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时安排：2课时
教学目的
1.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的发展过程及其胜利的历史意义，了解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走向失败的经过与原因，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历史意义。
2.了解“第三条道路”幻想破灭的历史必然性；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格局形成的历史条件。
3.了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进一步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1.分析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及其斗争，认清全面内战爆发的原因及责任。
2.分析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假和平真内战的活动，认清其政权的腐朽性、反动性，分析国民党政权覆亡的历史必然性。
3.总结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和基本经验。
教学过程
“导入”抗日战争一雪百年民族耻辱，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该何去何从，该建立一个什么的新国家呢？国内主要的政治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不同的设想。国民党不但继续坚持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而且挑起内战，中国共产党被迫进行自卫战争，并发展为解放战争。经过3年的奋战，中国共产党终于取得胜利，国民党残余败逃台湾。这个过程如何？出现不同结局的原因何在？本章将就此作出回答。
第一节 从争取和平民主到进行自卫战争
一、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1.战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广大人民热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战后总体的政治经济形势，对中国人民实现建设新中国的目标是有利的。
国际上：（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被打败，帝国主义力量得到削弱；（2）资本主义世界的总体力量有所下降；（3）社会主义苏联进一步巩固；（4）东欧和亚洲的部分国家开始建立人民民主制度；（5）亚洲和非洲兴起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旧的世界殖民主义体系日益瓦解；（6）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人民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向前发展。
世界民主力量的这种发展，对各国反动势力难以集中起来干涉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国内方面：（1）经过抗战，中国人民经受了锻炼，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中国共产党拥有120多万党员，根据地面积达到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民军队120余万人，民兵220万人。（2）经过整风学习，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达到了高度的团结。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其基本历史要求的时机已经到来。
2.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
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这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早已确立的战略目标。1943年1月25日，毛泽东就指出：“蒋在抗战中有功劳，同时人民心理厌恶内战，故我们应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指出：“现在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成立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中国如果成立联合政府，可能有几种形式。其中一种就是现在的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对于这种形式的联合政府，我们还是要参加进去，进去是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更加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的口号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可能取得的，因为中国人民需要和平，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中国过去是大敌当前，现在是疮痍满目，前方各解放区损失严重，人民需要和平，我们党需要和平”②。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对时局的宣言中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阐明中共中央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方针，并为争取和平建国早日实现做出努力。
中国共产党在争取和平的同时，也在准备防止蒋介石的军事进攻。毛泽东说：“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他还需要医好自己的创伤，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将来消灭我们。我们应当利用他这个暂时和平时期”。因此，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方面一面进行谈判，一面要求各地部队“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对一些重要的交通要道，“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暂时也好”，“同时以必要的力量，尽量广占乡村和府州县城小市镇”。
3.国民党的反共独裁方针和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
