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危机
国民党军事政治走向土崩瓦解的同时，国统区财政经济也陷入了总崩溃的绝境。
（1）通货膨胀
随着内战规模的扩大，国民党政府财政状况更加恶化。1947年的财政赤字近70%。为了解决财政赤字，国民党政府一面对各阶层人民加征赋税，实行竭泽而渔的剥削政策，一面增印钞票。1947年的法币发行额比1945年抗战结束时增加了25倍。通货膨胀造成物价飞涨。1947年7月的物价比抗战前夕上涨6万倍。国统区的财政经济也陷入了总崩溃的境地。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赤字，1947年为法币29万余亿元，占全年支出的67.6%；1948年为900万亿元，这年6月，赤字达到财政支出的95%。巨额的财政赤字，只有靠大量发行纸币来补充。法币发行额，1947年底为33万多亿元，已较抗战前增加23500多倍；至1948年8月为660多万亿元，较上年底又增加20倍。法币与美钞的比价，1948年1月为17.8万：1；8月贬至1108.8万：1.法币购买力急剧下降，物价急速上升。上海市每担白米售价，1948年1月为法币150万元，8月涨至6500万元；每袋面粉，1948年1月为20万元，8月涨至2000万元。上海批发物价，1～8月上涨50～100倍。法币的价值已下降到不抵自身的纸张和印刷费用了。
（2）民族工商业和农业大量破产
恶性通货膨胀，再加上美货倾销和官僚资本的吞并以及繁重的捐税，使民族工商业纷纷停产或倒闭。1948年，上海3000余家大工厂开工率只有20%。天津市共有布机8867台，开工的只有4867台。63家橡胶企业，上半年只能发挥20%～40%的生产能力，下半年绝大部分停工。青岛1000余家工厂，只有1/4处于半开工状态，其余全都停工。1949年4月，上海1000余家机器工厂开工的不到100家。
民营工厂如此，四大家族的“国营”工业也是一蹶不振。由于普遍的停工减产或倒闭，工业总产量急剧下降。1949年与1936年相比，重工业下降70%，轻工业下降30%。全国钢产量只有15.8千吨，原煤3243万吨，发电量43.1亿度，棉纱180万件。
农村破产的情况也十分严重。1948年，土地抛荒面积在河南、湖南、广东等省中，分别占到耕地面积的20%～40%。各地耕畜减少了15%～20%。主要农具减少了30%。1949年，全国粮食产量较1936年降低24%以上。棉花产量较1936年降低47%以上。广大农村饥民遍地，饿殍载道。1947年，各地饥民达1亿人以上。公教人员和学生群众的生活也陷入极度的困境。
这样，国民党当局就将全国各阶层人民置于饥饿和死亡的界线上，因而就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除此以外，再无出路。
3.学生运动的高涨
内战爆发后，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人民民主运动也迅速地发展起来，成为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针对国民党当局积极从事内战的准备，1945年底，昆明学生发动了以“反对内战，争取自由”为主要口号的一二·一运动。这个运动扩展到了许多城市。一二·一运动是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它培养和锻炼了一批民主运动的骨干，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它与人民军队的自卫反击战紧密配合，使坚持内战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陷于被动。
在全面内战爆发半年后，1946年12月30日，为抗议驻华美军强暴北京大学先修班一女学生，北平学生高喊“抗议美军暴行！”“美军退出中国！”的口号，举行示威游行。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运动（史称抗暴运动或“一二三〇运动”）由此掀起。学生的行动得到北平市民的广泛同情，他们纷纷加入到抗暴斗争的行列中。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学生迅速响应北平学生的反美爱国斗争，形成一个席卷全国的反对驻华美军暴行和“要吃饭，要和平，要自由”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抗议下，美国政府被迫宣布陆续撤退其驻北平、天津、青岛等地的美军，减少甚至一度中断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援助。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取得重大胜利。1947年5月，爆发了较抗暴斗争规模更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5月4日，上海学生进行反内战宣传，遭到国民党的镇压，各校立即举行罢课表示抗议。5月15日，南京中央大学等校学生3000人向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门请愿，要求增加教育经费。由于未得满意回答，学生们决定5月20日举行大游行。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医学院等校也派代表到南京请愿。5月18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学生上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宣传。同日，国民党政府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企图以此压服学生。但学生们并没有屈服，而是展开更英勇的斗争。5月19日，上海7个国立大专学校7000多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提出“向炮口要饭吃”的口号。5月20日，京、沪、苏、杭地区16个专科以上学校学生6000余人，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国民党当局出动警宪，用水龙头、皮鞭、棍棒喷射殴打学生，上百人受伤，20多人被捕，造成“五·二〇血案”。同一天，北平7000余学生举行“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五·二〇”后，学生运动由“反饥饿反内战”发展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扩展至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学生运动得到社会各界以及上层爱国民主人士的支持。上海文化界88人，大学教授76人，北平的大学教授100余人，分别联名发表意见，支持学生。郭沫若、柳亚子、马寅初、冯玉祥等发表言论，声讨反动派，赞扬学生的爱国精神。以五·二〇运动为标志，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已经形成，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毛泽东在1947年5月30日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4.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
学生运动的高涨，大大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6月上旬，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决定组织上海人民反对内战大会。6月中旬，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各团体经过协商，推举马叙伦、胡厥文、雷洁琼等9人为代表，另由上海学生和平促进会选出两位学生代表共11人，组成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又称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马叙伦任代表团团长。代表团遭国民党特务围攻，阎宝航和雷洁琼为了保护马叙伦，拼命以身体挡住暴徒，但挡了这面，露出那面，防不胜防，结果马叙伦还是挨了打。后来马叙伦被一个宪兵推到男厕所后面的办公室里躲起来，才免于继续挨打。
1947年，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中，先后有120万工人举行罢工。5、6月，饥饿的城市居民的“抢米”风潮席卷包括南京、上海、北平等40多个城镇。在农村，农民不断掀起反抗国民党当局抓丁、征粮、征税的浪潮。1947年1月，民变地区扩展到300多个县。中共地方组织还在广东（含海南岛）、湖北、安徽、福建、江西等一些地方的农村中，恢复和发展人民武装，进行武装斗争，建立游击根据地。
台湾省人民也发生了反抗国民党政府的运动。1947年2月27日政府专卖局武装缉私员在台北市殴打烟贩，又开枪击毙一名围观群众，激起民愤。市民立即拥向警察局请愿，要求严惩凶手，但毫无结果。28日，市民罢市游行请愿，提出惩凶、赔偿、取消专卖等要求，国民党军对游行群众进行镇压。愤怒的群众立即夺取电台，呼吁全省人民支持台北人民，起义风暴迅速席卷整个台湾。3月1日，台北人民同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斗争，并包围铁路管理委员会。2日，台南人民起义，袭击市内各处警察派出所，台中市民集会宣布成立人民政府及人民军。几天之内，全省除重兵把守的澎湖及基隆、高雄两要塞和少数军政部门外，皆被起义人民所控制。国民党当局对起义群众进行血腥镇压，20多天中即有3万多人被屠杀。二·二八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作为全国人民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它有力地显示了台湾人民的革命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
新疆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于1945年建立革命政府。国民党政府迫于压力，派出代表团同三区革命政府代表团举行谈判，并于1946年1月初签订11项和平条款。但是，它很快就推翻和平条款，加紧镇压新疆人民革命运动。新疆各族人民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坚持斗争。
