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江南地域文化对小说作家的影响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的生活地域多集中在江南一带，江南地区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对作家心态的影响是很大的。
从自然环境上讲，江南地区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文化繁荣，称得上是人杰地灵。无论在明朝还是清朝，都是全国的经济命脉所在。经济的繁荣往往能促进文化的繁荣，而小说的创作和刊印，正是文化繁荣的一种表现。仅以苏州为例，明清之际小说的创作中心苏州，也是当时全国丝织业的中心，出现了众多民间机户，俨然如近代的雇佣工人。发达的手工业进一步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商业的发展则更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别的不说，江南地区造纸业、印刷业的发展，和爱好藏书的风气，都有利于当时小说的发展。
江南地区富庶人家较多，有一定财力基础和一定教育基础的人较多，图书收藏的风气一时蔚然盛行。苏州、金陵、常熟、扬州和浙江地区，都是明清之际藏书楼比较集中的地区，著名的藏书家和藏书楼有常熟钱谦益的绛云楼、毛晋的汲古阁、赵琦美的脉望馆、堇县范氏的天一阁、华亭陈继儒的宝颜堂、会稽祁彪佳的澹生堂等。这些藏书家的藏书目的，有的是为自己著书做学问；有的则为校勘出版之用；有的单纯以收藏为主要目的，既不忙于著述，也不校勘出版。这些藏书家都对保留古籍作出了重大贡献。藏书的风气，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基础和文笔基础：由于整个社会的藏书量较多，故小说作者可以阅读的书籍相应增多，他们能在阅读中找到更多的写作素材；阅读量的增加，使读书人的文笔日渐得以熏陶、成熟。
江南参加科举考试的生员的增多，也促进了小说的创作。小说作家大多在科考落选者和尚未中举者之列。据日本学者大木康先生考察，明清两代白话小说的作者大多是诸生，而当时江南诸生最多，这或许是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多为江南人的重要原因。
由于人才荟萃，江南地区文学艺术非常发达，名士云集，诗歌、书法、绘画艺术都颇有成就。隆庆、万历年间的名士徐渭、屠隆，分别是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和浙江堇县人，他们愤世嫉俗、放荡不羁的名士风度，影响到小说作家狂放、郁狂的精神面貌、性格特征的形成。采用浙江东部方言写成的《豆棚闲话》，语言风格亦庄亦谐，思想内容同古今定论、世俗成见大唱反调。或许艾衲居士深受当时名士的精神浸润。当时画坛“领袖”董其昌，是松江花亭人。他的书法作品疏宕秀逸，自成一格；其画风清润明秀，对明清之际画坛影响很大。丁耀亢为诸生时游历江南，曾拜他为师。
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中的顾炎武和黄宗羲，都是江南人。顾炎武是江苏昆山人，原名绛，字忠清，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改名炎武，字宁人。顾炎武不但亲身参与南明抗清斗争，南明结束后坚持抗清立场直到临终。黄宗羲，浙江余姚人。他是东林党人黄尊素的长子。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在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六君子案”之后，又罗织“聚徒讲学”的罪名，派人往江南一带缉捕东林党人高攀龙、周顺昌、缪昌期、李应升、黄尊素等人。这一次逆行引发了震惊全国的苏州“开读之变”，苏州平民发动了一场自发的反对阉党的暴动，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马杰、沈扬等五人英勇就义。这一年黄尊素被害死亡时，黄宗羲才十七岁。崇祯元年（1628），魏忠贤一案被定性为逆案之后，十九岁的黄宗羲北上入京，寻找当年迫害其父的逆党元凶许显纯等人，手锥仇敌，壮烈凛然，声震朝野。国亡后则潜心治学，反思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寻找治国强民的道路。
