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闾蘅是张学良五弟张学森的女儿，全国政协委员，在香港经商。由于张学良的子女都不在身边，一九六七年以后，张闾蘅与妹妹张闾芝便成了张学良最亲密的家人。直到二〇〇一年张学良在夏威夷去世，张闾蘅一直陪伴在他身边，见证了这位传奇将军的后半生。
二〇一〇年，张闾蘅在接受《文史参考》采访时说——大伯是张家的长子，与我父亲为同父异母的兄弟，但年龄悬殊甚大。大伯带兵打仗时，我父亲还是一个嬉戏打闹的顽童。我的奶奶是东北张作霖的五夫人——寿夫人，寿夫人本名寿懿，是清朝黑龙江将军寿山的女儿。
我们一家原先住在天津，一九四八年才搬到台湾，我当时才八岁，不明r1为何搬到台湾。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搬到台湾后，我们一家成为大伯、大妈最为亲近的人。
我第一次将大伯、大妈的模样凝刻在记忆中，是我上高中时，隔着大玻璃窗看清了大伯的模样：个头不太高，有些发福，头发灰白，几乎掉光了。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当年“英俊少帅”的样子。
高中毕业后，我到美国留学。一九六五年回台北省亲，在家里再次见到了大伯、大妈。听家人说，大伯、大妈从幽禁的新竹搬到台北了。与过去在新竹山区的幽禁生活相比，大伯、大妈这时稍许自由些了。他们家里没有别的亲人，除了一位跟随他们同生死共患难的、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吴妈，其余“服侍”的人，都是派来的看守特务。
每次到我家来，他们总要弄出很大的“动静”。一群时刻跟随的特务先进家里转一圈，看没有陌生人后，便在门外警戒，有时甚至坐在屋里，面无表情地听我们家人聊天。
大伯的自由活动区域只有二百米，且只限于白天，黄昏以后便不能走出屋门。
负责监视大伯的刘乙光有规定：执行内部警戒任务的特务，门天须站在张学良住房十丈左有的位置，晚上则多移至寝室窗外和门口：外国宪兵门天在远处站岗，夜晚则移到特务们白天所站的位置放哨。在特务的警戒范围外，宪兵连的士兵们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彼此相望，形成一个包围圈。
大伯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被人监视的生活，他很坦然，依旧与我们家人大摆“龙门阵”，聊到高兴时，笑声朗朗。或者拉我们一同去下馆子，边吃边聊。我就是从那时起，才真正认识了我这位“鼎鼎有名”
的大伯，我与大伯的感情，也是在这段时间的交往中，在听他的讲述中慢慢建立起来的。
大伯的言语不失机敏活泼，有一次他请客，席上有好几位中年太太，这些太太都是平常陪他打牌的牌友。期间有人说：
“大爷，这一屋子的美女陪你吃饭，您多幸福呀。”大伯马上笑着回答：“嗯，你们都是美女，那丑人都到哪里去了？”在场的人都笑得不亦乐乎。
大妈话不多，眼神中总有一丝淡淡忧郁。她很少向外人提及自己内心的感受。
大妈是位虔诚的基督徒，我们在聊天时她如果插进来，就是宣传她的基督教。有时大伯也不耐烦地打断她：“行了，我们在聊天呢！”但大妈是绝对的贤妻，对大伯的饮食起居照顾得非常好，他的生活就是她的全部世界。
他们大都与奶奶、妈妈交谈，我在旁边听着，大伯会不时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亲情与关爱。大伯、大妈身边没有别的亲人，他们的子女均远在美国，只能靠书信来往。张闾琳是大伯大妈唯一的儿子，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天津。
一九四〇年由大妈安排，送往美国旧金山大伯好友伊雅格和埃娜夫妇代为抚养。
一九五六年，张闾琳第一次到台湾，去高雄探望仍被囚禁中的父母亲，但是他只会说英语不会说汉语，与大伯之间的交流很不方便。
正因为我们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寂寞与思念，我们想为他做点事，我与妹妹闾芝的生活都改变了。妹妹先是成了大伯、大妈的大“管家”，而后提前“退休”，陪伴他们。
一九六七年，我毕业后回到台湾，有更多的机会和大伯接触了。
从大伯平时的言谈中，我能感受到他对家人、家乡、国家、民族的热爱，谈起这些话题时，他兴奋不已、神采飞扬，有时说着说着，黯然神伤，音落神凝。他喜欢讲述东北的往事，大伯的讲述唤醒了我童年时在天津馋吃冰花的记忆。海峡那边是我们的老家！我忽然想回老家看看，回祖国去看看。
一方面因为好奇，一方面也想替大伯来看看，一九七九年，我从香港乘火车去了广州。这是我一九四八年离开天津后，第一次返回内地。我在广州东方宾馆住了两天，回到香港后，急不可待地飞住台湾，想把内地的见闻告诉大伯。还没等我开口，大伯悄悄先问了一句：“你回大陆了？”
吓了我一跳！我进内地没告诉任何人，大伯怎么会知道呢？后来大伯告诉我，当局对进出内地的人是密切“关注”的，那些“跟班”
已知情况，要大伯找我核实。大伯告诉他们，要问你们自己去问！但除了大伯，始终也没人找过我，他们知道问也门问。
此后，我多次往返大陆，大伯说过的一些地方，我都会去看看、听听。张家几十年来没有人去老家给爷爷张作霖上坟烧香。大伯嘱咐我给爷爷上坟，老是说，你有机会就到这个地方去一下，到那个人那去一下……