国民党统治集团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控制着全国政权，拥有500多万的军队。由于得到美国的援助并收缴了100多万日军的武装，在武器、装备方面得到很大的加强，通过接收，国民党政府掌握的物资和外汇储备的数量，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因此国民党的根本目标是使战后的中国回复到战前的状态，即坚持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
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存在和发展，是它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障碍。还在抗战的中期、后期，蒋介石就开始采取避战观战、以便保存实力、准备发动反共内战的方针。抗战刚胜利，中国就面临着内战的危险。但由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由于国民党的军队大部分远在西南、西北后方，要把它们运往内战前线、完成内战部署需要相当的时间，由于国际上苏联、美国等都表示希望中国能够实行和平建国，因此，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又表示愿意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其目的，一是以此敷衍国内外舆论，掩盖其正在进行的内战准备；二是诱使中共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以期不战而控制全中国；三是如果谈判不成，即放手发动内战，并把战争责任转嫁给中共。蒋介石密示所属说：“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同时，蒋介石政权积极备战。一方面，垄断侵华日军受降权，抢占沿海要地。1945年8月1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要求日军“应对本委员长所指定之部队投降，如对非指定之部队而擅自向其投降或让防，或于投降期间不遵守我军命令实施者，得由陆军总司令下令以武力制裁之，并对不遵命令之敌部队或敌军最高指挥官，直接予以处置”。日本一宣布投降，美国就出动飞机、舰艇运送蒋军到大城市和重要港口，帮助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并乘机展开侵略中国的活动。8月27日，把新六军由湖南芷江空运到南京。9月6日，将九十四军由柳州空运到南京、上海。此后又将七十四军、九十三军、八军、五十四军、五十二军、青年军二〇六师等从空海两途运至京、沪、青岛、北平等地，使蒋军抢占了大城市和战略要地。美国自诩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空运和海运”。美国军队还打着帮助“受降”、“遣俘”的招牌直接在中国港口登陆，替蒋军抢占和守护战略要点及交通线，还配合蒋军骚扰、进攻解放区。9月30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塘沽登陆。十月初，第三师、第六师先后在秦皇岛、青岛登陆。10月4日，大批美舰侵入早为中国人民军队解放的烟台港海面，企图登陆。由于中国人民军队严阵以待和强烈抗议，美舰才离去。10月10日，美国海军航空队三个大队又进驻青岛、北平。至11月底，驻华美军达11.3万余人。这些美国兵在中国的土地上横冲直撞，耀武扬威，不断制造事端，并肆意干涉中国内政。刚刚摆脱了日寇蹂躏的中国人民，又遭到了美帝国主义的践踏。
另一方面，大力收编伪军，以充当战略要地先遣部队。日本投降后，仅1个月的时间，国民政府就新任命了10余个路军总司令、3个先遣军总司令、5个军长、1个集团军总司令、1个总指挥、1个警备司令。
另外，与中国共产党争夺东北地区。据国民政府统计，至1946年1月13日，中共控制了东北9省155个县中的146个县，面积的97%，人口总数的92%。而这时国民政府除控制山海关至锦州间的部分地区以及收编伪军武装占领的极少城市外，对东北几乎没有影响。为争夺东北地区，1945年8月1日，国民党政府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9月间，熊式辉和参谋长何柱国在重庆上清寺开始办公，进行接收东北前的准备事宜。10月1日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在美国飞机、军舰的援助下，国民党大批军队进入东北地区。
国民党的反共方针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在中国追求的长期的基本目标，在于推动建立一个统一的亲美政府；其短期目标，首先是“避免共产党完全控制中国”。它之所以这样做，一是为了让蒋介石政府成为它在亚洲的主要支持者，以此稳定它的亚洲战线；二是从“遏制苏联”这个总的战略考虑和反对人民革命的一贯立场出发，担心“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和苏联结成紧密的联盟”，担心中国革命的胜利会对整个亚洲发生深刻的影响；三是为了维护美国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利益，即为了便于使战后的中国成为它倾销商品、获取廉价原料和进行自由投资的场所。
为了上述目的，美国决策者曾经考虑过“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消灭共产党”的问题，但又担心这样做会使自己深陷中国这个泥潭而不能自拔。它采取的主要方法是：一方面，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某种程度的改革，包括搞一点形式上的民主，以争取中间派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诱使或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实现中国在国民党领导下的“统一”；另一方面，通过给予经济、政治、军备等方面的援助，“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尽管美国当局声称“不支持中国中央政府进行内战”，但它的这种做法恰恰是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战政策最实际的支持。
4.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全国人民热烈欢庆抗战胜利，用各种方式表达对于和平建国的强烈愿望。1945年8月14、20、23日，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渝，就“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共定大计”。他表示，“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既定方针，是完全了解的，但考虑到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有利于和平民主以及蒋介石集团内部存在种种矛盾的情况，认为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和斗争，有可能争取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国内和平的局面，甚至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同时，斯大林也致电中共中央，希望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努力维持国内和平。