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王朝在唐代大统一和五代十国战乱之后，进入北宋与辽，南宋与金、元对峙的对期。
北宋建政后，采取有力措施恢复战争的创伤，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复苏，在艺术上也形成了该时代特有的格局。另一方面，北宋政权对外妥协投降，不思进取，对内压榨人民，苟且偷安，消极腐化的生活影响到意识形态，社会充斥各种阴阳五行迷信、儒家性理之说。
道教的复兴也遏制了佛教文化的发展，文学和艺术中反映市民生活的内容日渐增多。影响到造型艺术，也使其丧失了前代雄奇伟岸的气派，趋向于工整、细致和柔美绚丽的样式风格。
北宋的陵墓雕刻，虽然个体造型不及前代的浑厚雄伟，但其整体布局的深远恢宏又具空前之势。今存河南巩县的宋陵石刻，共达1000余件，其内容配置自太祖永昌陵后形成定制，计有望柱、象及驯象人、瑞禽碑、角端、仗马、控马官、虎、羊、蕃使、武将、文臣、行狮、镇陵将军、宫人、蹲狮等，皆配对设立。
宋陵石刻早期仍具五代遗风，形象略带夸张，强调气韵。仁宗永昭陵后石刻，趋向精雕细琢，注重写实，生动性减弱，人物端详，面容丰腴平和，缺乏动感。尽管如此，深厚的传统技艺功力，还是能使雕刻家摆脱程式化的束缚，在不同形态的石雕造型中融入个人的独创性及其内心的情感。
例如，永熙陵石羊翘首期待，静穆中流露出闲适的抒情风味。永裕陵的石行狮，左牡狮造型凶猛狰狞，震慑气氛十足，右牝狮沉稳含蓄，形成观照。永厚陵的小石熊，鞠态憨厚，具有自然情趣。
中国古碑碣自汉以来，时兴在碑上雕镂各种花纹图案，宋陵的瑞禽碑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其石面正中刻有劲健矫捷的神鸟，于高山云雾之间，或巍然屹立，或掠空飞翔，或展翅欲飞，姿态各异。
宋陵的角端异兽石刻，也是别开生面，它鼻端长角，体形似猪，粗犷敦厚，仰首呼啸，体侧雕镂充满动感的风火云带，以寓意其具有“日行万八千里”的神功。
石人根据各自身份的不同，造型也风格各异。如文武侍臣，皆静穆伫立，刀法明快，轮廓清晰，仅以简练的衣褶表现人物的质感。镇陵将军则形象突出伟岸，甲胄战袍和武器刻画细致，以衬托出他与众不同的威势。
蕃使石像，更是能根据不同国籍和种族特点塑造其形象。如有的深目高鼻，阔面珥环；有的面圆高额，须发浓密。服饰刻画也因人而异：有戴虎头冠、尖头冠、平顶冠者，有着尖头毡靴、赤脚者，有着紧身短袍束腰者，有身披斗篷者。而且他们手中所持的进贡宝物也各不相同，如有莲花盘、象牙、犀角、珊瑚等。
宫人石像也能刻画出女性的温婉，大都面目清新，娴淑沉静，削肩长袍，头戴幞头，持物伫立。
辽、金两代少数民族政权的陵邑制度，也是仿中原旧制，可惜陵前雕刻多遭毁坏。辽太祖陵墓（位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仅见石人、石经幢、契丹文碑等残迹。新疆沙车境内的西辽墓仍有石人、石马遗留。金代显贵墓葬今存东北地区者，仍多见有石碑、望柱、石虎、石羊和石人遗存，这些石雕虽有较高的艺术水平，但也难同中原宋陵石刻媲美。
宋代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种生产技术的进步，使得建筑艺术已突破了唐代以来的格局，尤其是商业城市的大规模兴起，宋代建筑比唐代建筑更加秀丽而富于变化，产生了更为复杂形式的殿阁楼台，在装饰、装修等方面更为讲究，这就使得石雕艺术在建筑中运用得更加广泛，技艺也更为精湛，形式更为丰富多彩。
