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生计逼迫催发的创作热情
1942年下半年，由于战火，张爱玲就读的香港大学停课，只差半年就可毕业的张爱玲只好辍学回到上海，母亲远在国外，失去了联系，便与姑姑住在一起。港大时期，由于母亲经济上的原因，张爱玲过得很苦，深刻体会到了“钱”的压力。为了赚钱，她参加了《西风》杂志的征稿，拿过两个奖学金，参加港大的征文比赛得过二十英镑的奖金。据张子静回忆，张爱玲从香港回到上海后，打算转入圣约翰大学，完成未竟的学业，至少也可以拿张毕业文凭。但她与几年前去新加坡的母亲断了消息，失去了生活的来源，没有学费。照顾她的姑姑因做投资失败，也做了职业女性，一个人还宽裕，但负担她的学费和生活却很拮据。而张爱玲自1938年逃离父亲的家后，就跟着母亲过，港大三年又中断了与父亲的联系。后经姑姑提醒，张爱玲才知道当初父母协议离婚时议定自己的学费由父亲承担。在弟弟的协助下，张爱玲见到了父亲，解决了学费问题。但生活费一直没有着落，她不愿增加姑姑的负担，又不可能向父亲要生活费，何况父亲的经济状况也大不如前了。在圣约翰大学上了两个月学张爱玲只得又离开学校。
在回答弟弟给她的或教书、或做编辑的职业建议时，她回答说：“我替报馆写稿就好。这阵子我写稿也赚了些稿费”。张爱玲是“入不敷出又相差过远”才离开学校的，她要自谋生路，自食其力。她最初选择了给英文《泰晤士报》和《二十世纪》写稿，“其主要原因就是英文报刊稿酬要比中文报刊高很多”。因此，生活的逼迫和自小练就的写作经验及性情，使她选择了“卖文”来养活自己，开始了自己的职业写作生涯。这也恰恰符合她日后表露的理想：“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苏青、张爱玲对谈录——关于妇女·家庭·婚姻诸问题》）为了养活自己，她不失时机地四面出击，有时还亲自登门送稿，并专挑影响大的杂志发表自己的优秀作品。因此，在1943年下半年的时间里，她就发表了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封锁》、《金锁记》、《琉璃瓦》，后来又继续发表了《年青的时候》、《花凋》、《创世纪》、《连环套》、《红玫瑰与白玫瑰》、《殷宝滟送花楼会》、《等》、《桂花蒸阿小悲秋》等小说。同时，她还写了大量的散文，主要有：《到底是上海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公寓生活记趣》、《更衣记》、《道路以目》、《必也正名乎？》、《烬余录》、《谈女人》、《走！到楼上去》、《有女同车》、《童年无忌》、《论写作》、《造人》、《私语》、《炎樱语录》、《谈跳舞》、《谈音乐》、《自己的文章》、《姑姑语录》等等。
四、何处说
“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大众传媒紧密的关系是现代文学重要的‘现代’特征之一”，“著名作家与杂志在‘互选’中完成各自的形象塑造——作家的创作特色、水平、名气与杂志的风格、水准都在杂志中凸显出来”，张爱玲在20世纪40年代如一颗流星掠过上海文坛，与当时上海以《紫罗兰》、《杂志》、《万象》、《天地》等刊物为代表的现代传媒密切相关。于青就曾指出：“张爱玲的横空出世，虽是实至名归，归功于她自己，但在当时能造成一种轰动效应，与一些杂志的哄抬有关，主要是造成新闻效果”。这些刊物不仅见证了一个天才作家的成长与成熟，也直接参与了这位天才作家的宣传与推广。张爱玲以现代通俗文学惯用的假刊物之力实现了出名、成名的梦想。
1.她善于选择刊物发表初作，出名作的发表起点高
对一个矢志不移要走职业作家道路的人来说，选好自己的作品初发阵地是尤为重要的。张爱玲首先选择的是“卖洋文”，给英文《泰晤士报》和《二十世纪》月刊写影评和散文，主要撰稿对象则是《二十世纪》。她最初选择为英文报刊写稿，除了经济上的考虑，恐怕也有其他原因。一是从选择的文体来说，影评的写作难度相对较小，她对电影非常着迷，一直关注着电影，对电影自然有相当的了解，从这一领域入手容易成功。所以她从香港回到上海后，最初是给《泰晤士报》写影评和剧评，在有了不错的收获后，才毅然选择了“替报馆写稿”职业。故此，在《泰晤士报》上成功的试笔后，她便转向了主要撰稿对象《二十世纪》，除了写影评，还写散文。二是从选择的语言来说，张爱玲此时习惯用英语交流。张爱玲自小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英文基础很好，在校刊《凤藻》上发表过英文习作。逃出父亲的家后，她也曾把自己被父亲软禁的经历写成英文，投到美国人办的《大美晚报》上发表。后来为能到英国上大学，又拼命地苦修过英文，港大三年，更是狠心没有用中文写东西，写作、交流、记笔记都用英语，在港大的征文比赛中还得过奖。所以，她的英语程度相当的好。她姑姑评价她英文“好过中文”，说她“无论是什么英文书，她能拿起来就看，即使是一本物理或化学”。张爱玲从香港回到上海后，一直与姑姑住在一起，姑姑与张爱玲母亲感情很好，曾经一起结伴到英国游学。
