即知识的不完备性造成的。企业竞争和获利的关键是对未来的发展做出预期并采取行动，在不确定条件下，企业预期的不同导致行为的不同，最后产生经营结果的不同。奈特把知识不完全基础上的预期的不确定看做是企业产生和存在的理由，他进而指出企业家的才能——对未来的预期、判断和决策能力的非竞争性是企业利润的来源，这些能力是无法通过市场定价和外部监督的。但是奈特对不确定的解释是极端的。他认为不确定性是与风险完全不同的知识分类，不确定是极端的或完全缺乏知识和预见的结果，企业获得的利润来自事物固有的、绝对无法预见的性质和人类行为结果根本不可能预测的纯粹事实，这样，企业决策的唯一依据是人类的某种心理倾向和性格特征（如风险态度）。最终，奈特把企业的利润归结为纯粹偶然性的结果。奈特把企业家的才能归结为人类天生的直觉和自然心理倾向与性格特征，把利润归结为极端的不确定，否认企业决策中的理性成分。
受奈特的不确定性理论的启发，理论界围绕不确定性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试图把不确定问题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出现了两种研究思路。
哈耶克（1945）把不确定性归结为具体经济环境所引起的决策的适应性问题，他认为由于决策所需要的知识是分散的，而集中决策的知识是不完备的，因而实现经济协调的关键问题是谁充当决策的主体，即决策权和知识的对应分配。在知识分散存在的条件下，实现经济有效协调的关键是把决策权分散给拥有相应知识的个体，而不是集中计划者。事实上，哈耶克是在论证以分散决策为特征的市场协调的有效性，但是他所提出的经济协调中的知识约束对企业组织协调，以及两种协调的方式的比较都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哈耶克承认具体决策过程中决策主体之间相应的知识完备程度是不同的，但是可以通过决策权和相应知识的对应分配实现决策的最优化，他用知识的分散性解决了决策中的知识不完备性问题。从实质上看，他仍然坚持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设以及分析传统，哈耶克事实上否定了奈特的不确定性的存在。从经济行为主体的认知角度考察，知识的分散性并没有解决不确定性的真正来源问题。
2.1.3 西蒙的有限理性思想
继哈耶克之后，西蒙（1957）把人类认知结构引入企业组织行为的分析，提出有限理性的假设并解释不确定性。其基本含义是：经济行为主体在主观上追求理性，但只能有限程度上做到这一点，相对于复杂的客观环境，人类的认知和计算能力都是有限的，完全最优化决策即使是可能的，也将面临高昂的成本约束。西蒙把不确定性理解为“复杂环境下的最优化决策的成本约束问题”。在决策成本约束下，决策过程更多地遵循“满意原则”。西蒙认为组织程序和制度设计对缓解人类的有限理性限制和节约决策成本至关重要。在西蒙的理论中，企业已经被看做是一个生产性知识的结合，作为整体存在的企业组织是相对独立的，不同企业之间存在组织共有的知识。
遵循上述研究的思路，施蒂格勒（1961）进一步把不确定性归结为决策中的信息问题，这样，不确定性仅仅表现为与信息收集相关的信息成本，施蒂格勒把不确定性问题转化为特定信息成本约束下的最优化问题，通过上述转化，不确定性被完全纳入到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分析框架，奈特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则完全消失。
兰格路易斯（1984）认为上述的研究思路掩盖了真正的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经济活动中实际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知识和信息的缺乏。一是知识和信息的缺乏始终与价格分散决定的市场机制相一致。一般均衡理论中的概率论和偶然性公式就是指这种信息的缺乏。二是奈特所说的不确定性，即缺乏有关问题的基本性质和可能出现的后果的知识与信息，而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涉及奈特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兰格路易斯也用参数不确定和结构不确定来表述两种不确定的分类。
沿着哈耶克和西蒙对不确定问题的研究思路，形成了两种企业理论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一是企业的契约理论；二是企业的演化理论和能力理论。
2.1.4 企业的契约理论
