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谋生之道从对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生平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他们大多是生员，多半一生都未中举、未做官、未发迹，属于中下层文人，社会地位不高，生活比较窘困。有少数作家虽然在仕途上比较顺利，中举、做官，甚至官位做到知府以上，如袁于令；或在做官时颇有政绩，如冯梦龙和凌濛初。但他们在创作小说的时候，多半还未走上仕途。冯梦龙的“三言”完成于天启年间，而他于崇祯三年（1630）才成为诸生，崇祯七年（1634）为知县。凌濛初于崇祯七年任上海县丞，开始走上仕途，施展抱负，而他的《初刻拍案惊奇》完成于崇祯元年（1628），《二刻拍案惊奇》完成于崇祯五年（1632）。
“自古文章憎命达”，或许正是这种生活境遇促使他们创作小说，一则可以“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磊块”（湖海士在《西湖二集序》中谈到周楫撰写小说的创作动机时语），二则对其中的一些作家来说，或许可以稍稍糊口。明清之际出版业比较发达，必然需要不少作者。李渔所谓“卖赋糊口”，和天花藏主人、烟水散人等一些“专业”作家的出现，大都出于谋生的需要。
第一节多是生员
小说作家的身份和职业，还很少有研究者作过整体性的考察。以前的研究者详细论述的只是每一部作品，未曾周密地探讨过与作品相关的作者和读者问题。日本学者大木康先生在《关于明末白话小说的作者和读者》一文中，认为作者除了指创造者之外，还包括编辑者和让历来口耳相传的故事见诸文字的整理者。
日本学者船津富彦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发现中国古代小说的作者和读者尚未被周密考虑过。他在《诗话中出现的近代中国小说的读者》一文中暗示，小说的读者应当是商人、妻妾和应考者等。然而由于诗话资料本身的特点所限，船津富彦先生所说的“小说”，文言作品占了一半。
后来，日本学者大木康先生在《关于明末白话小说的作者和读者》一文中，通过分析小说作者冯梦龙的身世，以及与冯梦龙关系深厚的叶姓老板的叶氏书坊出版的书籍的类别，推论明末白话小说的作者和读者主要集中在生员阶层。冯梦龙显赫的文学声誉是在他做生员时取得的，凌濛初、袁于令等在编纂小说时也是生员。大木康先生认为明末小说作者的身份多是诸生。由于小说作者阶层的改变（最早的小说“作者”是说书艺人），小说出现儒教化、合理化的心态。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中有生平资料可考的，基本上都是生员，与大木康先生做出的明末白话小说读者和作者都属于生员阶层的推论相符。在冯梦龙、凌濛初等人出仕做官之后，便不见其再有小说作品问世。袁于令也是如此，他在崇祯六年（1633）编撰完成《隋史遗文》时，也还没有出仕。《剑啸阁批评秘本出像隋史演义》（即《隋史遗文》）中有崇祯癸酉（六年）袁于令自序。
从有关记载中可知，董说、周楫、陆云龙、丁耀亢、李渔、陈忱也都是生员，才华满腹而屡试不第。董说出身书香门第，自幼以科考出仕为目标。崇祯十二年（1639），二十岁的董说参加乡试落第。董说、丁耀亢等人的生卒年见《附录一：明清之际通俗小说作家简表》。这次与他一同落第于江南乡试的考生还有复社名流侯方域、冒襄等人。董说认为这次科考失败源于当政者壅塞才路、党同伐异，他说：“贵人车马满天下，落落诸子，有懿不录，无罪被放，竟使明天子甲乙之科，为驱除吾党之策。”第二年董说加入复社，此后创作小说《西游补》。崇祯十七年明亡之后，董说就绝意仕进，不再参加科考，并且要求他的儿子们也都不许参加科考，董家作为吴兴的一个显赫的读书科举世家，就此终结科考之路。
丁耀亢的经历和董说有些相似。他的父亲丁少滨和兄长丁自劝都是进士，并且在仕图中名声颇佳。他的弟弟丁耀心和儿子丁慎行也都是举人。在山东诸城的这个科考世家中，唯独丁耀亢作秀才后便久试不第。万历四十六年（1618），二十岁的丁耀亢进学为诸生，然后就以诸生的身份游走江南，寄身在董其昌的门下。他后来创作小说《续金瓶梅》，或许就与在董其昌处接触到《金瓶梅》有关。董其昌家藏有半部《金瓶梅》抄本，万历二十三年（1595）前后袁宏道曾借读过，袁宏道抄录后又借给谢肇淛。这是最早见于记载的《金瓶梅》抄本的流传情况。第二年，他在苏州与陈古白、赵凡夫等人结山中诗社。这年年末他从江南回到山东。之后，丁耀亢连续参加辛酉（1621）、甲子（1624）、庚午（1630）三年的乡试，都因个性“疏狂”而落榜。