所以，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8月28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飞抵重庆。此举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真诚愿望。因此毛泽东等受到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欢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共进行43天，10月10日双方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确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王若飞继续留渝谈判。重庆谈判推动了和平民主潮流的发展，为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并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影响。它使共产党争得了政治上的主动，使坚持独裁内战的反动势力进一步陷于被动地位。尽管“双十协定”很快被蒋介石撕毁，重庆谈判仍具有重要意义。关于重庆谈判的意义，毛泽东指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
重庆谈判期间，军事斗争紧密地配合了谈判桌上的斗争。蒋介石以军事行动向中共施加压力，向人民军队发动进攻。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9月至10月间的上党战役给国民党统治集团以很大震动，加强了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直接配合了谈判斗争。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38人。国民党八人：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共产党七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后去北平军调部）、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青年党五人：曾琦、陈启天、余家菊、杨永浚、常乃德。民主同盟九人：张澜、罗隆基、章伯钧、沈钧儒、张东荪、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张君劢。无党派人士即社会贤达九人、郭沫若、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钱永铭、缪嘉铭、李烛尘、莫德惠、邵从恩。
参加政协的五个方面，实际代表中国社会中三种政治力量。会议的过程，就是三种政治力量、三种国家政权主张、三条中国道路的一场尖锐复杂的较量过程。在蒋介石、周恩来、张澜的开会词中，就分别代表三个政治集团含蓄地申述了各自的基本主张和态度。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密切合作，同国民党当局认真协商，推动政协会议达成五项协议。
关于国家的政治体制，政协协议规定，改组国民党一党政府，成立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委员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充任。改组后的政府为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到实施宪政的过渡时期的政府，负有召集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的任务。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规定，立法院为相当于议会的最高国家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并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中央政权的这种体制相当于英国、法国的议会制和内阁制。这对于蒋介石的独裁政体是一种限制。宪法草案又规定，中央同地方分权，省为地方自治的最高单位，省长民选，省可以制定省宪等。这对于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存在也提供了一种可能的保障。
政协的上述协议及其他协议，还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有利于冲破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实行民主政治，有利于和平建国，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是有利于人民的。它激起了亿万善良的中国人对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热烈期望。协议较多地吸收了中间人士的意见，这使他们尤其感到振奋。在一个时期内，是否忠实履行政协协议，成了人们衡量政治是非的重要尺度。
5.维护和破坏政协协议的较量
（1）中国共产党方面
政协会议闭幕的第二天，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这个指示认为：由于政协协议的达成，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指示要求“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中国共产党积极部署履行协议的措施。
一是整编军队。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出：“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各党派亦将到解放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至参加解放区政权，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指导，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指令，我党与军队的关系，将依照国民党与其军队的关系”。“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在今天只有采取这种形式才能取得合法地位，被国内各党派及各国政府所承认而保存起来，并且换得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与国家的民主化，换得国民党军队脱离国民党所有，个人私有与派系所有。因此，这种退让是适合全国人民利益的，它丝毫也不改变我们军队作为人民军队的本质，相反要更进一步改造全国军队，使之逐步民主化，最后变成人民的军队”。