就拿山西太原西郊的晋祠来说吧，这是一处富有古代园林建筑特征的祭祀建筑群。现存主体建筑圣母殿，为北宋天圣年间重建，面阔7间，进深6间，为重檐九脊顶，其轻盈疏朗的造型不出传统的木结构建筑窠臼，但石构件装饰十分引人注目。如它的梁式桥立于水中的石柱，殿前的飞梁是架于十字平面的石桥之上，座基平台之上还有雕饰精美的石栏杆，可说是木石结构相得益彰。
当时建筑的柱式也极为讲究，形式多样，有圆形、方形、八角形，还有瓜棱形柱。这些石柱上，往往雕镂各种精美的花纹图案。如宋代登封少林寺初祖庵的石柱就刻画了佛教神人的形象；宋代苏州罗汉院盆唇覆盆柱础，其造型之优雅，二方连续的卷草纹精美异常；金代曲阳八会寺的合莲卷草重层柱础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雕刻狮子和力神的柱式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五代至宋，南北各地仍在修筑大量的石券桥，至金代（1189-1192），北京芦沟桥的建成，又创古代石桥装饰石雕艺术的奇观。
芦沟桥长266.5米，用十一孔连续的半圆拱构成，虽经后代重修，但桥体造型和桥身的许多雕刻，仍为金代原物，计有龙头雕刻、石栏板和望柱等饰件。芦沟桥石雕最著名的就是望柱头上的大小石狮，共485个，造型姿态各异，体现了雕刻家苦心孤诣的独创性。它们虽然分属于不同的时期，但归根结底都是佛教石刻艺术对中国古建装饰雕刻的影响所致。
宋以后佛塔，多为砖石结构，引人注目的是佛教石经幢的兴起。公元7世纪后半期随着佛教密宗的图75东传，佛教建筑中增加了新形式——经幢。据《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说，佛告天帝，若将该经书写在幢上，由幢影映在世人身上即可不受罪垢污染。这样佛教徒多建幢以做功德。初唐时期，开始用石刻模拟丝帛形的经幢，陕西富平永昌元年（689）的经幢是较早的遗物。
石刻经幢多立于佛殿之前，因而对衬托华丽庄严的佛教建筑起到一种画龙点睛的作用，其造型之美与佛塔皆在伯仲之间。从唐代起，经幢就逐渐采用多层形式，还以须弥座与仰莲承托幢身，雕刻也日趋华丽。五代至宋，经幢建筑发展达到鼎盛阶段，现存之宋代诸石刻经幢，最著名者是河北赵县宝元元年（1038）建造的经幢。
赵县石经幢高15米多，幢座底层为6米见方扁平的须弥座，其上建八角形须弥座2层。三层须弥座的束腰部分，都雕刻了金刚力士、仕女、歌舞乐伎等，姿态生动而优美。八角形的幢身镂刻陀罗尼经文。须弥座以上是有巨龙盘绕的须弥山，其仰托的幢身逐层缩小，最上方以火焰宝珠收结，可见经幢造型还是受到了佛塔建筑的深刻影响。其下边3层幢身之间，以垂幔、仰莲和束腰雕狮首、象首的宝座为间隔。垂幔上雕有飘带、花绳，仍保留了它由立竿加丝织物的形式演变而来的痕迹。其八角城上还雕刻了佛游四门的故事。
整座石刻经幢造型俊健华丽、繁简相间的细部装饰和谐统一，又富于变化，细腻的雕刻形象和华美的构图水乳交融，不愧为西方艺术与民族传统风格样式合璧造化的典范。
宋代的佛教石窟艺术不及前代雄伟壮观，其光辉的成就是表现在现实主义的加强，思想感情的深刻，世俗生活气息的浓厚，以及雕刻的技艺和形式皆有创新上面。
