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是明清之际第三个小说创作中心。虽然我们目前尚不能考知籍贯南京的作家有多少，但从现有资料看，明清之际活动在南京的小说家很多。李渔曾在南京居住二十年。袁于令、凌濛初、方汝浩也都曾在南京住过。袁于令《南音三籁序》署“康熙戊申仲春书于白门园寓，七十七龄老人箨庵袁于令识”。“白门”是南京旧称。据袁中道《游居柿录》记载，他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三月后游南京时，曾在珍珠桥凌寓会见凌濛初，说明凌濛初在南京居住过一定时期。方汝浩在小说作品中署名“荥阳清溪道人”，而“清溪”在南京，方汝浩可能是寓居南京的河南人，或者是流寓南京的河南人的后裔。《禅真逸史》、《禅真后史》、《东度记》的作者清溪道人方汝浩，学界一般认为是河南人，但寓居南京。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六《明清小说部乙》云：慈眼堂藏《禅真逸史》，“后署‘濲水方汝浩清溪道人识’。据此知作者乃方汝浩，洛阳人。然慈眼堂藏明万卷楼本《东度记》，又题‘荥阳清溪道人著’，则又似郑州人，不知何故。或一为本贯，一为家所在之地。至清溪道人之号，似因南京清溪而起。然则汝浩固寓南京者矣。”
另外，东鲁落落平生、吟啸主人、齐东野人应也都是寓居南京的作家。东鲁落落平生是《玉闺红》的作者，其别号中题“东鲁”，籍贯或原籍似为山东人。但小说创作是在南京进行的。本书中，“籍贯”指作者的出生地，“原籍”指作者父祖辈的籍贯。但也有例外，譬如李渔出生在其父亲携家经营药铺的如皋，十九岁时父亲去世，之后才随母亲回到原籍兰溪居住，但其籍贯仍标明是浙江兰溪。《绣像玉闺红全传》前有崇祯四年（1631）湘阴白眉老人序。序中说东鲁落落平生的大致生平是：
幼秉天资，才华素茂，弱冠走京师，遍交时下名士，互为唱和。而立至江南，文倾一时，遂得识荆。君为人豪放任侠，急人所急。第困于场屋，久不得售，遂弃之去……退而著述，所作甚多。
白眉老人说东鲁落落平生“而立至江南”，则其本不是江南人。之后就说其在南京的种种作为：先是参加科考，后因“久不得售”而“弃之去”、“退而著述”，但并没有说东鲁落落平生又去到其他地方。此序中说及落落平生最近（“今春间”）又送来小说《玉闺红》让白眉老人看，而小说又是在南京的文润山房刊刻的。综上种种，我们是否可以说：东鲁落落平生应当是一位在南京从事小说创作的外籍落第生员？
吟啸主人创作《平虏传》时，也居住在南京。《平虏传序》属“吟啸主人书于燕子矶上”，燕子矶在南京，说明吟啸主人至少写作此书时在南京，或是南京人，或是寓居南京。
至于《隋炀帝艳史》的作者齐东野人，委蛇居士在《隋炀帝艳史题辞》中说道：“余友东方裔也，素饶侠烈，复富才艺，托姓借字，构《艳史》一编，盖即隋炀帝事而详谱之云。”“东方裔”，可能指齐东野人的祖辈曾在“东方”，也可能指齐东野人的籍贯在“东方”，在没有其他资料参证的情况下，不能遽然而定。但齐东野人创作《隋炀帝艳史》时，应当在南京。《隋炀帝艳史》最早有崇祯四年（1631）金陵人瑞堂刊本。委蛇居士《题辞》后署“擕李友人委蛇居士识于陶陶馆中”（擕李在今浙江嘉兴西南）。委蛇居士应当是居于南京的浙江人氏。根据古代小说题辞的惯例，委蛇居士或者是作者齐东野人本人的又一托名，或者是齐东野人身边的友人，或者是出版小说的书商，这三种情况都应可证明齐东野人是在南京创作的小说。委蛇居士《题辞》中又特意提到“余友东方裔也”，则齐东野人此时不在“东方”可知。
综上可知，杭州、苏州和南京，是明清之际小说创作、刊刻的三个中心地区。
另外，《梼杌闲评》的作者，不题撰人。缪荃荪《藕香移别钞》和邓之诚《骨董续记》都推测其作者是明末史学家李清。欧阳健先生又从时代、史才、对明末党争宅心仁恕、对李清祖父李思诚所持的回护态度、对苏北里下河地区的地理、风俗人情及语言极为熟悉等方面，进一步推证《梼杌闲评》的作者是李清李清是今江苏兴化人。
《鸳鸯针》的作者华阳散人，王汝梅在《〈鸳鸯针〉及其作者初探》一文中认为是江南丹徒人吴拱宸。根据是清人卓尔堪选辑的《明遗民诗》卷十四选吴拱宸诗两首，在目录下小传里介绍：“字襄宗，号华阳散人，丹徒孝廉，肆志山水，终于茅山。”在诗题作者名下又写道：“襄宗，号华阳散人，江南丹徒人，觚斋集。”
《豆棚闲话》的作者圣水艾衲居士，有人认为应当是北方人。上海古籍出版社《豆棚闲话》出版说明中指出：“杭州西湖旧名明圣湖，又今杭州慈圣院有吕公池，宋乾道年间，有高僧能取池水咒之以施，病者取饮立愈，号圣水池。如果艾衲居士所题圣水即指此，那么他可能是杭州人。”但杜贵晨先生据《水经注》及古今相应的地志记载，认为“圣水”是北京房山县琉璃河的古称，清代犹沿用，故作者可能籍贯或原籍是北京房山人，久居江南，或是杭州寓公。