二是在内部初步商定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和经过改组后的行政院的名单。中共中央致电在重庆的代表团：“‘国府委员会仍照周在延所提八人，即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张闻天为适宜，以便将来指导中心移至外边。第一次会议少奇可不出席。范明枢能否出外，已去电询问，尚未得复。如范不就，则提命傅茂公（彭真）。’‘同意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部长及不管部’”。
三是准备将指导中心转移到接近南京的苏北淮阴。李一氓回忆：“其实从中国共产党来讲，是真心愿意和国民党合作建国的。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对解放区的进攻，似乎在我们的预料之内，也似乎在我们的预料之外。因为在淮阴的时候，我曾经得到华中局一个通知，说党中央要从延安搬到淮阴来。参加南京工作的同志有事情要开会就去南京，没有事情又不开会就可以回到淮阴的总部。中共中央的总部就要建在淮阴，就由我负责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建立中共中央总部。当时我的设想是砖木结构的平房，地势要高，不会被水淹。我也曾和少数同志到淮阴城外走过几遍，看了些地势较高的位置。还没有定下来的时候，解放战争就开始了，这个计划自然没有实现”。
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决心严格履行政协各项决定的。
同时，中共中央也指出，英美和中国大资产阶级中还有许多阴谋，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因此，必须提高警惕，注意“阵地的取得和保持”，做好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而“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
（2）国民党方面
国民党政权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其统治的社会基础极其狭隘，这决定了它既不能容忍、也经受不住任何的民主改革。后来担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在其回忆录中也承认，国民党存在着维护特殊利益的集团，它“愈来愈流露这样一种信念：追求统一和民主的中国，他们将丧失一切”。正因为如此，国民党统治集团从来没有准备去履行政协协议。在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命令他的追随者对政协协议“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他扩大内战的行动，使政协协议成为一纸空文。
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方针是，先接收关内，控制华东、华北，而后进兵关外，以便独占东北。所以，它计划先在关内大打，而后在关外大打。待它认为相应的准备已经完成时，就全面彻底撕毁政协协议，悍然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
国民党统治集团既然扼杀了全国人民关于和平建国的热切愿望，它也就把自己放在了全国人民的对立面。国民党统治集团不能容忍、也难以承受真正的民主改革，因而根本不愿意履行这些协议。2月10日，国民党右翼势力制造了“较场口事件”，镇压各地群众的游行集会，策动反苏反共活动，捣毁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及多家报刊、通讯社。政协协议的通过，曾经激起中国人民对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热烈期望。国民党统治集团破坏这些协议，背离人民的根本利益，使人们逐步认清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的真实面目。全面内战爆发前夕，1946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在党内指示中还说：“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中共中央在给各部队首长的指示中说，我党在南京谈判中当尽最后努力、付出最大代价，以求妥协，但你们不要幻想。这些情况说明，中国共产党只是在解放区军民的生存受到致命威胁时才被迫采取自卫行动，而它这样做仍然是试图以此争取国内和平的实现。
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努力，尽管最终未能阻止全面内战的爆发，但是，它使得各界群众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懂得了什么人应当对这场战争承担责任。这在政治上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中共代表团在返回延安时，代表团成员李维汉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国共谈判破裂了，但我党满载人心而去。同时经过努力，中国人民毕竟争得了一年的和平暂息时期。这也为扩大和巩固解放区、做好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国民党发动内战和解放区军民的自卫战争
1.全面内战爆发
当国民党自认为已完成全面内战的准备之后，便从1946年6月下旬开始对共产党领导的各个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首先是以22万人的兵力围攻鄂豫边的中原解放区。接着，以46万人进攻华东解放区（包括山东、苏皖两解放区）；以25万人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以26万人进攻晋察冀、晋绥解放区；以16万人准备再次进攻东北解放区；以15.5万人准备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以7.5万人进攻广东各游击区及海南岛的解放区。中原解放区部队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除留小部分兵力坚持当地斗争外，大部突围。其他各解放区都展开了英勇的自卫战争。10月11日，国民党占领华北解放区重镇张家口，蒋介石在当天宣布，于11月12日召开由国民党一手操办的国民大会。1947年3月，国民党当局限令中共驻南京、上海和重庆三地的代表及工作人员全部撤退。国共关系全部破裂。
全面内战爆发时，国共军事力量的对比是悬殊的。当时国民党处在力量的顶峰，军事力、经济力占着显然的优势。它的总兵力约430万人，其中正规军约200万人，运到内战前线的有160万人。由于对日本侵华军100万人的受降和得到美国的大量援助，它的装备较抗战时期大为增强。正规军86个整编师中，有约1/4为美械、半美械装备。国统区的面积为73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为3.39亿，分别占全国总数的76%和71%，全国所有的大城市、主要交通线和几乎全部近代工业都控制在国民党之手。它又得到美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全面援助。在共产党方面，它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总兵力为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地方部队和后方机关人员共66万人。其装备，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缴自日伪军的步兵武器和少量火炮。解放区的面积约230万平方公里，人口为1.36亿，基本上没有近代工业，人力物力资源远不如国统区。同国民党可以接受大量美援相反，解放区军民一切依靠自力更生。在上述力量对比下，国民党反动派猖獗一时。蒋介石宣称，他拥有空军、海军、重武器、特种兵，只要“配合得法，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他的参谋总长陈诚更狂妄地预言：“也许3个月，至多5个月”，就能整个消灭中共领导的军队。由于国民党具有明显的军事优势，一些中间派人士很为共产党担心，甚至劝说共产党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