企业的契约理论（科斯，1937）通过放松新古典经济学充分信息假设，展开其企业理论的分析。科斯认为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协调经济活动中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而长期以来新古典经济学对利用市场机制的成本——交易成本的忽视，是理解企业本质的关键，他认为企业是交易成本约束下的市场的替代物。科斯认为企业对交易成本的节约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一系列契约被一个契约所代替，从而减少了交易次数和交易成本；二是企业家权威机制替代了市场的价格机制，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可能低于市场的交易成本。企业组织协调的成本优势主要来源于市场交易的高成本，市场的长期契约由于面临对未来的预期而受到很高的信息成本约束，相比企业组织，这种市场的长期契约是缺乏效率的。其实科斯的企业理论也是从兰格路易斯的第一种不确定性考察企业本质的，他也认为企业的存在与不确定性问题密切相关，“如果没有不确定性，企业的存在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科斯的企业理论并没有考虑兰格路易斯所说的第二种不确定性，相反，科斯通过交易成本否定了奈特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把经济协调的效率问题转化为信息成本约束下不同交易组织方式的最优选择问题，科斯仍然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对企业的本质问题进行了解释。作为科斯的追随者，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威廉姆森（1991）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斯的思想。他明确地把交易作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从交易的异质性出发，讨论交易成本约束下的经济协调的效率问题。他指出不同交易的特征和相应的成本差异是决定不同的治理机制（市场治理机制和企业层级治理机制）相互替代的决定因素。但是，交易成本经济学中的不确定性表现为交易的异质性及其成本差异，仍然是第一种不确定性，他们并没有考察真正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只不过是通过交易的成本问题扩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力。与西蒙的理论相比，由于忽视组织的知识在决策中的作用，企业的契约理论对不确定性问题的认识，不是进步而是一种倒退。
2.1.5 产业组织理论
产业组织理论，把企业之间的关系和市场结构作为研究的焦点，考察市场结构和特征对企业行为和市场效率的影响。除了新制度经济学家的挑战，产业组织学家张伯伦（1933）也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对完全竞争模型进行了批判，提出了新的理论观点。他认为完全竞争存在的条件与现实的经济生活不符，现实中的市场是在完全竞争和纯粹垄断的两个极端的市场形态之间，存在着广阔的“中间地带”的市场形态，现实中的市场既有垄断因素，也存在竞争因素；导致企业垄断的主要因素是产品的特异性和大规模生产。产品特异性使销售成本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产品差别化的非价格竞争对企业的行为影响更大。大规模生产是同类产品由少数生产者追求规模经济形成卖方垄断的主要原因。市场进入和退出壁垒对企业竞争行为的有很大的影响，市场进入的难易程度是决定企业成本收益的基本因素。
产业组织理论的哈佛学派的代表人物Bain（1959）创造性地提出了著名的SCP分析范式。Bain在强调企业规模差异的基础上分析了市场结构，他考察了卖方集中度和进入壁垒在产业组织和企业竞争行为中的作用。Bain认为市场结构中最为重要的是垄断和竞争之间的关系，产业集中度和进入壁垒是决定企业行为和市场绩效的最主要的因素。产业集中度是企业竞争过程中追求规模经济效益的必然结果。同时，规模经济特征和市场占有率所构筑的进入壁垒使企业能够长期保持超额利润的存在。哈佛学派的理论贡献是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同质性的假设，承认企业在规模和产品上存在的差别，其理论分析具有一定程度的现实性。但是SCP分析范式并没有从根本上打破企业的同质性假设，它把企业的异质性仅仅理解为企业在规模上的差异，从效率角度看，企业仍然是同质的。
继哈佛学派之后，信仰经济自由主义的芝加哥学派认为，企业的效率差异不是规模和产品差异，而是企业利润的差异。芝加哥学派指出建立在垄断和共谋，以及进入壁垒基础上的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是不存在的，企业在效率上的差异是企业间利润差异的根本原因。他们把企业在效率上的差异归于两个方面：一是信息的获取与利用成本；二是企业组织活动中的交易成本。首先，在交易成本约束下企业达成有效地共谋需要很高的协议、实施和监督成本，有效地共谋难以持久；其次，信息的传递将瓦解进入壁垒的作用；最后，构成企业垄断的规模是由企业的效率决定的，企业的效率差异决定了企业的规模差异。芝加哥学派深入到垄断形成过程的研究重新澄清了规模经济、垄断和竞争优势之间的因果关系。
