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一九八五年，郭洪涛才在《张闻天初到陕北》一文中提出：“具体处理过去的冤案，释放刘志丹等同志，这些工作都是张闻天领导的。他派王首道同志办理这件事，还组成了一个五人小组，除王首道以外，有董老（负总责）、张云逸、罗迈和我参加。他亲自过问这个小组的工作，对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抓得很紧。”“一个处理肃反问题，一个改变对富农的策略，我当时深感张闻天开头这两炮放得挺好，对他十分敬佩。”
应该说郭洪涛的说法比较可靠。因为他是当时陕北党的负责人，红军到达陕北后第一个代表陕北党向中央常委作有关肃反情况的汇报，然后又参加五人小组。
事实上刘志丹等人也是被关押在后方的瓦窑堡的，常委在下寺湾听取汇报后即分成两路，毛泽东和周恩来去了前方，不可能直接处理此事。而是到后方的张闻天在查清后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并亲自主持了为刘志丹等平反的大会，还代表中央讲了话，彻底解决了问题。毛泽东只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同周恩来、彭德怀一起从前方致电张闻天、博古，建议详细考察肃反中的问题，说“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
张闻天不居功不争权，不独断专行，不摆领导架子。但他坚持独立思考，按原则办事，认为毛泽东错的东西也照样批评。除上述西安事变时在会上当面批评“审蒋”的口号不妥外，一九三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在延长召开军事会议时，他还在书面发言中批评毛泽东瓦窑堡会议上关于军事战略问题报告（也是决议）中的一个提法，说“将保卫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放在战略任务的第二项是不适当的”，把“打通苏联”作为战略方针之首要任务也是不对的。在他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毛泽东的意见也不止一次。从毛泽东方面来说，还是尊重张闻天的总书记地位，而且当时对张闻天的领导也是满意的，并一再向人谈及。如到陕北后毛常对人说，洛甫这个人讲民主，开会让人畅所欲言，作总结时把我的意见总结进去，我送他一个雅号，叫做“开明君主”（有时也说成“有道明君”或“明君”。）因而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就被称为“娘娘”。
他因管军事，又自封为“毛大帅”。于是“明君”、“娘娘”、“大帅”，就在少数领导同志和熟人的圈子里称呼了一阵。
根据上述几个方面看来，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和缺乏充分根据的。既然如此，为什么经过延安整风会形成这样一个众口一词的结论，至今仍不能越雷池一步？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看来复杂，其实简单，就是看能不能摆脱多年来个人崇拜的束缚，真正实事求是地对待党史，做到去伪存真，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然而，张闻天同毛泽东这种总书记和红军统帅之间的合作，经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特别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此，在毛张关系上张闻天做了“配角”，而且从整风起，连“配角”也不再是了。“十二月会议”在组织上的变动就是在名次上毛泽东排在了第一位。这当然不会是王明、康生辈的意思。从事前（苏联着重宣传毛泽东）和事后（六中全会上王稼祥的传达）的情况看，显然是在贯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意图。张闻天不仅心领神会，而且立即付诸实际，加以贯彻。他是个光明磊落、豁达睿智的人，从来不争权、不图名，多次表示并不热衷于当领导，而是对理论和研究工作有兴趣。
从毛泽东方面来说，首先是因为同张闻天的合作多少带有勉强性质。他本来就看不起张闻天，但却不得不保持某种“君臣”关系，心中自然不服。随着他权力的上升和对张闻天需要的减弱，在同张的关系上就显得越来越不耐烦了。而且这种厌烦情绪竟保持了一辈子。其次，他同张的作风、性格、爱好等也相差甚远，造成看不惯和谈不拢。他把张闻天看成“洋房子先生”，“言必称希腊”（指马列），只了解苏联一些表面情况，对中国则“一事不懂”。而从张闻天这边看，他通过长期实践固然越来越佩服毛泽东的领导与军事指挥才能，但同时也觉得实在不好相处。一是感到毛这个人容易猜疑和记怨，而且很厉害，在一起共事得处处留神，小心谨慎。二是可能对毛的不大谈马列和新文化（特别是世界文明），而是言必中国“故纸堆”，有点不以为然。三是正像黄克诚所说，毛喜欢顺着来的人，他却不屑于此，也学不会，同毛合作有点出于相忍为党，因而被毛批评为清高。
张闻天同毛泽东的这种合作关系到一九四一年就结束了。而且随着上层整风的开始，张闻天也就永远退出了中央领导。
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的整风期间，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关系完全是一种挨批者和批判者的关系。虽然这时张闻天还保留着政治局委员的名分，但已不起相应的作用，甚至有些意见都没处提（例如他不同意抢救运动，但直到最后才同任弼时私下谈起）。