这时的国际形势也发生重要的变化，美、英等国与苏联之间开始了“冷战”。在亚洲和欧洲的一些地区，美、苏军队之间也发生直接对峙，甚至出现剑拔弩张的局面。由此，有关“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舆论盛行一时。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担心中国革命会导致美国大量出兵干涉，并把它卷进去，由此引发新的世界大战，因此对中国革命持消极态度。
2.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敢不敢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能不能打败国民党反动派，便成了中国共产党必须迅速回答和解决的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1946年4月，毛泽东写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他认为：中国人民坚决地以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战争，并不会因此而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恰恰相反，中国人民以自力更生的原则发展自己的力量，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将成为阻碍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战争的重要因素。
1946年8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刘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进一步发展了上述思想。毛泽东提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革命人民在战略上、在整体上必须藐视敌人，敢于同他们进行斗争，敢于去夺取胜利。
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而且能够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战争。“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毛泽东对于国际国内形势、对于反动派的本质、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所作的科学分析，从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使他们极大地增强了同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3.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在上述正确方针和政策的指引下，解放区军民奋起反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在自卫作战中不断地赢得胜利。在政治上，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军事上必须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
1946年7～10月，是全面内战爆发的最初4个月。在4个月中，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32个旅，连同非正规军在内，共约30万人。人民解放军损失约12万余人，但由于补充俘虏、组织伤员归队，再加上动员解放区翻身农民参军，兵力已上升到137万人。在这4个月中，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解放区县以上城市153座，解放军方面，则收复和攻占了48座县城，得失相较，解放区损失105座城市。一方得地失人，另一方失地得人，战争的形势正在向着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方向发展。在集中军事力量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的同时，国民党统治集团还加紧采取步骤破坏和平谈判和破裂国共关系。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大”的行动，通向国内和平的道路被完全堵塞。面对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逐步作出以革命战争方式最后解决国内问题的抉择。即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
在中共中央确定以“打倒蒋介石”最终解决国内问题之后，全国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继续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并逐步扩大战役规模，力求大量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以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
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的4个月作战，人民解放军在华东战场、晋冀鲁豫战场、晋察冀战场及东北战场歼灭国民党军队41万余人；国民党军队占领解放区城市87座，人民解放军收复和新解放的城市也是87座。国民党军队已由战争初期的得地失人变为净损失40余万人而无地可得，人民解放军在贯彻中央军委积极防御方针的作战中已取得重大胜利。
1947年3月，蒋介石为解决进攻兵力不足的问题，放弃全面进攻计划，改以陕北和山东解放区为重点，实行被称为“双矛攻势”的重点进攻，而在其余各战场则转为守势。3月13日，以胡宗南等部约25万人的兵力向陕北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西北人民解放军撤出延安后，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确定的“蘑菇战术”，与胡宗南部在陕北高原盘旋打转，并于3月25日、4月14日及4月底5月初，连续进行青化砭、羊马河、蟠龙3次歼灭战，共歼灭胡宗南部共1.4万余人，基本稳定了陕北战局。