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和演进，实际上伴随着对企业同质性假设的不断修正，这种同质性假设经受了从规模不同到效率不同的、由表及里的修正。产业组织理论的SCP分析范式使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核心由市场的价格机制转向价格机制作用的微观基础企业及其竞争行为。20世纪80年代哈佛学派的波特教授把产业组织的分析方法引入企业的战略管理的研究，用以分析企业的竞争行为及其竞争优势，使竞争行为成为战略管理理论分析的趋势和潮流。
波特在企业规模和产品差异的基础上，分析了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两个因素：一是由产业结构的外在因素所决定的产业的长期赢利能力或者产业的吸引力问题；二是决定产业内企业相对竞争地位的因素，波特分析了三个层次的以获取竞争优势为目的的企业的竞争战略。第一个层次是把整个产业作为整体，考察决定产业结构特征的五种基本竞争力（供应商、客户、竞争对手、进入障碍、替代品）以及对产业吸引力的决定。波特认为五种竞争力综合起来最终决定产业中是否能够获得超额利润。五种竞争力决定了产业结构，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必须对市场结构有深刻的把握。在特定的市场条件下，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战略主要有成本领先、产品差别化和目标集中战略。第二个层次，波特通过产业内集团的划分，考察了产业内企业的相对位置及关系。在产业中不同的战略集团之间，由于五种基本竞争力对不同的战略集团的作用不同，不同的战略集团的赢利是有差别的。而且由于移动壁垒存在，这种利润差别总是存在。第三个层次，波特通过企业内部的价值链分析，讨论了企业如何通过竞争战略获得竞争优势。
波特从企业竞争的角度考察了产业内的竞争关系，但是由于他的理论基础仍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传统，其分析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波特在分析企业的竞争行为时认为市场结构特征是企业竞争行为和战略的决定因素，而产业结构的特征是外在因素决定的，企业的竞争行为是按照外在的产业市场结构提供的机会和约束条件来选择相应的竞争战略。如果这一分析逻辑是客观正确的，从长期来看，企业将不存在所谓的劣势竞争战略。但是根据Rumelt（1982）的实证研究的结果发现，产业中长期利润率的分散程度比产业之间的利润率的分散程度要大得多，因此，企业利润差异更多的是由企业内在的差异性所决定的，而不是简单地由产业之间的产业吸引力的不同所决定的。
2.1.6 演化经济学中的企业理论
2.1.6.1 对新古典范式企业理论的质疑
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探讨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因此在其价格理论中对企业作了极其简单化的处理，把企业的变化只是视为某一产品的产量上的变化，把企业经营的关键问题归纳为寻求一个产品的最佳生产规模。由于生产规模是由产品成本和收益共同决定的，因此企业的增长和规模是由产品需求和供给的市场均衡力量来决定的。但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深入地探讨企业真正的内部经营过程，看到的只是企业外在的表现形式，并没有认识到企业的实质和本质，对企业的认识实际上处于一种“黑箱”状态。虽然科斯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企业的存在、规模和组织的契约性质，但它没有彻底否定新古典价格理论的基本分析方法，继续使用了静态均衡和最优化的分析思路，所以契约理论仍然存在着致命的不足。契约理论只分析了交易成本的最小化，但是遗漏了生产成本和技术对企业的存在的价值，完全忽视企业的动态成长效率，在他的理论中看不到企业实践中最重要的学习活动、技术创新活动的描述，契约理论对企业本质的认识是有缺陷的。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家打开企业“黑箱”的使命并没有完成。
新古典企业理论在对企业本质的认识上之所以出现如此的偏离，原因是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论述劳动分工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时，并没有明确哪些生产环节在企业内部进行是合理的，哪些生产环节在企业外部是合理的。如果员工自己购买原料和半成品，加工之后销售也可以实现社会分工所带来的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但是劳动分工理论忽视了组织文化和组织在“干中学”的实践知识的产生、传播与保护过程中的作用，创新与学习、知识积累和组织文化对生产效率提高的影响被专业分工所带来的效率提高遮盖了起来。斯密把生产过程中的创新过程和运营过程割裂开来，没有把知识资本与物质财富的因果关系联系起来。斯密之后，由于主流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其研究领域发生重大转变，市场成为研究的焦点，契约、选择和交换成了经济理论的普遍概念，企业简化成一套成本收益曲线。尽管马歇尔一再强调“知识是生产最强有力的发动机……组织对知识有帮助，它有很多形式……有时候最好把组织当做一种与众不同的生产主体”（Hodgson，1998），但正统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完全无视马歇尔的关于企业的知识发展的重要性的理论。最终，在正统经济学中企业被抽象化为没有个性的同质的实体。可以说，正统经济学中不存在真正的企业理论的研究。