周楫在崇祯年间创作《西湖二集》时，应当也是生员。湖海士在《西湖二集序》中说周楫“士怀材不遇，蹭蹬厄穷，而至愿为优伶，手琵琶以求知于世，且愿生生世世为一目不识丁之人，真令人慷慨悲歌、泣数行下也”。称他为“士”，当具一定功名，或已通过童试而为秀才；又说他“怀材不遇，蹭蹬厄穷”，当为科举不顺，尚未中举。明清两代生员（秀才）和举人的生活境遇相差非常大。《儒林外史》中描写范进做秀才时穷困潦倒，无人理睬，向做屠夫的岳父借赶考的盘缠，还要受半天奚落。而当中举的喜信报到家中时，本县几位举人都来抬举他，有送几百两银子的，有送大宅院的，还有一些穷人自己来投作奴仆。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士人一旦中举，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便迅速提高，不能再说是怀才不遇了。谈迁《北游录·纪邮》顺治十一年（1654）七月壬辰条记：“观西河堰书肆，值杭人周清源，云虞德园先生门人也，尝撰西湖小说。”顺治十一年仍然做人门客，周楫当是潦倒终身了。
陆云龙自幼家境贫寒，为求功名，专心苦读，“遂置米盐不问”。 天启年间曾为塾师，一边课徒，一边自修。崇祯年间因屡试不第弃绝功名，专心著述，兼营书坊，既以书坊为谋生手段，又以著述寄托感慨。从陆云龙诗文集《翠娱阁近言》［刻于崇祯七年甲戌（1634）］中，可略见其生平大概。《翠娱阁诗草小引》中说：“予少小贫甚。”《翠娱阁近言自题》中说：“不佞贫不撤学，贱犹书好。因萤破暗，希明已在儿时；藉往开来，借照更殷壮日。”《答朱懋三书》中说：“弟少颇自负，砺名行，尚气节，期退不歉伦常，进不缺于经济。雕虫小道，了不经心，特以舍是，无可致身，不得不间为从事。”
李渔也是科考不中的生员。崇祯十三年（1640）元旦，李渔在《凤凰台上忆吹箫·元日》一词中，叹息自己科考失利：“封侯事，且休提起，共醉斜曛。”崇祯十五年，三十二岁的李渔再次去应乡试，中途遇到乱兵，又折回家乡，没有考成。他的《清明日扫先慈墓》一诗，在表达对母亲怀念之情的同时，还抒发了自己功名不就的感慨：“三迁有教亲何愧，一命无荣子不才。人泪桃花都是血，纸钱心事共成灰。”甲申事变之后，李渔绝意仕进，不再应举，而靠著述、刻书、到处“打秋风”过活。
陈忱也是不第秀才。邓之诚《骨董三记》中谓陈忱明亡后与顾炎武、归庄等人“相率为惊隐诗社，四方同志咸集”。沈彤《震泽县志》中记载：“盖在顺治庚寅，诸君以故国遗民，绝意仕进，相与遁迹林泉，优游文酒，角巾方袍，时往来于五湖三泖之间。”既称“绝意仕进”，则曾为科考中人无疑。而陈忱后来竟然穷至卖卜，光绪《乌程县志》中说他“身名俱隐，穷饿以终”。
在只知道别号的作家中，目前可知艾衲居士、东鲁落落平生等也都是生员。如前所述，天空啸鹤在《豆棚闲话叙》中说艾衲居士“卖不去一肚诗云子曰”，当是科举不第之意。《玉闺红》白眉老人序中说东鲁落落平生“困于场屋，久不得售”，则其为生员无疑。
第二节明清之际生员和小说的关系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多是生员，这在当时应当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当时生员和小说的关系比较密切。
生员基本上都是参加科举考试预备阶段“童试”之后的合格者，一般都是府、州、县学的学生。生员已经可以在社会上获得有别于一般民众的士人待遇。经济上，生员可以被免除徭役义务等。
明清之际不少小说中，都记载有不良生员见官说项、包揽官司，也记载生员犯轻罪可以免打，只交付学里罚款处理或革除功名，以免有辱斯文等。
政治上，如前所述，明朝万历中后期东林党人崛起以后，江南生员参政意识增强，在政治上的表现比较激进。反抗魏忠贤势力的苏州开读事件（明末张溥《五人墓碑记》所记甚详），其实就是生员领导的。聚集在复社等社团之中的生员，更是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生员自身的经济状况也各不相同。他们有的是官宦之子、商人之子或富家子弟，有的却出身没落的书香门第或一般平民，有家境富裕的，也有家徒四壁的。小说作家大多家境贫寒。