我按大伯的意思去做，无形中变成大伯与他部属之间的“联络员”，也成为自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之后，尤其是一九四九年海峡两岸隔绝之后，大伯与祖国内地可以互通信息的唯一渠道。
一九八二年，我在北京见到了杨虎城之子杨拯民，他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热情款待了我，介绍我认识一些大伯的熟人，我也告之大伯的情况。回台湾后，我向大伯转达了他们的问候。大伯很高兴！他悄悄告诉我：再回内地，可以找两个人，一位是吕正操；一位是万毅。这两位都是他以前的老部下。
一九八四年六月，我从香港来北京洽谈商务，在杨拯民的介绍下，特意登门探望了吕正操。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心里就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这个人怎么那么像我大伯！我也按东北人习俗，像在家里喊大伯一样喊他“大爷”。得知大伯近况后，吕正操十分高兴，在我回港前夕，特意托我给大伯带去一副健身球和上好的新茶，表达祝福和挂念之情。
见到万毅时更感人，他两眼其实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他就拉着我的手，我知道他更是想传递对大伯的感情。回到台湾后，我把会面情况仔细汇报给大伯，看得出他听了很难过，但他一直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感情。
一九八七年初，我再次来京，带来了大伯赠给吕正操的诗一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是摘引陶渊明《饮酒》诗中的句子。吕正操也从陶渊明的《读（山海经）》“精卫衔微木”篇中摘出几句，略加改动，集成一诗回赠给大伯：“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徒设在昔心，良辰知可待。”末句将原诗“良辰讵可待”的“讵”改成“知”，他希望大伯振奋精神。
我有一种使命感来安排吕正操与张学良在美国的会面。不管他与部下隔了多少年，也要让他们能在有生之年见上一面。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日，失去自由达半个多世纪的大伯和大妈，终于离开台湾去美国探亲。五月二十三日，吕正操及随员多人，飞往美国看望张学良。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上午，他们在纽约相会。在曼哈顿公园大道的一栋公寓里，在分离了整整五十四年后，两个耋耋老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见面那天，我陪吕正操乘电梯，电梯门一开，我吓了一跳，平时很少穿得那么正式的大伯，那天西装笔挺站在门口迎接他们。吕正操仍按以前的习惯喊大伯为“老校长”。大伯和吕正操是同乡，在东北讲武堂时他是吕正操的老师。在东北军时，吕正操曾在大伯身边和属下工作了十余年。
见面的日子是吕正操选的，之前我还奇怪，为什么吕正操一定要选在那天？待两人见面后我才明白，他说，校长，到今天我跟你隔了五十四年五个月零四天没有见。吕正操从北京带来一整套大伯爱听的《中国京剧大全》录音带和大陆着名京剧演员李维康、耿其昌夫妇新录制的京剧带：当年新采制的碧螺春茶叶：还有一帧国内画家袁熙坤先生为张学良将军赶画的肖像，以及一幅由启功先生手书的贺幛，书录的是大伯的一首小诗：“不怕死，不爱钱，丈夫绝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
两个老人谈了很长时间，大伯最想知道吕老是如何打游击战，如何打日本人的。
六月四日下午，大伯和吕正操又相约详谈一下。我陪同他们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李道豫大使的别墅做客。大伯给吕正操带去了一包台湾产的凤梨酥。交谈中，大伯表示，愿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尽点力量。他说：“我虽然九十多岁了，但是天假之年，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很愿意尽力。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愿意为中国出力。”
我只有一次见过大伯流眼泪。那是大妈去世了，大伯跟我轻声说：“前几天，她（赵一荻）还好好的，怎么说死就死了呢！
你看前几天，我才跟她开玩笑：‘你走了，我就找一个女朋友去’，她就跟我说：‘做鬼也不放过你！…
他说着泪就默默地流下来了。大伯和我们常人不一样。他是做大事的人，能做到“天塌下来当被子盖”。但大妈去世的时候，他很难过，我扶他去做礼拜，他拉着我的手，手都是抖着的。
大妈去世一年后，二OO-年，大伯的人生也画上了句号。在大伯最后的日子里，我每日陪伴在侧，大伯虽然身体不适，但依然能讲笑话，思维敏捷。他离开得十分安详。
大伯临终时没有嘱托，他性格豁达，不拘小节，也不怕死，可以说是潇洒地离开人间。在许多人的眼中，大伯是风云人物，的确，他的一生始终被人“前呼后拥”
着：早年是他众多的部下，晚年是各种访客与媒体，在台湾则是一大群甩都甩不掉的“跟班”……
西安事变后，大伯被“蒋家政权”冈禁五十多年，他对蒋介石的感情很复杂，但是至死都没有抱怨过。对蒋介石，我只听大伯说过一句：“你爷爷是一个有雄才没大略的人，蒋介石是一个有大略没雄才人。”