1947年初，内蒙古东部大部和中部部分地区获得解放。同年4月，在乌兰浩特举行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等。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宣告成立。内蒙古人民的斗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随着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不仅在军事战线上，而且在政治战线上，都打了败仗，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正如毛泽东指出：“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当然，准备建立新中国的工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届人民的代表共同进行的。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
人民解放军在战略进攻阶段，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在解放区，广泛发动农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国统区，形成第二条战线，人民民主运动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密切合作，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
一、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发展
中国各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民主党派，少数成立于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内战时期，多数成立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主要是：
（1）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1947年秋，国民党民主派酝酿成立联合组织，宋庆龄表示支持。同年12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民革中央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
（2）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诞生。黄炎培被推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不久，改由张澜为主席。民盟由6个组织联合组成。它们是：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以及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为便于更多的民主人士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4年9月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3）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1945年12月在重庆成立。组成人员主要是知识界和实业界的中上层人士。黄炎培、胡厥文等当选为常务理事。
（4）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1945年12月，民主促进会在上海宣告成立。组成人员一部分是马叙伦所联系的文化、教育、出版工作者，另一部分是王绍鏊所联系的部分上海工商界爱国人士。会务由马叙伦负责。
（5）中国农工民主党（亦称第三党）。1928年，谭平山、章伯钧等酝酿成立中华革命党，并开始发展成员，开展活动。1930年8月，召开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宣告成立，邓演达当选为总干事（后被国民党当局杀害）。1935年12月，改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2月，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章伯钧任主席。
（6）中国致公党。1925年10月，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成立致公党总部。1947年5月，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李济深为主席（对外未公开），陈其尤为副主席。
（7）九三学社。1944年底以来，重庆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经常在一起举行座谈会（一度称民主科学座谈会）。1945年9月3日，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学社。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宣告正式成立。许德珩等当选为理事。
（8）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二·二八起义失败后，为团结台湾各界人士坚持斗争，1947年8月，谢雪红等在香港酝酿成立政治组织。11月，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正式成立。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这主要是由中国各民主党派形成时的社会基础所决定的，他们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它们所联系和代表的不是单一阶级，而是这些阶级、阶层的人们在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共同要求基础上的联合，是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在它们的成员和领导骨干中，有一定数量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少数共产党人。
二、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
各民主党派在抗战胜利以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尽管它们的政纲不尽相同，但都主张爱国、反对卖国，主张民主、反对独裁。在这些方面，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政纲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它们从成立的时候起，大多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并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地发展了这种关系。
在战后进行国共谈判和召开政协会议时，民主党派作为“第三方面”，主要是同共产党一起，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为和平民主而奔走呼号。它们为政协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还为维护政协协议进行过不懈的努力。在国民党当局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时，尽管参加民盟的青年党、民主社会党紧随国民党，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大多数人，在拒绝参加国民党一手包办的伪“国民大会”和虚假的“多党政府”以及反对国民党炮制的伪“宪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同共产党站在一起。它们还积极参加和支持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在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中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正是在此过程中，各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患难与共、政治合作的友党关系。
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采取了积极争取和团结的政策。无论是在举行国共谈判、召开政协会议期间，还是在解放战争的进行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都及时向各民主党派通报情况，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就一些重大问题同他们进行协商，以便采取一致行动。中共一贯鼓励和支持各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同时，又十分注意尊重和维护其应有的政治地位和合理的利益。对于他们的某些不妥意见，则善意地提出批评，诚恳地帮助其进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还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直接对他们进行工作。所有这些，都收到了积极的效果。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第三条道路的幻灭
1.第三条道路的主张