身为明清之际思想界巨子之一的朱之瑜，浙江余姚人。朱之瑜在国亡后流亡日本，发誓清朝一日不灭，一日不踏入清朝占领的国土一步。他渊博的思想和高尚的品格深得日本人尊重，对日本近代思想学术影响很大。哲学家、科学家方以智，安徽桐城人，早年参与主盟复社，晚年为僧。明亡后立志编纂明代史事、著《国榷》的谈迁，浙江海宁人。
在明代，江南地区在全国始终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政治地位尤其如此。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出生在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死后皇陵（孝陵）建在南京。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在南京仍然保留了一套与北京大致相同的中央政府机构，“政本固在南”，已成为有明一代的基本思维定式。而且，江南地区拥有全国最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和频繁的内外贸易，是支撑整个王朝的财富之源。无论从区域文化的发展、人才的培养选拔、杰出人物的贡献等方面来衡量，江南都具有绝对的优势。
一般情况下，江南地区应当受到统治者的充分重视，但在明清两代，江南士人却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和制裁。或许是为了使南北双方的权力大致平衡，以便于政府的统治，从明洪武帝朱元璋开始，似乎历代皇帝都有意裁制南人，抬高北人的地位。洪武三十年，考官刘三吾、白信蹈所录取的人中，有五十二人都是南士，所取第一名陈安也是南士。洪武帝认为两位出身江南的考官结党营私，有意多取南士以为臂膀，命侍读张信等十二人重新披阅试卷，陈安仍在被取之列。洪武帝大怒，诛杀白信蹈、张信、陈安等人，把刘三吾流放边关，亲自阅卷，录取六十一人，都是北士。自此以后，明代科举分南、北、中卷，南北取士皆有一定名额。明成祖永乐帝朱棣原为燕地藩主，起家于北地，在逼走建文帝夺取皇位之后，不得不任用南士，但“思得北士用之”。《明史》卷七十。
永乐帝将都城从南京移到北京之后，不断有大臣上书，陈述将都城建在北京的种种不便，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南方物产丰富而北方土地贫瘠，都城生活用品大部分都是从南方运来的，还都南京，则可“省南北转运供亿之烦”。《明史》卷一六九《胡荧传》。
明代朝廷中大臣之间的南北之争本来就很激烈，有时皇帝还要直接干预，这在天顺、成化朝作为突出。《明史》卷一七六《岳正传》记英宗对岳说：“尔年正强壮，吾北人，又吾所取士，今用尔内阁，其尽力辅朕。”同卷《彭时传》曰：“帝爱时风度，选庶吉士。命贤尽用北人，南人必若时者方可。”《明史》卷一七七《王翱传》记翱“性不喜南人士。英宗尝言：‘北人文雅不及南人，顾质直雄伟，缓急当得力。’翱由是益多引北人。”
在南北之争中，江南士人一度处于劣势状态。由于政治实权掌握在北京政府手中，南京政府官员属于闲职，官员从北京调往南京就成为一种贬谪。明朝中期之后党争激化，在朝失意官员和朝中的反对派多集中在南京和南京周围地区，南北政治力量出现了两个经常对立的中心。北士、南士彼此成见也日益加深。明代历史中南北对峙的程度之深，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罕见的。北士、南士又渐渐结成不同的党社，互相斗争。
明中后期的东林党运动，是南北之争的一个总爆发。后来有“小东林”的复社兴起，更是逐渐推动了江南地区士人和平民关心政治风向、积极参与政治事件的风气。复社前期重在科举，编选时文，笼络青年士子；后期重在政治，联合东林遗孤，组织集会，发动清议，发表不同政见，反对魏阉逆党余孽。复社俨然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迫使权臣薛国观内阁倒台。甲申事变之后，复社成员大多积极参与反清复明的武装抗清运动。
复社等社团组织对小说作家的生活和创作心态影响较大。一些小说作家本身就是党社中人，如董说是复社成员，直接师从复社党魁张溥。还有一些小说作家与党社中人交往密切，如陆云龙与复社、几社成员都有交往。