延安整风以后，张闻天虽然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可是实际分工，只负责一个中央材料室，这是中央各部门中最小的一个单位。一个政治局委员，只管一个只有四五个人的小单位”。正好不久日本投降，中央决定开辟东北工作，他恳切要求去东北做地方工作，并迅速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从此，他就永远结束了同毛泽东一起工作的历史。在东北工作期间，除参加七届二中全会外，张闻天和毛泽东一直没有见过面，也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一九五〇年，张闻天被调去做外交工作，派驻联合国任首席代表。这一调动不排除有“贬谪”、“外放”之意，毛泽东在张闻天出使前还特别提醒他：“不说话是金，少说话是银。”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多为大使衔的副部长级，当时苏联东欧国家还没有见到有政治局委员出任此职的。
联合国去不成，张闻天即被改派为驻苏大使，以代替生病的王稼祥。张闻天在驻苏大使任内曾通过陈云要求改行做经济工作。后来陈云写信告诉他，毛主席对他有看法，认为他骄傲，表示不拿下他的政治局委员是不好另行安排的。
改行不成，张闻天就决心搞一辈子外交工作和国际问题研究了，十年外交工作中，延安整风后所受歧视有增无减，政治局委员的虚位和实际职务间的差距继续拉大。早在东北，非政治局委员的同志如李富春等任东北局副书记时，他就只任常委兼一个小省的省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出任驻外大使的，在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中他也是罕见其匹。后来周恩来感到工作实在太忙，对他做外交工作也还满意，遂建议调他任外交部副部长协助周主持常务。
张闻天十年外交期间一贯谨言慎行，从未表现出对毛的不满。但也使人感到，他对毛是有意见的，缺乏某些领导人那种“主席不离口”的崇拜感情。
毛泽东本来就看不起张闻天，延安整风后就更不在话下，对张闻天喜欢发议论、提意见，很不以为然。
实际上，建国后毛对张已越来越厌烦，有时讲到历史问题也是有意褒王稼祥而贬张闻天（如说“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在毛看来，延安整风后张闻天内心并未服，思想并未通。因为延安整风树起的一个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就是对以毛的态度画线。此后，随着个人崇拜的不断升级，这一标准也越来越严。个人崇拜的天然要求是歌功颂德和少提以至不提缺点与批评。张闻天并不是不了解这点，但他从思想上就反对个人崇拜，既不会歌功颂德和顺着来，又喜欢揭露缺点和提意见，所以使毛越来越反感。
张闻天一九五八年四月到上海、杭州参观访问，二十六日写信向毛泽东汇报，本想在肯定和赞扬大跃进的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后经一再考虑，定稿时还是删去了要提的缺点和意见，只剩下赞扬。毛看后认为是张的进步，遂于五月八日回信说：“你这个人通了，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我一直不大满意你。在延安时曾对你有五个字的批评，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陈云、恩来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大懂实际。记得也对你当面说过。今天看这个报告，引起我对你热情欢迎。”接着又说，上述看法，“可能对你估计过高，即书生气，大少爷气，还没有完全去掉，还没有完全实际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紧，你继续进步就是了。但你过去能写出现在的报告吗？能有这样的无产阶级感情吗？能有这样感人的气氛吗？在我看来，没有。现在有了，通了，群众化了，因此向你致贺。”毛喜欢报喜不报忧，很容易受那些搞个人崇拜的人的蒙骗（所以康生“值得依赖”）。不久后的事实证明，张闻天并没有“通”，政治路线和思想作风上的分歧，使他们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并终于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爆发了。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后受着屈辱的待遇，不断的批判，不断的检查，还从一九六二年九月起被“专案”审查，取消参加中央会议和阅读中央文件的资格。但他为了照顾大局和使自己能留在党内，还是不断地检讨，特别是寄希望于毛泽东并经常写信。
据《张闻天年谱》主编张培森统计，从庐山会议后到去世前张闻天共给毛泽东写了三十二封信（先多后少）。内容主要是顺着毛的恭维的话和提点要求，如：附着报告文稿和《读书笔记》、汇报思想和工作以至被斗情况，对重大政治事件的表态，要求作结论和分配工作以及要求接见等。可惜，毛泽东没有再见过他，他的信也大多没有下文。但是毛对张闻天并没有置之脑后和不再关注，包括紧张混乱的“文革”时期。
毛泽东对以前的中央领导人，包括早已打倒的张闻天，一直都极为关注。