2.1.6.2 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企业理论
受西蒙有限理性及其决策理论的启发，演化经济学家探讨了结构不确定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结构不确定性对应奈特所提出的不确定性的含义。阿尔钦（1950）认为在缺乏完全知识的条件下，预期是不确定的，利润最大化的最优决策的经济分析只是一种理论的抽象，没有现实意义。在预期不完全的条件下，所谓的最优化经济的分析是不可能存在的，没有现实意义。外在的经济系统环境所做出的判断和选择，比个人有目的动机更为重要，实现的利润成为经济系统选择成功企业的标准。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企业通过对现实成功企业的模仿和创造性的竞争行为所进行的组织协调机制比相同情形下的价格协调机制更重要。阿尔钦试图从不确定出发，讨论企业组织的经济的协调过程，强调企业的竞争性行为对经济演化的重要意义，但是，阿尔钦只是提出了问题，他并没有分析企业如何组织经济活动的内在机制。
纳尔逊和温特（1982）在继承阿尔钦的上述思想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试图解释变化的市场环境中企业是如何行动的。他们把企业看做是利润推动的，但是，企业不再是明确界定的和外在给定选择集合上的利润最大化者。在不确定条件下，企业行为的最大限制是知识的不完全性。为了说明企业在不确定条件下的竞争行为，纳尔逊和温特借用了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概念和迈克尔·波拉尼的“意会性知识”概念，以此为基础提出“惯例”概念，把企业假定为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内具有一定的能力和决策规则的生产性知识和能力的集合，他们用“惯例”表示企业组织演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生产性知识和能力。在他们的演化理论中，“惯例起着基因在生物进化理论中所起的作用”，可以继承和选择。惯例是组织的记忆，“一个组织的活动惯例化构成储存该组织专门操作知识的最重要形式”。纳尔逊和温特假定经济主体努力获得一个既定的“期望水平”，而不是最优。如果企业赢利降到某一水平之下，那么就会触发对更好的技术或惯例的“搜寻”。在这个水平之上，企业将“感到满意”。他们对知识的分析联系着惯例这一核心概念，植根于惯例中的知识是能力概念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企业通过“惯例”适应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以提高组织的效率。企业解决不确定性的过程就是“惯例”化的过程。
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存在”的经济学，那么，演化经济学就是研究“生成”的经济学。它可以被定义为对经济系统中新奇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科学。演化经济学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根本性的内容是强调新奇的出现，它的不同分支都将创新置于核心地位，并确实或多或少地都赞同新奇在经济变迁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演化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系统的历时转变，它对社会经济演化的完整分析框架由三种机制构成：遗传、变异和选择，其解释、考虑了人类经济活动的特定方面，其企业理论主要存在两个层面的企业研究：一个是系统发生的企业研究；另一个是个体发生的企业研究。前者在本质上是一种群体思想，主要是从企业群体或产业层面上分析企业行为，没有代表性企业，只有不同企业的分布。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纳尔逊和温特（1982）所做的工作。在演化经济学企业理论发展的中后期，研究重点逐渐转向了对个体发生的研究，通过更多地关注单个企业成长的演化过程，来理解企业间重要差异产生的原因。这一层面的研究主要采用了两种方法：一种是组织学习方法；另一种是能力方法。组织学习方法以过程导向研究为主，借鉴了组织行为学的很多研究成果，集中关注个体学习的合作以及组织的知识如何从这些学习过程的交互作用中产生。能力方法则更为关注学习过程的结果，主要从知识的意会性、社会性、路径依赖性和互补性特征入手，来解释企业的异质性，并在战略管理领域中广泛应用于理解企业竞争优势的产生和维持问题。总之，在演化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中，企业是一个知识（能力）的储存库，通过应用解决问题的技巧和行为规则，知识得以产生、复制和增长。知识具有社会性、意会性和路径依赖性，它使得一个企业从根本上区别于其他企业。当企业的知识存量具有较高的效率时，就可以在产品市场上产生租金，进而创造竞争优势。