与前代不同的是，雕刻作者的姓名多有与其作品共存的现象。如大足石刻的文、伏两姓家族“镌匠”。雕刻家的性格才艺及创作的过程也散见于史书，这表明社会各界对雕刻艺术及其创作者有所重视，同时也激发了艺术家本身对艺术创作孜孜以求的进取精神。
宋代佛教开窟造像的浪潮仍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其中皆有不少艺术价值颇高的石刻作品出现。当时盛行罗汉群像，湖南湘乡云门寺（1050年建）的十八罗汉石雕，呈现了多姿多彩的艺术造型，实为现实生活中不同人物的性格气质的再现，反映了雕刻者对生活观察的敏锐和表现传神的高超技艺。
四川大足石窟为宋代佛教造像艺术成就的荟萃之所。它始见于晚唐和五代，但此时造像多风化剥蚀。今存之佛湾中段136号转轮经藏窟，是宋代精美的造像代表作。
例如其中心柱底部的须弥座一圈石栏杆上，刻画了大约50个嬉戏相逐的儿童，充满了天真活泼可爱的气息。
同窟的普贤菩萨像，其细节刻画的富丽精美自不待言，菩萨人物表情的雍容华贵，万方的仪态，确为惊世骇俗之作。
其下的牵象侍者也显得虎虎生气，其形体的刻画和服饰的表现，上下形成了绝纱的观照。
大足石窟中表现世俗生活的写实作品，名为“地狱变相图”，为南宋间（1174—1252）由宋代名僧赵智风监造开凿。我们认为它是宋代石刻艺术最高成就的体现。
这些地狱变相摩崖造像，除地藏菩萨及十冥王相外，地狱变相分为18组，雕刻出刀山、镬汤、寒冰、黑暗、截膝、饿鬼、粪秽等地狱中饱受折磨的人鬼形象，以达劝诫世人从善祛恶，皈依佛门的说教目的。
事实上，这些地狱各相，既表现了现实社会历经磨难痛苦的芸芸众生，也透露出生活纯真的情趣。如刀船地狱中的养鸡女，发挽双髻，微带笑容，在鸡笼前给鸡喂食，她劳作顾盼的一瞬，展现的是一个栩栩如生的健康勤劳的妇女形象。
地狱变相中的寒冰地狱受刑者，用力度夸张的刀法刻画出形同乞丐的贫穷受难者形象，它是以瘦骨嶙峋的肌体衬托出痛苦不堪而扭曲变形的脸庞。它不由得使人联想到现代著名油画《父亲》（罗中立作），两者同样都是超现实主义的作品，后者是以含蓄的语言勾画了我们民族的千年苦难，前者则以凄怆的情感再现了作者亲睹的人间悲剧，而以苦难净化人的心灵，应说是两个不同时代杰作的共通之处。
大足石刻的佳作，真难以在此一一述及。它作为中国佛教石窟艺术最后的辉煌篇章，展现了华南唐末、五代和两宋的宗教信仰以及造像风格的演变发展，实为中国石窟艺术画上了一个极其完美的句号。
中国道教起源很早，大约在东汉末年就颇具规模。但是由于它的宗教理论不及佛教完善发达，因而在艺术的表现形式上也滞后于佛教艺术。自南北朝后，道教师法佛教，奋起直追，至唐代形成较完备的宗教体系，道教的宫观及其供奉的内容也逐渐蔚成大观。耐人寻味的是，道教艺术一方面是模仿佛教艺术，另一方面佛教艺术中也渗入了道教的内容。自唐以后，道教建筑盛极一时，遗憾的是，今存之道教宫观多为明清重建，早期遗迹保留极少。我们只能从为数不多的石雕作品，窥探古代道教石刻艺术的成就。
从大足石窟的某些具有道教影响的造像可知，当时的石雕技法都是共通的。宋代最著名的道教石刻，就是福建泉州北郊的老君像。
先秦诸子百家中的老子，被后人神化，在道教中被尊为教祖，宋代被称为“太上老君”。泉州清源山的这座老君石雕，是以天然的巨岩刻成，高5.1米，为席地盘腿坐像。老君头戴风帽，长眉长须，大耳垂肩，右手凭几，左手抚膝，宽袍大袖垂于足前，衣纹刻画流畅自然。老子幽邃的目光在凝视远方，仿佛仍在参悟着人世和宇宙的奥秘。雕像的体势呈向上收缩的金字塔形，其稳如泰山的哲人之势显得深沉有力，令观者不由得产生景仰之情。