由于中国的民主党派并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倾向，因此它们自身是在克服某些错误倾向的斗争中逐步地求得进步和发展。对此，周恩来在1948年1月指出：“这些党派虽带有中间性，但其组织成分又常从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一直包含到进步分子”，“而其中政治倾向又从君主立宪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由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所构成的中间势力，在抗战胜利后十分活跃。1945年10月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表明了他们的政治理想，这就是利用战后“千载一时的机会”，“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地道的民主国家”。“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拿各种民主生活中最优良的传统及其可能发展的趋势，来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即把中国变成一个既不同于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又不同于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为了实现这样的理想，他们与共产党结成联盟，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积极促成政协会议的召开和为保卫政协成果而斗争。全面内战爆发前后，民主党派的一些人更明确地提出“中间性的政治路线”（或称“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中间路线”）的概念，竭力加以宣扬。他们主张“调和国共，不许国民党排斥共产党，也不许共产党排斥国民党”，要把国共两党从两个极端“拉回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在国际问题上，亦主张“采取中间路线”，“既不应亲美反苏，亦不应亲苏反美”，对二者要采取“同等亲善政策”。他们“不赞成暴力的革命的行动”，主张“中间性的改良路线”，呼喊造成一个“第三大党运动”，来左右中国的政局。
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对“中间路线”这样的主张与活动，也是不允许存在的。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同年11月6日，民盟总部被迫在上海发表公告，“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其他民主党派也失去了公开活动的自由。这标志着中间路线破产。周恩来在当时说过：“民盟由于抗战特别由于政协的机缘，客观上一时造成了他在全国的第三党地位，使他中间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
我们知道，中国在战后面临的是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尖锐斗争。客观形势决定了人们没有走中间路线的余地。持有中间路线想法的人们，“一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就使他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它道路”。
2.国民党当局对民主党派的迫害
国民党当局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也充满敌意并采取种种排斥和镇压措施。比如民盟等一向主张“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民主，以合法的行动争取合法的地位”，国民党当局还是不断以暴力对他们施行迫害。继李公朴、闻一多遭暗杀之后，杜斌丞又在西安被杀害。民盟地方组织的许多成员被逮捕、绑架、屠杀，所办的多家报社也被捣毁或遭袭击。1947年5月，国民党公布伪造的《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公然诬蔑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受中共之命，而准备甘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不久，民盟被迫解散。
新华社在为民盟被解散而发表的评论中指出：“无论如何，民主同盟只是一个赤手空拳的组织，他们‘连一支手枪也没有’，并且不打算有，他们的凭借就是言论、出版，而这样的武器也早已被蒋介石没收了”。而蒋介石政府不允许民盟这样的组织存在，“使在蒋介石统治下进行任何和平运动、合法运动、改良运动的最后幻想归于破灭”。新华社接着评论指出：“民盟方面现在应该得到教训：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与人民的，应当消除这种幻想，而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
3.民主党派历史上的转折点
民盟被宣布为“非法团体”予以取缔的事实，使民主党派的大多数成员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本性，从而抛弃了对蒋介石和中间路线的幻想，转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1948年1月1日，国民党内的各民主派和民主人士在香港联合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宣布“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反对美国反动派破坏中国民主与和平之帝国主义政策”、“联合各民主党派及各界民主人士之代表组织联合政府”、“实行‘耕者有其田’”等主张。1月5～19日，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发表紧急声明，否认南京政府宣布民盟“非法”这一“无理而又狂妄的举动”，通告重建民盟领导机构，恢复民盟活动。会议明确表示“要民主就非革命不可”，从而放弃中间立场，承认在同反人民反民主势力的斗争中“决不能有所谓中立的态度”，表示“要与一切民主党派结成坚强的民主统一战线”，特别要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民革的成立和民盟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各民主党派政治上新的进步。
其他民主党派也明确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这些情况表明，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国民党的反动政权陷入众叛亲离、彻底孤立的境地。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格局的形成
与国民党的支持相反，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采取了充分团结和合作的政策。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从当年8月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接受中共中央邀请，分别从香港、上海、北平及海外，陆续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筹建国大计。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章伯钧等提出，政治协商会议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产生临时中央政府。这个意见为中共中央所接受。北平解放后，进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在北平会合。
1949年1月22日，进入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人，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他们表示：在召开新政协、加速推翻南京卖国独裁统治、实现人民民主联合政府的斗争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他们认为：“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务使人民民主阵营之内，决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亦决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这是一个庄严的声明，它表明以民主党派为代表的中国广大爱国民主人士，在经过长期奋斗、选择之后，正式告别旧民主主义道路，而踏入新民主主义营垒。与此同时，全国工会、青年、妇女和各种文化团体纷纷建立，为召开新政协做了重要的准备。
同年春，毛泽东在同有关人士谈话时提出，民主党派应“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民主党派参加新政协并将在新中国参政，标志着民主党派地位的根本变化。它们不再是旧中国反动政权下的在野党，而成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参加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共产党一道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从此，各民主党派走上了新的历史道路。
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人，经过实践的教育，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的正确性，认识到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才有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第四节 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
