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学成归国的安娥被安插在国民党驻上海“中央特派员”杨登瀛（鲍君甫）身边担任秘书。她负责将收集来的信息，及时抄送给陈赓，再由陈赓报周恩来。这些重要的情报使许多地下党员化险为夷。安娥参与营救的就有任弼时、关向应等人。这位从莫斯科回来的“红色女郎”，一天可以变换好几个身份，一会儿是衣着华贵的秘书小姐，一会儿是女工，一会儿又成了大学校同里的意气学生。
田大畏说：“当时父亲已经是一位左翼作家，各方面来往的人很多。母亲懂文艺，自己也会写东西，组织就派她去接近田汉。”那时，田汉已成立南国社。他本以为所见的是一位积极要求人社的女学生，却见安娥眉清目秀，不卑不亢，举止大方，颇有几分英豪气，很是欢喜。这以后，安娥便经常带着她写的一些作品来找田汉。当她将小说《莫斯科》交给田汉时，他震惊了，作品反映出的丰富阅历以及不俗才情让田汉兴奋和感动。
在安娥的影响下，田汉开始更多地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加入了“左联”，并申请入党。正是这一思想的转变，使田汉成为“时代之子”，并创作出日后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频繁的接触与交流，急剧增进了两人的感情。一九三〇年秋，在南国社被查封、田汉被迫隐居的情况下，安娥选择了与田汉同居。
然而，甜蜜的爱情并没有维持多久。
与田汉保持了五年通信恋爱关系的林维中，不久从南洋归国，她曾资助过田汉的事业，且早已被田母默认为儿媳。林维中知道安娥与田汉的关系后，当面去质问她。而田汉，既不愿伤害这个，也不愿伤害那个，犹豫不决。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是安娥帮他下了决心。她告诉林维中：“我不要家，不要丈夫，你与他结婚吧。”最终，田汉决定遵守诺言，与林维中完婚。
谈起此事，田大畏说：“母亲是地下党员，从事秘密工作，是个四海为家的革命者，当时并不能结婚。不仅如此，她听说父亲结婚没有房子，甚至还张罗着给他们找婚房，这是父亲后来在回忆录中写的。”而田汉并不知道，这时的安娥正怀着自己的骨肉。
一九三一年八月，田大畏出生了。可是，革命工作不容安娥过多沉迷于儿女私情，出于经济和安全等考虑，她不得不把儿子送走。“在最难的时候，母亲唯一想到能依靠的，只有姥姥。她踏上了六年未回的家乡。母亲再次出现，还带着私生子，当时的场面可以想象。据说，她是跪着求姥姥，请她照看我的，姥姥搂着母亲失声痛哭。”之后，安娥果断地回到了上海，来到田汉面前，亲口告诉他：“孩子已死，勿需挂念。”
一九三三年，由于叛徒的破坏，安娥的直接领导姚篷子被捕叛变，作为姚的下线，安娥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经作曲家任光介绍，她进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创作了大量旋律悦耳、意境优美的歌曲。脍炙人口的《渔光曲》、《卖报歌》
等，都写于这一时期。
一九三七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安娥撤离上海，在由上海辗转武汉的路上，她竟然又与田汉相遇了。民族存亡战线上的再相聚，决定了他们的爱情命运。“母亲告诉父亲，孩子尚在，而且也长得很高了，父亲听后很激动。”当时，田汉的妻子林维中住在重庆，而他和安娥住在武汉，两人密切配合，一起出席各种活动，爱情又明朗化了。
诚如作家吴似鸿在《回忆田汉》一文中所言，田汉虽然兑现了跟林维中结婚的诺言，但无论是政治倾向、艺术观点和人生态度，他都跟安娥更加契合。
一九四八年二月，安娥接受上海《新民报》专访，开诚布公地表明了自己的爱情观。她说：“争，或许可以得到一个人的躯壳，但却不一定能得到一个人全心全意的爱情。”当记者问她，面对如今的局面如何应付？安娥笑言：“无所谓应付”，“一切应该随田先生”，“是他自己囚善良而产生出来的痛苦，也正因为他这一份善良，在日常生活里，时常使我感动。”
抗日战争期间，安娥曾任战地记者，一九三八年后辗转武汉、重庆、桂林、昆明等地，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这时，田汉已经与林维中离异。一九四八年，安娥和田汉同赴解放区，安娥次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战乱、纷争、婚变，安娥与田汉在历经二十年风风雨雨后，一九四八年前后终于厮守在一起。他们在创作上的相互帮助，成就了中国现当代文坛的一段佳话。
田大畏说，他的父母亲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四年依旧过着独立的“宿舍生活”，没有称为“家”的住所，各忙各的。
一九五四年，虽然有了共同的宿舍，但他们仍是聚少离多。“我感觉父亲是为了戏剧来到这个世界的，而母亲是为了革命和理想。他们无论环境怎么恶劣，怎么困难，只要跟这些事有关，都不知疲倦，把物质和权势完全抛之脑后。”
一九五六年，安娥在郑州观摩豫剧演出时突然病倒，中风不语，半身瘫痪。田大畏说：“父亲始终鼓励母亲别泄气，同病魔作斗争。他给母亲找最好的医生，给母亲读报、读文件、讲国际形势。为使母亲不完全脱离文艺界，父亲无论到外地参观游览还是观摩演出，都尽可能带着母亲。”其实，当时田汉的处境也不好，很压抑，即便如此，他还坚持多年如一日，找来小故事和笑话，耐心地讲给安娥听。
“文革”前夕，田汉被分配到顺义牛栏山参加“四清”。行动不便的安娥总要陪田汉到车站，目送他离去，有时甚至拖着病残的身子，到市郊去看望丈夫，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田汉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安娥也被怀疑为“王明苏修特务”，受到迫害。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八日，安娥谢世于北京隆福医院。
大逃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