按书中写在江南豆棚下纳凉闲话，“栽得豆苗堪作荫，胜于亭榭又生香”。但第十二则中写道：“只因向来没人种他，不晓得搭起棚来，可以避暑乘凉，可以聚人闲话。”说明豆棚不是当地习见事物。书中运用浙江方言，或许作者在浙江生活时期较长。但作者《弁言》引其同乡先辈诗人徐菊潭诗句曰：“池塘六月由来浅，林木三年未得长。”北方少雨，故池塘水浅，林木懒长。因此，《豆棚闲话》作者的籍贯，似应以北京房山为是。
《禅真逸史》和《禅真后史》、《东度记》，都是南京、杭州、浙江堇县一带刊刻的。《禅真逸史》有峥霄馆刊本。峥霄馆是明末杭州著名书坊，其主人即号翠娱阁主人的陆云龙。《禅真逸史》有署名“仁和诸某”和“古越徐良辅”的两篇序。《禅真后史》有翠娱阁主人序，钱塘金衙刊本。方汝浩的《东度记》有明末万卷楼刊本，万卷楼是浙江堇县丰氏兼营出版业务的藏书楼，故方汝浩可能是在浙江一带进行小说创作的。
然而，只凭借作家别号中所自许的地域，来断定作家本人的籍贯，其做法本身似有欠严密，从历史实际来看，更是不可全信。那些被迫迁移南方的北方人，有许多依然自署北方籍贯。仅就南京一地来说，西晋末年为避北方战乱渡江南来的汉人，就曾因大量的南渡人口而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时流亡的北方政府，不得不在南京周围建立专供北方人居住的“侨郡”，这些“侨郡”仍然以北方原来的郡县命名，如“南徐州”、“南东海”、“南兰陵”等。而当时的士人并不会把南北同名的郡县混同起来，于是常常有意无意地在文章中省掉“南”字。这就给后人的理解和研究制造了相当大的麻烦。譬如撰写《金瓶梅》的“兰陵笑笑生”，至今也无人能够肯定他是北“兰陵”人，还是南“兰陵”人。
远的暂且不论，就明朝而言，朱元璋定都南京之后，为了稳定统治和繁荣都城，也曾大举移民。他将南京城内的部分元朝遗民，举家迁往云南；又将江苏、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四川等地的一万五千户富豪逼入南京，并将全国大约五分之一的手工业匠户调入南京。据说至今在云南的一些地方，还能找到一些带有南京口音并能演奏江南丝竹的老乡，背井离乡六百余年之后，乡音仍旧不改，旧曲尚能不忘。由此反推，从北方迁移到南方几百年之后的北人后裔，为纪念祖先或出于其他考虑（譬如标榜自己与周围人的不同），在名号中署以几百年前的旧籍，似也不足为奇。因此，不能因为作家在别号中署名“东鲁”人，就认定作家就是山东人；同样，似乎也不能因为作家别号中署有“古吴”、“江淮”等，就认定作家一定是江浙一带人。
判别这些作家的籍贯和生活地域，还应从作品中透露的生活质地和语言风格综合来看。在署名只用别号的明清之际小说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品的语言大多运用江南方言，就连署名“荥阳清溪道人”的方汝浩和署名“圣水艾衲居士”的艾衲居士也不例外。
总之，从籍贯来看，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中大多数是江南人。本节“明清之际部分小说作家生活地域简表”中所列确切可知籍贯的十六位作家中，籍贯在江南的有十四人，只有丁耀亢、艾衲居士籍贯不在江南，但他们都曾寓居江南或多次到江南一带游历，他们的小说创作也都是在江南进行的。
另外，还有不少小说作家只署别号，别无生平资料可考。他们在别号中大多标明是江南一带人。从“明清之际部分小说作家生活地域简表”中可知，只署别号的作家共有十九位，在别号中标明是江南一带人的作家有十四人，只有两位作家在别号中标明是“东鲁”人，另外还有三位作家分别标明是“齐东”人、“圣水”人和“江夏”人，真正籍贯不得而知。
由上文可知，标明自己是非江南人的士人，自身未必就不是江南人，或许只是其先祖不是江南人而已。即使这几位作家确实是非江南籍人士，就其比例来说，在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中也只是极为少数的几位。
因此，我们可以说，明清之际的小说作家，绝大多数都是生活在江南一带的士人，他们的主要活动地区是杭州、苏州和南京。明代的“江南”包括南直隶和浙江布政使司、江西布政使司。南直隶下辖14府、4州。14府是：应天、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庐州、凤阳、淮安、扬州、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安庆；4州是：广德、徐州、滁州、和州。浙江布政使司下辖11府：杭州、嘉兴、湖州、严州、金华、衢州、处州、绍兴、宁波、台州、温州。江西布政使司下辖13府：南昌、瑞州、九江、南康、饶州、广信、建昌、抚州、临江、吉安、袁州、赣州、南安。清初的“江南”指江南省、浙江省和江西省。顺治二年（1645），清廷改南直隶为江南省，康熙六年（1667），分江南省为江苏、安徽两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