一、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1.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到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解放区面积达到235.5万平方公里、拥有1.68亿人口，并且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解放军的后方进一步巩固。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则由430万人下降为365万人，其中可用于第一线的兵力仅174万人，而且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由于遭到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处境十分孤立。它在军事上不得不放弃“全面防御”而实行“重点防御”。国民党政权濒临崩溃。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挥下，在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援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辽沈战役：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在辽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战略性决战，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林彪、罗荣桓领导的东北野战军，集中了53个师，70余万人，1948年9月12日发起辽沈战役。辽沈战役历时52天。东北野战军主力70万人在林彪、罗荣桓领导下，共歼敌47.2万人。
淮海战役：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迄商丘，北起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第二个战略性进攻战役。淮海战役也是三大战役中解放军牺牲最重，歼敌数量最多，政治影响最大、战争样式最复杂的战役。淮海战役自1948年11月6日开始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历时66天。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以及地方武装共60万人，在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等组成的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领导下，歼敌55万人。
平津战役：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及地方武装一部在北平（今北京）、天津、张家口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战略性决战。平津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平津战役历时64天，人民解放军以伤亡3.9万人的代价，取得了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1个“剿匪总司令部”、1个警备司令部、3个兵团部、13个军部、50个整师（包括在战役中重建和新建的部队）及非正规军4个师，共52万余人（内改编25万人）的巨大胜利，基本上解放了京津地区，并使古都的文物完整地保存下来。平津战役的胜利，连同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军的精锐师团丧失殆尽。从此，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局面已经基本确定。
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至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4个月零19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154万余人，加上1948年7月至1949年1月期间在济南战役和其他战役中的损失，国民党军队共丧失兵力230余万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中国革命的全国性胜利已经指日可待了。
2.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
人民解放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在大厦将倾而又受到美国和桂系逼迫的形势下，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发出一个表示要“和谈”和“引退”的《新年文告》，声称他愿意同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但必须以保存国民党的“宪法”、“国体”、“法统”、“军队”等为条件。如果和平实现，他“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中国共产党严厉拒绝了蒋介石的这个意在保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和谈”建议，并提出自己关于和谈的八项条件：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给蒋介石一个致命的打击。1949年1月21日，蒋以“因故不能视事”的名义宣告“引退”，把总统职务交给副总统李宗仁“代理”。
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后，采取步骤，准备与共产党进行和谈。1949年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表示同意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但李宗仁并无军政实权，蒋介石仍以国民党总裁名义指挥着政府、军队和特务系统。蒋的意图是借李宗仁和谈争取时间，以便重新编练军队，与共产党再战。他对李宗仁和桂系采取孤立与分化的策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要求和谈，而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却密令军队与中共“誓不两立”，进行“长期战争”。接着，国民党中宣部发出《特别宣传指示》，反对和谈。行政院长孙科自行“迁政府于广州”，立法院中的CC系分子也步其后尘。李宗仁坚持举行和谈。1949年2月底，他动员孙科返回南京。同在3月，以何应钦代替孙科任行政院长，组成由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后加刘斐）参加的和谈代表团，张治中为首席代表。李宗仁确定的与中共和谈的原则是：平等谈判，不接受不体面的条件；不同意建立以共产党为统治党的联合政府；建议立即停火，在双方实际控制线之间划出临时分界线；在两政府共存的条件下讨论八条。其核心是与共产党“划江而治”。1949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派定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和谈代表（后加派聂荣臻），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和谈从1949年4月1日在北平开始，至15日达成《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协定对战犯问题、国民党军政人员问题，均作了宽大处理。对其他问题也做了适当地解决。中共方面宣布以1949年4月20日为最后签字日期。李宗仁在请示蒋介石并经国民党中央商讨之后，拒绝在协定上签字。
同年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集结于长江下游北岸的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大军，由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统一指挥，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4月22日，国民党江防部队仓皇撤退，南京国民党大员纷纷外逃。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把红旗插到蒋介石的总统府。南京的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南京政权的覆亡。
二、人民政协与《共同纲领》
1.为新中国绘制蓝图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被提上了历史日程。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论述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国体。他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