二OO七年四月，广东省档案馆解密了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四年的一万多件档案。群众逃港事件的内容也在其中。于是，一段虽人所共知，但不能言说的历史大白天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绵延三十余年，深圳河边不断出现大逃亡。超过一百万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干部、军人……无法忍受“左”祸带来的反右、“四清”、“文革”等等政治和经济的煎熬，不惜在警犬和枪弹之下冒着生命危险，强行偷渡深圳河，逃往香港。比起东欧柏林墙（成功越墙5043人、被捕3221人、死亡239人、受伤260人）、朝鲜的三八线，偷渡香港人数更多，时间更长、情状更惨烈。
人民群众宁可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也要从社会主义往资本主义跑，这一现象引起了一些在边境前沿工作与民众接触较多的共产党人的深思，使他们走在了改革开放的前沿。时任广东省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和广东省的一些领导，率先向中央提出要实行特殊经济政策、以稳定人心，发展经济，解决外逃等问题，于是深圳特区的获准建立，外逃问题逐步解决……改革开放出现了新的局面。人们把“大逃港”比作“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
作为向深圳特区三十年献礼的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陈秉安用了二十二年时间，先后采访了百余名相关人员，真实地再现了这段历史，以下是有关陈秉安和《大逃港》的介绍，和《大逃港》一书部分内容的摘录。
陈秉安与《大逃港》
林天宏
从陈秉安家位于十四楼的阳台望去，可以清晰地看到深圳蛇口的深港西部大桥。这座由深港两地合作兴建，于二OO七年投入使用的门色大桥，是连接深圳与香港的重要通道。
但在碧水门桥背后，却有着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惨痛历史——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有将近一百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深港西部大桥所在的深圳湾，便是当年逃港者的一条主要路线。
为了弄清这段历史，陈秉安前后用了二十二年时间，采访了百余名相关人物，收集了大量资料。二O-O年十月，其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公开出版。
在一些历史研究者看来，深圳特区成立三十周年之际，这部三十多万字作品的问世，有着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这段此起彼伏规模宏大的逃港风潮，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做了一个深刻而令人惊醒的铺垫”。
一九八七年，深圳市罗湖区的一家港资大酒店开业，其总经理邀请《深圳特区报》派记者出席。这个任务落到了刚刚到报社工作的陈秉安身上。
庆典的开头很寻常，可到了评价致辞的时候，情况却起了变化。台上的总经理，在念了一半欢迎辞后，居然捧着演讲稿嚎啕大哭起来。
台下一片寂静，人们都望着这个失态的总经理。他稍微冷静了一下，突然用脚蹬了蹬铺着崭新红地毯的地面，哽咽着说：“我的父亲……二十多年前，就在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他背着我，已经快到河边了，一颗子弹打来……”
“不瞒大家，”他擦去眼泪，说道，“正是为了他当年对我的期望，要活得有出息，我才把酒店开在了这个地方。”
就像台下的许多人一样，刚刚辞去湖南老家的工作，孤身来深圳“闯天下”的陈秉安，并不清楚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他赶紧询问一个在场的当地居民，才得知，“原来这个老板以前是逃港过去的呀”。
“逃港？什么是逃港？”他开始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这个总经理的身上，在这座看起来热火朝天的城市背后，似乎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不久之后，类似的事情又一次发生。
陈秉安去一家港资工厂采访，邱姓厂主在接受完采访后，突然把他拉到了一个无人之处，问道：“有一段发生在我身上的历史，你敢写吗？敢的话，请你跟我来。”
好奇的陈秉安，坐上了这个厂主的汽车。公路崎岖蜿蜒，进入深圳东部的闸门山。两人在一处河岸边下了车，河对岸便是香港。厂主指着对面的一处小树林说：
“请你仔细看。”
陈秉安顺着对方指的方向望去，在小树林的边上，有一丘小小的坟墓。
“那是我的哥哥。”这个厂主的眼睛里，突然蒙上了一层白花花的东西。
在随后的聊天中，陈秉安才知道，二十多年前，邱姓厂主和哥哥一起从这个地方逃往香港，途中遭遇边防部队的追捕，哥哥背上中枪，他眼睁睁地看着哥哥倒在河里，却没有一点办法。
后来，他在香港打拼出了一番事业，还把厂子设到了深圳。在来内地之前，他在河的那边堆了一座空坟，立了一块墓碑。
“请你把我的故事写下来，告诉所有人，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
这对我个人，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民族，都是一笔财富。”他这么恳求陈记者。
从那一刻起，陈秉安突然意识到一种使命感。
他开始寻访这段此前少有人知的历史。工作一有空隙，他便奔波于宝安县农村的山中小径、旧村瓦舍，采访那些逃港的亲历者，听他们倾诉当年藏在心底的种种怨气，以及对香港天堂般的幻想。