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的另一个主要方向是山东解放区。1947年4月下旬，国民党军队调集约45万人的兵力先后发动了三次猛烈攻势。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谭震林的指挥下，先后取得“泰蒙战役”和“孟良崮战役”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分别约2万余人、3万余人，击毙国民党中将师长张灵甫，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从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共歼敌112万人，人民解放军损失35.8万人，其中负伤26.7万人，牺牲6.9万人，其他损失2.2万人。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发展到190多万人。为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进而把中国革命推向新的高潮，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1.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
解放战争进行1年后，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减少到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减少到150万人。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127万人增加到195万人，其中野战军由61万人发展到100万人以上。与国民党军队相比，在数量和装备上仍处于劣势。
1947年5～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整个战局的发展情况，先后作出了三支野战军采取中央突破战术，转入战略进攻的新的部署。逐步形成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内外线密切配合”的战略进攻态势。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是：不等完全粉碎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和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超过敌军，就“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调动敌人回援后方，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改变敌我攻防形势，将中国革命推向新高潮。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在1947年7～9月间相继由内线转向外线，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地跨苏、皖、豫、鄂、陕五省的中原地区，尤其是中原南部的大别山地区。人民解放军出击中原，建立根据地，就可南扼长江，东慑南京，西逼武汉，直接威胁江南。逐鹿中原的人民解放军三路大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约九十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获得全国人民的称赞”。内线各战场的西北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晋察冀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及东北民主联军等也同时加紧发起攻击，发动战略反攻。内线解放军包括西北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晋察冀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等，也同时加紧发起攻击，渐次进入反攻。同年夏，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反攻，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北战局。
各战场人民解放军在内线和外线的配合作战，构成人民解放战争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形势。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2.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为了全面制定党的行动纲领，准备夺取全国胜利，12月25～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书面报告。会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在军事方面，毛泽东总结人民革命战争的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在经济方面，毛泽东明确宣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提出了“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的土地改革总路线。
在政治方面，毛泽东在报告中重申《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的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即：“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②。并指出，“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③。为了保证党的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毛泽东反复强调在革命胜利快要到来的时候，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全党同志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封面
二、土地改革与农民的广泛发动
1.从《五四指示》到《中国土地法大纲》
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同时，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基本保证。