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据此，他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胜利面前，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在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了北京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他把进北平比作“进京赶考”，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国家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中国人民在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权以后，究竟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这是人们十分关心的重大问题。为了阐明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问题上的主张，毛泽东于1949年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全面地总结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着重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新中国的政治主张，奠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第一，论述了在中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必然性毛泽东指出，近代中国先后提出过“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国”等救国方案，并进行过多次革命斗争，但都相继失败了。只有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创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最终解决了国家政权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
第二，科学分析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内部各阶级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其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
第三，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特征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对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反动派的专政两个方面的结合，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就是要保证广大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充分享有各项自由和民主权利；对敌人实行专政，就是对内镇压被推翻的反动阶级的反抗，对外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只有充分发扬人民民主，才能对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只有对敌人采取专政，也才能保障人民民主，二者相互统一，不可分割。
第四，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和任务。对外防止外来侵略与破坏，维护国家独立和安全，维护世界持久和平；对内镇压敌对势力的反抗，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组织和管理国家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保证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最终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国家的目标。
第五，人民民主专政的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用普选方法产生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由代表大会选出的各级人民政府。
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新中国的政治主张，奠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起了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
2.人民政协的召开与《共同纲领》的制定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共662人，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各党派代表、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少数民族代表、爱国华侨代表、宗教界代表以及特邀代表。代表的广泛性，使会议具有了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新政协筹备会主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向全世界豪迈地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协商，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变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在经济工作中，“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调剂国营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原则，是“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维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当时是全国人民的大宪章，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9月30日，选出了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会议还决定：国都定于北平，北平改称北京；采用公元纪年；国歌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纲领性文件，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政权机关及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教政策、外交政策的总原则。9月30日，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备工作胜利完成。
三、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和基本经验
1.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
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了基本的胜利。中国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
（1）广大人民和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和参与。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在他们中间，涌现出了无数无畏的英雄和不屈的战士。随着斗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也逐步向共产党靠拢，这种现象曾经被人称作是“开万国未有之奇”。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各少数民族、爱国的知识分子和华侨等，都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伟大的爱国者宋庆龄、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国民党左派何香凝等，即使在最艰苦的年代，也始终坚持革命的立场，与共产党站在一起。邓演达、李公朴、闻一多等，在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爱国侨领陈嘉庚、司徒美堂等，也都先后成了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没有广大人民和各界人士的广泛参加和大力支持，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2）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和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它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因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制定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中国人民的斗争指明正确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始终英勇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建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28年的时间里，许多卓越领导人，如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邓中夏、苏兆征、彭湃、陈延年、恽代英、赵世炎、张太雷等，许多杰出的将领，如方志敏、刘志丹、黄公略、许继慎、韦拔群、赵博生、董振堂、段德昌、杨靖宇、左权、叶挺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中国共产党人以行动表明了自己是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察民情，并依靠多数群众的坚强革命者，从而赢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基于自己的切身体验所确认的客观真理。这一点，甚至也得到了来自国民党营垒的一些人士的肯定。1949年6月26日，留在北平的原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团长张治中在他所发表的《对时局的声明》中说：“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多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他说：“我以国民党党员的一分子的立场，只有感到无限的惭疚。但是站在国民一分子的立场说，觉得极大的欣慰。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危机挽救过来，还可希望把国家搞好，断不是一个没出息的民族，已可得到证明”。