除此之外，宋代的道教石刻主要是散见于四川大足一带的100多尊造像，如有大足南山的三清洞、真武帝君窟、圣母龛和龙洞等处，皆为珍贵的道教艺术石刻。
与前代相比，宋代墓葬中的石刻作品退居次要，不过考古发现还是觅到了一些石雕精品。例如，出自河南方城盐店的宋墓石俑，内容就十分丰富，共有30余件男女仆侍雕像。而且，墓中的桌椅柜轿、盘碗壶盏，也全是用石料雕刻而成。其雕工精细，刻画的人物和器物皆具象写实，尤其是石人俑，形貌姿态各异，不失为宋代石雕的代表作。
我国的小件石雕工艺品的创作，历史十分悠久，但在中上古的相当长的时期并不发达。自宋代以后。市民生活日益丰富，以多种形式和题材适应社会各阶层需求的石雕工艺品才日渐发达。当时人们利用各种石料，将其雕刻成花插、花瓶、座屏、山水盆景、图章，以及各种小件石雕工艺品。宋代著名雕塑家王刘九就以善刻各种小件佛像、寿星而名扬天下。至南宋以后，小型赏玩性的石雕工艺品逐渐形成大观，在美术史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
过去，我们说过佛教艺术是一种外来文化，也介绍了佛教艺术对中国古代石雕艺术的深远影响，及其改造发展中国古代艺术的巨大价值和作用。事实上，古代中国在文化艺术上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都存在着吸收消化外来优秀文化营养的可能性。谈到此，我们必须要提到福建泉州的外国宗教石刻。
福建泉州位于东南沿海的中部，水陆交通便捷，自古就是中外交通的要冲和中心。这里丘陵地带多花岗岩，是建筑和雕刻的良好材料。由于泉州的突出地位，外国商人很早就光顾了这个著名的贸易商港，并留下石刻艺术的遗迹。
例如，1946年出土于泉州东门外的古基督教墓碑石，其形制和雕刻方法就十分别致，具有异国情调。其碑高55厘米，整体作尖拱形，下大上小，尖拱下有一浮雕十字架，在十字架下刻一朵莲花，莲花下两旁各有莲花分向左右，其空白处刻画连续的枝叶纹。共存的遗物有宋代龙泉瓷片，故石刻的形式风格当不会晚于宋代。
自宋以后，外国风格的石刻文字和雕刻、建筑艺术更为常见。这些西方艺术虽然并不能从根本上影响中国传统的石刻创作，但它们却是西方文明东渐的明显信号。因此，泉州的外国石刻艺术的传入，在中国社会史上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中国的五代两宋时期，事实上是契丹族的辽王朝和女真族的金王朝在统治着中国北部的广大地区，前后历时300多年。由于受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辽金时期的石雕作品也大多具有同中原石刻相似的样式风格。
例如刻造于重熙年间的山西大同观音堂的十大明王石雕像，就属于优秀的佛教石雕作品，与前代相比，它们仅仅是趋向于修长的造型，风格更为优美典雅。
此外，在内蒙古巴林左旗等地，还遗留有辽代的佛教石窟。
金代开凿佛教石窟造像的形迹不多，今存陕西富县石泓寺的石窟造像有3000多尊，可称金代石刻艺术的集大成者。
辽、金时期遗留的建筑石刻遗迹，虽仿唐宋旧式，但也有独创的新形式。如芦沟桥上的望柱石雕，那种大狮小狮“顾抱负赘”的生动形象，就始见于金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