江南地区在顺治年间比北方遭受到更为深重的战火蹂躏。在清朝统治者入侵中原时，江南地区的抵抗最为激烈，同时由于江南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优势，清初统治者也重点在江南进行军事打击和思想管制。从顺治元年（1644）弘光政权建立，直到顺治十八年（1662）永历帝和鲁王先后去世，存在于江南地区的南明各路政权，在明遗民和清朝统治者双方力量的心中，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因而明清易代之际江南地区的反抗最激烈，罹难也最深重。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三月，多铎率领的清军进军江南，四月攻陷扬州，下令屠城十日，史称“扬州十日”，南明抗清大将史可法遇难。同年六月至八月，江阴民众奋起抗清，前后持续八十天，杀死清军七万五千人，包括三位王爷和十八名大将。城破后，清军屠城三日，残杀十七万人，屠城后全城只剩五十三人，史称“江阴三日屠”。同年六月中旬至七月初、七月下旬和八月中旬，清军在嘉定遭到猛烈抵抗，前后进行三次大屠杀，史称“嘉定三屠”。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内，在江南地区陆续进行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深深伤害了江南民众的感情，历史上血腥的这一页，久久铭刻在江南民众的心中。
一些亲历屠杀现场的幸存者，纷纷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成文，小说《海角遗篇》和《七峰遗编》，都是根据有关这些事件的笔记整理编撰的。直到顺治十七年（1660），寓居杭州的丁耀亢在他创作的小说《续金瓶梅》中，还托古寓今，描摹着战乱时代的人间惨剧。丁耀亢因此书而得罪清朝统治者，被投进监狱，事非偶然。
受明清之际江南地区浓厚的政治空气影响，小说作家写出了一部部及时反映时代风云的时事小说，此时其他派别小说如传统的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怪小说、世情小说、话本小说等，也大多具有浓郁的时代特征。
江南人关心政治的风气，可从侯方域《壮悔堂集·马伶传》所记一件事中，看出已经达到何种程度。该文记述了明末南京兴化班和华林班为争高下演对台戏的故事。当时最流行的戏剧作品是时事剧《鸣凤记》：
一日，新安贾合两班为大会，遍征金陵之贵客、文人，与夫妖姬静女，莫不毕集。列兴化于东肆，华林于西肆。两肆皆奏《鸣凤》，所谓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坠疾徐，并称善也。
兴化班和华林班演对台戏，本来是旗鼓相当的。当剧中演到夏言、严嵩争论这折戏时，局面发生了变化。华林班李伶扮演的严嵩更能吸引人，观众纷纷“西顾而叹，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复东”，以至于兴化班“不复能终曲”，只好正途停演，并且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演出，让华林班独霸南京剧界。三年后，兴化班扮演严嵩的演员经过不懈努力（投身当朝宰辅家为仆，潜心模拟当朝宰辅举止。侯方域此文有将当朝宰辅比拟为严嵩的讽刺之意），已能将严嵩演得惟妙惟肖。于是“新安贾”重新“招前日宾客，愿与华林班更奏《鸣凤》”，这一次轮到华林班的演员“匍匐前称弟子”了。
江南戏曲繁荣，剧目甚多，两班对垒之时单单选中时事剧《鸣凤记》，《鸣凤记》中人物众多，而观众单单关注“严嵩”一角的艺术水平，这种现象，或许正是江南民众关注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的最好诠释了。至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明清之际时事小说何以如此之多、创作和刊刻的速度又何以如此之快了。
总之，江南一带在明清之际经济、文化、政治地位都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从明清之际的小说作家的生平和创作中，都可以看到江南地域文化对其心态的影响。
最明显的有两点。
一是小说作家大多具有一种对故乡的文化自豪感。作家别号中与“吴”、“越”、“江”有关的比比皆是，如“吴越草莽臣”、“吴门啸客”、“古吴金木散人”、“西吴懒道人”、“江左樵子”、“江左谁庵”，等等。这些作家别号都透露出小说作家对江南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促使他们关注江南生活，在作品中描写江南民众的生活。这一点在话本小说中表现最为明显。
二是小说作家关注时事，对政治事件的反应异常敏感。每当时局发生重要变化时，他们都从邸报和传闻中多方搜集各种信息，并汇编成书，参与到政治事件的传播和品评中来。正是这一点促进了时事小说的诞生和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