2.1.7 企业成长理论
对企业能力本质认识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位经济学家是彭罗斯。彭罗斯在马歇尔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中的“内部经济”问题马歇尔提出生产进程和知识积累不仅发生在企业内部，而且发生在产业和社会中，应当区分源于企业内部的经济问题和源于企业之间的外部的经济问题。她指出：“同（新古典）企业理论中的‘企业’相比，必须赋予‘企业’更多的特征，这些特征的重要性不能简单地由成本和收益曲线来表示”（Penrose，1959）。她对新古典企业理论的分析框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并第一次明确地把企业看做一个复杂的、结构化的能力与资源的联合体，“企业不仅仅是一个管理单位，它也是一个生产性资源的集合体，管理决策决定着这些资源在不同用途间的配置以及历时配置”。彭罗斯区分了资源和服务。当同样的资源被用于不同目的或不同方式，并与不同类型或数量的其他资源相组合时，就会产生不同的服务。服务是通过企业内部学习过程产生的，它们专属于企业，并且相互交织在一起，对企业比对市场具有更大的价值。彭罗斯基于企业能力的增长提出了一种企业内生成长的理论。“企业全体成员所拥有的知识会随着经验方法的增加趋于自动增长，因此，一个企业的资源中可利用的生产性服务也将趋于变化”。由于服务在企业内部是可替换的，所以当企业拥有过剩的服务时，就会向新市场进行多样化经营。彭罗斯的开创性工作为后来的演化企业理论发展开辟出三个研究领域。①资源基础论研究。强调特有的、稀缺的、有价值的资源或服务产生了租金，为战略研究中的“资源基础论”奠定了基础。②多样化研究。彭罗斯认为，过剩的管理能力可以推动企业进行多样化经营。③组织行为与学习研究。彭罗斯认为，管理团队拥有对外部环境和企业内部资源的想象，这些想象是通过内部学习过程产生的，并决定着企业能够发现和利用的“生产机会集合”。
与马歇尔的企业内生成长理论不同彭罗斯认为知识积累是正式的知识被转化成非正式和非公开的知识的过程，而马歇尔认为新知识的接受是通过非公开的和非关联的知识转化为正式知识的过程。前者认为知识是内部化的过程，而后者认为知识是联合化的过程。彭罗斯的研究完全集中在单个企业的成长过程的研究，她以所谓“不折不扣”的企业理论来描述企业的成长过程。她的“企业内生成长论分析”特别重视企业能够逐渐拓展其生产机会的知识积累倾向。彭罗斯认为管理人员花费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和熟悉管理职能、决策问题，然而一旦他们熟悉了这些问题，管理人员就能够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而且把问题以一种几乎完全可理解的知识基础程式化。以特定的途径、知识和经验为各种问题寻求答案的优势使单个决策者能够节约他的管理稀缺资源。因此，管理资源在引导决策者进行非程序性决策中具有重要意义。而企业释放出新的管理能力是一种使决策逐渐程序化的迹象。
与彭罗斯不同，理查德森（1972）着重发展了马歇尔的“外部经济问题”，他是第一个提出将“能力”作为经济组织（特别是企业边界）决定因素的经济学家。他认为，生产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或活动。有些活动是类似的，因为它们利用的是相同的一般能力。有些活动可能是互补的，因为它们在生产环节中前后衔接，所以需要彼此协调。不同程度的类似性与不同程度的互补性组合在一起，就可以反映出不同类型的经济组织。另外，各个企业拥有和控制的生产性知识是不同的。由于生产性知识具有极大的意会性和路径依赖性，所以不仅企业之间难以相互理解对方的知识和能力，就连企业自身知道的知识也远远大于契约规定的内容。这样，与潜在合作伙伴或供应商之间进行接触的成本就决定了企业的有效边界。虽然从表面上看，理查德森的关于组织经济活动的“知识基础论”在一定程度上是科斯交易费用的补充，他提出的组织间协调是介于市场和层级组织之间的另一种制度安排，但是由于他对知识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的强调，他所提出的协调机制比交易费用理论更具有本质性特征。理查德森以一种特殊的程式介绍他的能力理论，这一程式既能确保协调均衡的出现，又必须建立在企业内生成长理论基础之上。可以认为，理查德森的企业能力理论预示着企业成长理论的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