关于西安事变，大部份史实都公开了。为了营救蒋介石，蒋夫人当时答应了一些条件，但事后蒋介石没有遵守承诺，蒋夫人为此深感内疚。正因如此，蒋夫人保住了伯父的性命，不致遭遇到与杨虎城将军一样的下场。
有人说，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大伯八十五岁看大陆拍的《西安事变》
时，囚心情激动没看完就走了。其实，因为患有青光眼，他看《西安事变》基本是靠听的。看完后他说，那个张学良好像和我不像啊。大伯没有激动，也没有评价。关于大伯的电视剧什么的也很多，我们也看，但是觉得写跑了，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大伯走了，他是带着遗憾走的！他这一辈子，很多事情都没踩到点上——少年时想学医救人却从了军：东北沦陷后想亲往前线打仗，却未能走上抗日战场；晚年想回东北看看，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故土，却因诸般因素，终始未能回大陆一趟。
当他想回大陆时，政治环境不允许；等环境允许了，又因为大妈的病情回不去（他们一直相依为命，不可能撇下大妈一个人回大陆）；当我一切都安排好，他可以移居香港时，却又因病去世了。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田汉与安娥——儿子田大畏的回忆
刘畅
田汉是着名的戏剧家，也是我国国歌的作词者。
他与他夫人安娥一生爱得很艰难。最近《环球人物》的记者采访了田汉的儿子田大畏，他向人们介绍了父母恋爱的经过，现摘录如下一田汉原名寿昌，一八九八年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小山村。田汉曾提到，自己最爱的人有三位：一位是母亲，一位是他的舅父兼岳父易象，另一位就是自己的妻子易漱瑜。不幸的是，易漱瑜一九二五年病逝。临终前，易漱瑜将自己的同窗好友黄大琳介绍给田汉，希望他们能结婚。在田汉恋情中，黄大琳不过是一个过渡人物。
田汉在给日本友人、着名作家村松梢风的信中说：“妻子去世后又有了恋人，可是无论如何没有以前的滋味。我深切地感到人生的春天只有一次。”
不过，一九二七年，田汉还是与黄大琳结了婚。但与此同时，他开始和一位远在新加坡的女教师林维中有了联系，彼此通信三年。
林维中因逃婚而出走南洋，一九二五年，她偶然在刊物上读到了田汉在丧妻悲痛中写的散文《从悲哀的国里来》，被深深打动了。林维中风姿绰约，一直想找一位有文化的丈夫。她大胆地给田汉写了一封信，坦承自己的爱慕之情。就这样，刚再婚一年的田汉与林维中凭着传递信件和照片，感情一发不可收拾。
一九二九年新年刚过，田汉率领南国社去广州公演。虽然异常繁忙，但他一个月之内还是给林维中写了七封信，热恋之情可见一斑。这时，他已决定与黄大琳分手，娶林维中为妻。不久，田汉和黄大琳的婚娴宣告结束，他们不但友好分手，还专门去照了一张离婚合影。田汉在合影下写道：“为着我们精神的自由，为着我们不渝的友谊，我决然与你小别了，亲爱的大琳！”
一九二九年，对田汉来说，是人生的一大转折。大革命失败以后的形势，使他决定“转换一个新的方向”，即从思想上、政治上、文艺作风上转向“左翼”文艺战线。因为田汉在上海的影响力，他成了各方势力争取的对象。恰在此时，一位来自莫斯科的“红色女郎”出现在了他的生活中，她就是安娥。当年，安娥只有二十四岁，身份是上海中共特科成员。在田汉看来，安娥不单具有政治魅力，还有诗人的才情，浪漫、热烈且具叛逆精神。
安娥一九〇五年出生在现在石家庄市长安区一个书香之家，原名张式沅。父亲是清末民初教育家。田大畏说，“母亲在少女时代，就表现出追求自由、独立的个性。她十五岁上初中就‘不安分’，干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安娥因学监压迫学生，就带领全班同学罢课，住在旅馆不回学校，迫使学监辞了职。事后，安娥离开学校，被父亲带到北京读书。一九二三年，安娥进入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西画系学习，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田大畏说：“我的外祖母性格很刚强，这一点母亲和她很像。听说母亲加入地下党，她直接来到北京，硬是从学校里把母亲抓回家。”当时正值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安娥在报纸上看到二十五名学生被杀，再也按捺不住，索性逃走。“母亲的这一选择，让外祖父直到去世都不认这个女儿。外祖父不赞成母亲走上共产革命道路，他发表声明‘从此不再有这个女儿’。”
同年，安娥受李大钊派遣，到大连从事工人运动，不久，又被周恩来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她第一次接触到了情报工作，也由此开始了特工生涯。
她做特工时有许多化名，“安娥”就是其中之一，后来成了她的正式名字。
田大畏说，“在中山大学时，母亲因为历史比较简单，俄文也不错，被选人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后来叫克格勃，当时叫格别乌，做东方部主任的助手，帮助他们办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