“文革”中批斗彭德怀和张闻天，在北京大概无人不晓，何况毛泽东。而且对张闻天的待遇、处理，毛也一直在关注着，无人可擅自做主。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王明、苏修特务专案组”报告：鉴于张闻天的“罪行”和态度，建议将他和刘英送卫戍区“监护”。康生四月十二日在报告上批示：“张闻天问题要请示主席林副主席。”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七日谢富治手谕：“中央决定叛党叛国分子张闻天、刘英二人在家实行监护。”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宣布：毛主席批准解除监护，张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为战备疏散，遣送广东中小城市。此后，张一再给毛写信，要求调回北京，恢复组织生活和分配点工作。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九日，周恩来批示要汪东兴落实毛泽东指示，让张、刘参加地方党的生活和工作。一月二十日广东省委组织部即通知恢复张、刘组织生活，享受县（团）级政治待遇。后来张给毛写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十月十八日毛答复：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据此，张要求以上海为养老地点，但被驳回。最后获准去无锡安家，住不到一年即病逝于此，他和毛泽东的联系也就此自然中断。
赫鲁晓夫用皮鞋敲讲台真相
传墨
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一九六O年十月在联合国大会上用皮鞋敲桌子一事流传甚广。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惊世内幕与丑闻》一书对此作了介绍，现摘录如下——赫鲁晓夫之子谢尔盖·赫鲁晓夫现已是美国公民，他请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把父亲用皮鞋敲打桌子的录像画面拷贝一份给他。但过了一个星期，他得到的回复是：
全国广播公司没有那样的资料，多家档案馆也没有。
对赫鲁晓夫在联大用皮鞋敲打桌子一事，许多人提出不同的说法。
苏联克格勃保卫局局长扎哈罗夫将军回忆说：“当时联合国正在对苏联代表团提出的消灭殖民主义制度的问题进行紧张的辩论，一个菲律宾代表在说，社会主义国家是集中营。赫鲁晓夫听了很愤怒，他举起了手要求发言。但是主持会议的爱尔兰代表鲍尔顿没有看见他举手，或者装作没看见。赫鲁晓夫站了起来，还是举着手。但菲律宾代表仍在发言。这时赫鲁晓夫从脚上脱下了轻便的矮帮皮鞋，像击打乐器一样开始轻轻地敲着桌子。后来，鲍尔顿让赫鲁晓夫发言。赫鲁晓夫走上讲台，他向菲律宾代表挥了挥手，示意他走开。赫鲁晓夫开始愤怒地驳斥对方的言论。”
当天为联合国大会服务的一位女士说：“赫鲁晓夫很晚才到达会场。他走上前去和社会主义各国代表团团长握手。新闻记者的麦克风从四面八方伸向了他。赫鲁晓夫即将走到自己的座位时，一名记者不小心踩掉了他的矮帮皮鞋。我赶紧上去拾起了他的鞋子，用餐巾纸包住，在他入座后从桌子下面悄悄递给他。赫鲁晓夫很胖，而座位和桌子的空间很狭小，他无法弯腰穿鞋子。他就暂时拿着它，时不时在桌子下摆弄。一位代表的发言激怒了他，他不由自主地拿起自己的皮鞋在桌子上敲打。如果他手中要是有雨伞或手杖的话，他也会敲打它们的。”
詹姆斯·费罗是当时在《纽约时报》工作的记者，他说：“我没看见赫鲁晓夫用皮鞋敲打桌子。那一天，他是用手敲打桌子，因为他听到菲律宾代表攻击社会主义，他认为菲律宾代表是美国的走狗。赫鲁晓夫弯腰脱下矮帮皮鞋，举过头摇晃着，再把皮鞋放到桌子上。有照片记录了当时的情景，赫鲁晓夫坐在位子上，面前的桌子上摆着矮帮皮鞋。而用皮鞋敲打桌子的照片却没有。”
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在回忆录《那十年》中说：“当西方国家代表团提出‘苏联入侵匈牙利问题’时，苏联的所有代表都愤怒地敲打着面前的桌子。赫鲁晓夫的手表滑落了，他弯下腰去桌子下面找，他很胖，肚子妨碍他的举动。他生气骂起人来，他脱下皮靴，用它敲击桌面”。
赫鲁晓夫本人在回忆录《最后的遗言》中说：“事件因‘西班牙问题’，而非‘匈牙利问题’引起。在辩论过程中，我抓住一个机会谴责佛朗哥‘反动的、残暴的政权’。事实上我甚至脱下皮鞋来敲桌子。我的这个举动在记者、摄影记者及其他人中引起了很大反响。”
事后有人做了专门的调查，赫鲁晓夫在敲桌子的时候，两只脚上都穿着皮鞋，这个情景可以找到当时的照片来证明。原来他用来敲打桌子的鞋子是他邻座一个外国代表团成员的。这位代表当时脚不舒服，就把鞋脱了放在座位旁边。赫鲁晓夫在辩论的时候一激动就随手操起这只鞋在桌上敲了起来。会后赫鲁晓夫答应每年寄给这鞋的主人一双最好的苏联皮鞋。赫鲁晓夫说到做到。此后的每一年，这位代表都会收到一双从苏联寄来的优质皮鞋。
侄女回忆张学良
张闾蘅口述周海滨撰文
张学良晚年是如何度过的？虽然坊间有过不少文章和着作对此作了介绍，但《文史参考》刊登的张学良侄女张闾蘅的口述《张学良很多事都没有踩到点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
自一九六七年后，张闾蘅与她的妹妹成了张学良最亲密的家人，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见证了这位传奇将军的后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