明清之际生员与小说关系密切，书坊是将二者联系起来的纽带。谢国桢先生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之七《复社始末记》中，指出当时书坊应时出版的书籍有三种：“制艺”、“时务”和“小说”。制艺即科举方面的书籍，读者大约只限于科举考生，包括参加童试的童生和经童试合格的生员。明末江南生员增多，据江盈科《长洲学田记》记载，仅苏州府的长洲县学，生员就多达五百人。从顾炎武《生员论》中，也可见当时江南生员人数之多和势力之盛。可以说，生员是当时书坊的重要顾客。
从一般常理上讲，生员到书肆来买科举用书的时候，应当会顺便浏览其他方面的书籍，若有感兴趣的，应当也会一并买下。由此，仅从常理上推论，生员也应当是书坊中除科举用书之外的其他书籍的重要顾客。
一般来讲，读者的需求变了，作者的创作也会相应改变。有什么样的读者层，就会出现什么样的作者层。明朝中后期小说从面向说书艺人的听众，渐渐转向文人阶层，或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阶层的变化。明清之际小说中屡屡出现描写儒林生活（主要是未中举之前的生员生活）的内容，如《鼓掌绝尘》、《醉醒石》、《鸳鸯针》、《石点头》、《西游补》等，也是当时读者的作者都属于生员阶层的一个明证。明中后期以前的说书艺人作品（话本）中，主要描写市井商人的生活。明代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中，也都没有着力描写生员生活。而明清之际的话本小说集《鼓掌绝尘》、《醉醒石》、《鸳鸯针》、《石点头》和章回小说《西游补》中，都出现了描写生员生活的内容。这些小说的作者大多是落第秀才，如董说等。
有史料记载科举考生在攻读制艺书籍之余对“稗官野史”的浓厚兴趣和购买情况。署名“汤显祖”的《艳异编序》云：
吾尝浮沉八股道中，无一生趣。月之夕，花之辰，衔觞赋诗之余，登山临水之际，稗官野史，时一展玩。
能够在不同地点随时展玩“稗官野史”，这些小说应当是属于本人所有，大约他平日买下了不少。兼善堂刊本《警世通言·识语》中说：“兹刻出自平平阁主人手授，非警世劝俗之语，不敢滥入，……或亦士君子所不弃也。”最后一句则隐约点明此时小说的读者有相当一部分是“士君子”。
童生、生员（可以统称为学子）爱好小说的风气，早在明朝正统年间就有记载。正统七年（1442）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就说：
近年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
据李时勉所说，当时的“经生儒士”阅读小说是很下工夫的：“日夜记忆”；其目的也很明确：“以资谈论”。大量阅读小说作品是为了与人交往时增加谈资，可见流风所及，也可见当时“小说”在学子心中的地位未必低下。为了和别人有共同话题，或者为了显示自己博学多识，他们甚至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突击阅读、努力记忆小说作品，以至于荒废了正业——“多舍正学不讲”。
大木康先生在《关于明末白话小说的作者和读者》一文中，除以冯梦龙等人为例证外，还从作品的内容方面，指出明末白话小说的读者和作者都是生员阶层的人。他说：
白话小说的主要作者和读者皆是生员阶层的人，这点也确实在作品的内容和性格中反映出来。例如《三言》便显示了这种两面性，在一些描写妓女恋爱等反映都市伦理观念的作品中，屡见激进反抗的迹象；然而一旦写起处理乡村问题的作品中，就立刻显露出极端保守的态势。这都和作者的生员阶层意识有着深刻的关系。
他认为生员的两面性表现在“处在豪强和民众中间，有时与民众一致反对豪强，有时则又必须抑压民众的放恣”。正是为此，明末白话小说中所体现出（并且被作者和作序者屡屡强调）的教化意识，也是出于作者的本心，而不是粉饰之词。正如大木康先生所说：
《三言》各编所附之序文中明显流露的教化意识也在背后支持作者，基于这一因素，便不能将其仅仅视作向来所谓的韬晦之计，《三言》序文的教化性，可以说是发端于身为生员的冯梦龙对社会所抱持的危机意识。《三言》所收的每一篇作品，其大意也并未与序文所宣传的内容相左。
大木康先生的论述是符合明清之际小说的创作实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