“如果我不写下它，历史，或许将留下一页空白。”陈秉安缓缓说道，“能给那些葬身在大海高山间的穷困的偷渡者和他们的亲人一点慰藉，是我最大的心愿。”
这是一部跨度达三十年的惊心动魄的逃亡史。
在当时的深圳，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家里只剩老和小。”
在民谣背后，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
根据陈秉安掌握的资料，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文件里，从一九五五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四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二年、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九年，共计五十六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十二个省、六十二个市（县）。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从政治成分看，普通群众居多，也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甚至中共干部。
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三种。广东人把这种水路偷渡称为“督卒”，借用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在许多当地人的记忆中，一到夏天，水库和河里便人满为患。不少孩童从小就被家人灌输：“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
偷渡者通常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救生工具，还有人将多个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有些偷渡者下水后，还一边游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当时，上述物件都属于严格控制使用的物品。到后来，就连乒乓球都成了其中之一。因为边防部队发现，甚至有人将数百个乒乓球串在一起，作为救生工具。
泅渡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和儿童妇女通常选择陆上偷渡，从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带，翻越边防铁丝网，粤语中戏称为“扑网”。为了躲避警犬，一些逃港者临行前会到动物同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便不敢追踪。
当时对偷渡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
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收容。而边防部队对于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碍。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此后，由于上级的严令，开枪的现象才逐渐消失。
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拉尸行”。在鼎盛时期，深圳活跃着二百多个“拉尸佬”。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十五元。
陈秉安曾采访过一个当年的“拉尸佬”。这位老人告诉他，最多的一天，自己从公社领到了七百五十元，而在他埋葬的五十具尸体中，有四个是他的亲人。
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强行冲关的情况。
这些偷渡者成群结队，每人持一根四尺多长的木棒。带头的偷渡者公开说：“谁阻挠我们，我们就用木棍和他们搏斗，冲过去，就算开枪也不后退！”
在那个年代，偷渡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者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
陈秉安曾遇到过一个逃港者中的传奇人物，这个人先后偷渡了十二次都被抓住，创下了一个纪录。到第十三次，边防战士看了他都脸熟，实在不好意思再抓了，他才成功地逃到了香港。
为什么要逃港？这个问题，陈秉安曾经问过很多人，得到的答案也各式各样。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贫穷和饥荒。
一九五九年，广东出现了严重的饥荒。
一个逃港者告诉陈秉安，那个时候，伙食里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连青菜都很罕见。为了缓解饥饿，他曾经吃过蕉渣、禾秆、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还吃过观音土。
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七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七十港币，两者间悬殊近一百倍。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八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
政治上的迫害，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