《五四指示》：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亦称《五四指示》），把抗日战争时期削弱封建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消灭封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因而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他们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巩固解放区，积极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经过1年多的斗争，到1947年下半年，2/3的解放区已基本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取得很大成绩。但是，还有1/3的解放区没有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已进行土改的地方，有的也不够彻底。
《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7～9月，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并于同年10月10日正式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大纲》规定了彻底平分土地的基本原则，即：“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
《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公布，明确了土地改革的方向和办法。各大解放区还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分别制定了实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补充条例。接着在各解放区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群众运动的高潮。《中国土地法大纲》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公开颁布的第一个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表明：中国共产党高举反封建的战斗旗帜，为在全国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提供了一个基本纲领。它对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
2.土地改革运动的热潮
《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各级党政机关派出大批工作队深入农村，领导和帮助各地开展土改工作。从1947年冬季起，各解放区的共产党组织结合土改，普遍开展了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以解决农村基层党组织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在土改和整党高潮中，一度出现“左”的错误倾向。一些地区提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错误口号。侵犯中农利益，侵犯一般工商业。对地主和富农及地主阶级中的不同阶层和分子不加区别，以同样方式进行斗争，“扫地出门”，甚至乱打乱杀。整党中实行“搬石头”，打击基层党员干部。中共中央发现这些问题后，立即坚决予以制止。经过半年时间，“左”的错误被纠正过来，党的政策全部走上了正轨。1948年4月，毛泽东根据20年共产党领导农民土地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的经验，提出了一条完整的土地改革总路线：“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它明确地规定了土地改革中的阶级路线、中心任务和最终目的，把土改运动完全纳入正确的轨道。
从土地法大纲公布到1948年秋，有约1亿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改。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广大农民分得土地并在政治上获得翻身以后，其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在“保田参军”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农民踊跃参加人民军队。各地农民不仅将粮食、被服等送上前线，而且成立运输队、担架队、破路队等随军组织，担负战争勤务。他们还广泛建立和发展民兵组织，配合解放军作战。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支持。
土地制度改革，是从根本上摧毁中国封建制度根基的社会大变革。土改运动的发展表明，解放战争在胜利推进的同时，中国的社会变革也在深入发展。经过这个运动，中国最主要的人民群众——农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自身利益的坚决维护者，因而自觉地在党的周围团结起来。这就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三、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1.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危机
一是国民党官员战后“劫收”，争发接收财。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派大批军政官员到沦陷区接收。这些从天上飞来和从“地下”钻出来的接收大员们，在平、津、沪、穗等大城市争发接收财。接收敌伪财产时，常常是国府、省府、市府三道封条并贴，党政军各部门同时伸手。“你也抢，我也抢；文和武争，官和民争；有力者公然霸占，无力者暗中盗窃”。接收的物资多变少、好变坏、坏变无。最初瓜分，其次盗卖，等到不能交代时甚至一把火了之。天津的敌伪商店，接收后十室九空。有的工厂接收后，物资设备被拿被拆，以致无法开工。接收大员们个个都疯狂地抢洋房、汽车，抓黄金美钞。沦陷区人民称他们是“三洋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五子登科”（抢车子、房子、金子、衣服料子和婊子）。
国民党官僚们不仅利用军政权力独吞巨额的敌伪财产，而且拒绝发还原属人民而被敌伪强占的工厂、商店、房屋，甚至起用汉奸、地痞、流氓欺压人民，以诬指某人为汉奸、奸商进行敲诈勒索。安徽芜湖一地即被拘数千人，其中真正的汉奸不超过十人。国民党政府又以法币1元兑换伪币200元的比价（当时法币与伪币实际比价是1：25），夺去了人民大量财富。拥蒋的《大公报》评论此举是“随胜利而来的财富大转移”，这一“无形”又“无限”的转移，“真实普遍而深刻地伤害了甚至是剥夺了京沪一带人的生活”。
在抗战胜利时曾经对国民党政府抱有很大期望的原沦陷区人民，很快对它感到极端的失望。京沪平津一带流传的民谣说：“天上来，地下来，老百姓活不来！”“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是对国民党“劫收”的生动写照。中国战区统帅的参谋长、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也承认：“国民政府的胡作非为已经引起接管区当地人民的不满，此点甚至在对日战事一结束后，国民政府即严重地失去大部分的同情”。