（3）国际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支持。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指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人民中国的现在和将来，也是这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是有了苏联的存在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东方各被压迫民族的斗争，以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人民的斗争，中国革命才赢得了国际无产阶级力量的支持和帮助，有些国际人士直接来到中国，投身中国革命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2.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它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指引下，经过长期的艰苦、曲折的斗争，逐步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造出了有效的克敌制胜的武器。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1）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由于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严重压迫，在中国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是十分广泛的。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坚持和发展革命的政治基础。
统一战线中存在着两个联盟：一个是劳动者的联盟，主要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另一个是劳动者与非劳动者的联盟，主要是劳动者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有时还包括与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暂时的联盟。前者是基本的、主要的；后者是辅助的、同时又是重要的。必须坚决依靠第一个联盟，争取建立和扩大第二个联盟。
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关键，是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为此，必须率领同盟者向共同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必须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必须对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的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2）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作为主要形式。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
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必须深入农村，发动和武装农民，在农村建立革命的根据地，以武装的农村包围被反革命占据的城市，才能逐步地争取革命的胜利。
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革命，必须建立一支在工人阶级政党绝对领导下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支军队必须实行一系列具有中国特点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3）加强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在工人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建设一个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密切地联系着党的政治路线进行的，注重在端正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制定和贯彻执行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首先着重党的思想建设，要求党员用工人阶级思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培育和发扬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在党内斗争中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并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等。
中国共产党正是遵循毛泽东建党学说，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把自己锻炼成了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成为了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成为了全国各族人民拥戴的领导核心。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毛泽东在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历史道路时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
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创建，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历史任务的基本完成，这就为中国人民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
本章小结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科学分析战后国内国际政治形势，一方面力争和平民主，参加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另一方面努力做好武装自卫战争的准备。国民党发动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后，中国共产党坚决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其领导下的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土地改革运动轰轰烈烈，第二条战线逐步形成，国民党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同时，第三条道路最终幻灭，民主党派实现了历史的转折，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开始了密切的团结合作。随着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灭，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人民政协，通过了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国革命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反映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也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基本概念
重庆谈判 政治协商会议 解放战争《五四指示》《中国土地法大纲》第二条战线 第三条道路 三大战役《论人民民主专政》《共同纲领》“三大法宝”
复习思考题
1.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和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如何？
2.第二条战线是怎样形成的？有什么重大意义？
3.第三条道路幻灭的原因是什么？
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格局是怎样形成的？
5.为什么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6.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和基本经验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