二是出卖大量国家权益。1946～1947年签订的《中美关于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之协定》、《中美航空协定草案》、《中美三十年船坞协定》、《中美警宪联合勤务议定书》、《中美商约》、《中美空中运输条约》、《青岛海军基地协定》、《关于中国同意美军驻华之换文》、《中美国际关税与贸易一般协定》、《中美救济协定》、《美国在华教育基金协定》、《中美海军协定》等，美取得了在中国的领空权、领海权、铁路投资权等。其中，1946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是战后美帝奴役中国、蒋介石出卖国家主权的中美间第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该商约以彼此“平等”、“互惠”的形式掩盖着不平等的内容及性质。实际上是中国对美国一切开放，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可以为所欲为。
该约一经公布，立即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上海各界名流马叙伦、马寅初、茅盾、千家驹等纷纷发表意见，抨击谴责中美商约。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声明说：“中美商约是绝对不利于中国的片面独惠的丧权辱国的新的不平等条约”。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评蒋美商约》，指出它是“蒋政府把中国作为美国附属国的重大标志之一，是中华民族又一次新的大国耻”。延安各界人士建议以11月4日为新的国耻纪念日。1947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接受了这一建议。
三是实行独裁统治。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表了《抗战胜利告全国同胞书》，一方面讲民主宪政不容再缓，另一方面声称所谓的“国家的统一，是近代立国绝对必需的要素，抗战结束之后，国家统一，必因国民全体的协力爱护而有坚实的保证”，实际上是维护其一党专制。
（1）独自召开“国民大会”
根据政治协商会议协议及其规定的程序，国民大会的召集应在政协各项协议次第付诸实施之后。就是说，必须在和平环境中，由改组后的政府负责召集，各党派共同参加，国大通过的宪法，应是政协审议完成的草案，召集日期亦由各方协商确定。但国民党反动派不顾上述一切，于1946年7月3日，擅自决定当年11月12日召开国大。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后，蒋介石正式下令如期召开国大。为了欺骗舆论，诱使各党参加国大，11月8日，蒋介石发布了所谓“停战令”，11月12日，又宣布国大延期3天，声称是为了等候共产党交出参加国大人员名单。但此时国民党已经发动了内战，中国共产党被迫自卫还击，不可能再参加其所谓的“国大”。11月15日，国民党拉着民、青两党召开了非法的分裂的国大。
对于国民党的非法国大，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坚决抵制。11月12日，周恩来先后会见“第三方面”人士、司徒雷登和马歇尔，向各方表明了中共的严正立场。11月16日，周恩来在梅园新村招待记者，发表了书面声明，指出了国民党“把独裁‘合法’化，把内战‘合法’化，把分裂‘合法’化，把出卖国家与人民利益‘合法’化”的实质。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离开京（南京）沪返回延安。
民盟也对国民党非法国大采取了抵制态度。国民党召开的伪国大和通过的伪宪法遭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国民党召开“国大”制定“宪法”不但未能起到巩固法西斯专政的作用，反而使它更加孤立。
（2）制造“血案”，压制民主
“一二·一”惨案：抗日战争结束后，全国人民希望实现和平民主，但国民党政府却一意孤行，坚持一党专政，并在美国支持下奉行内战政策。1945年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便背信弃义，向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各解放区发动进攻。为此，11月5日，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处于全国民主运动中心的昆明青年首先行动起来，迅速投入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11月25日晚，昆明几所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时事晚会，到会者达6000多人，民主战士吴晗、周新民、闻一多参加了讨论会，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四教授就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作了讲演。演说正进行时，包围会场的国民党军队突然用冲锋枪、机关枪、小钢炮对会场上空射击，进行恐吓。次日，昆明3万学生为反对内战和抗议军警暴行宣布总罢课，提出立即停止内战、撤退驻华美军、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口号。学生组织了100多个宣传队上街宣传，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殴打和追捕，许多学生受伤。12月1日，大批国民党特务和军人分途围攻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校，毒打学生和教师，并向学生集中的地方投掷手榴弹，炸死4人，重伤29人，轻伤30多人，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赤裸裸的野蛮手段令人发指，甚至蒋介石也看不过去，他说：“比方去年昆明的学潮，有几位同志，忠实勇敢，工作努力，固然可嘉。但不讲技术，不讲方法，只知用武力对付，一味蛮干，真是连十二岁的小孩都不如！这样一来，自然要引起舆论的批评，社会的指摘”。
李、闻血案：李公朴、闻一多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委和民盟昆明支部负责人。由于他们热心爱国民主运动，反对内战独裁，遭到反动派的忌恨。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李公朴被害后，闻一多冒着生命危险更严厉地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7月15日，他在云南大学作了一生中最后一次讲演。他愤慨地控诉反动派对李公朴的暗杀行为，坚定地表示了牺牲的决心：“争民主和平是要付代价的，我们绝不怕牺牲！我们每个人都要象李先生一样的，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当天傍晚即被国民党特务枪杀。民主战士这种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肯牺牲不愿屈服的精神，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在一城之中，五天之内，竟然演出震动中外的两大血案，“此种空前残酷、惨痛、丑恶、卑鄙之暗杀行为，实打破了中外政治黑暗之记录。中国法西斯的狰狞面目至今已暴露无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