张爱玲母亲长期在国外，姑姑便“姑代母职”。张子静回忆说，张爱玲“对姑姑的感情和依赖，也许比对母亲还深”，她自己在《私语》里也说：“我对于我姑姑的家却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张爱玲姑姑先在英商怡和洋行做事，上海沦陷后被裁员，后来在一家电台工作一段时间后，到大光明戏院做翻译工作。当时正在无线电台上报告新闻，诵读社论。因此，张爱玲的职业选择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姑姑的影响。三是从选择的题材和主题来看，《泰晤士报》和《二十世纪》的主要对象是居住在中国的西方人，这些外邦人对于自己身边的国度知之不多，又有强烈了解的愿望。张爱玲“卖洋文，谈中国人”自然是拿捏了后的选择，既符合这些报刊的需要，也可以验证自己对中国人阐释的程度，为以后的发展做铺垫。此外，也是为了训练写作技巧。张爱玲回到上海后，有一次与弟弟谈到写作时说：“要提高英文和中文的写作能力，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一篇习作由中文译成英文，再由英文译成中文。这样反复多次。尽量避免重复的词语。如果能常做这种练习，一定能使你的中文、英文都有很大的进步。”张爱玲后来也果真把在《二十世纪》上发表的多篇英文译成了中文，再度发表。它们是：Wife，Vamp，Child，中文本为《借银灯》，发表于《太平》；Still Alive，中文本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发表于《古今》；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中文本为《更衣记》，发表于《古今》；Demons and Fairies，中文本为《中国人的宗教》，发表于《天地》。
张爱玲职业道路的第一步获得了成功，文章受到了编者和读者的交口称赞。《二十世纪》主编称她为“是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每每在编者按中郑重推介，还用张爱玲像做杂志封面。出道时的一帆风顺，给了张爱玲极大的鼓舞。她开始向更高的目标进发。英文报刊《泰晤士报》和《二十世纪》的读者对象毕竟有限，局限了张爱玲的知名度；这些刊物的宗旨也禁锢了诗歌、小说作品的发表。而且这些报刊也不是圈内的文学刊物，张爱玲靠用英文写作在这些报刊上出名几乎是不可能的。“文章是写给大家看的，单靠一两个知音，你看我的，我看你的，究竟不行”（《论写作》）。“所以就在‘卖’洋文行情很不错的时候。她挟着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去叩上海文坛的门了”。为确保阵地的成功转移，张爱玲的第一块中文阵地选择了《紫罗兰》，并且采取了直接拜访主编“哀情巨子”周瘦鹃的做法来推销自己。张爱玲选择《紫罗兰》作为自己出名作的阵地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一是“人事上的因素”。《紫罗兰》主编周瘦鹃的好友园艺家黄岳渊是张爱玲母亲一系的亲戚，与张爱玲姑姑也相识。
所以，张爱玲这次是拿了这位“黄园主人岳渊老人”的介绍信去见周瘦鹃，不怕会吃闭门羹。二是《紫罗兰》乃著名的鸳鸯蝴蝶派杂志，杂志于1925年12月16日在上海创刊，红遍上海滩。尽管在新文学运动中被新文学阵营批得体无完肤，但刊物的市场效应并没有因批判而中断。由这样一份老牌期刊来推介一位新人比自己变着花样去宣传自己有着更好的效果，张爱玲是要借影响大的刊物来推出自己。“能在他那份资深期刊上发表作品，已向上海文坛作出一则不言而喻的广告。因此说，张爱玲的走红与《紫罗兰》以及编辑家周瘦鹃的倍加推崇，有着直接而重要的作用”。后来《万象》的主编柯灵，也是从《紫罗兰》上看到张爱玲的小说才触发请她写稿的想法。三是尽管《紫罗兰》是通俗文学的重镇，但在1930年6月就已经停刊，13年后的1943年4月，原来的编辑周瘦鹃复刊于上海，1945年3月又停刊。复刊后的《紫罗兰》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正需要合适的撰稿者，“《紫罗兰》从1920年代开始，就已经成为上海人心中的一抹记忆。张爱玲的小说若能走红，于刊物的发展，也是一种积极的推动”。周瘦鹃是通俗小说界的泰斗，编过《礼拜六》，主持过《申报》副刊《自由谈》，无论是从推出新人，还是繁荣期刊，他都会认真对待投稿者。因此，《紫罗兰》在复刊后的第1、2期便相继以头条刊出了《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周瘦鹃也在编者按中以一千三百多字的篇幅叙述了张爱玲见他的经过及自己的读后感，极力进行推介。张爱玲“卖”的中文也一跑打响，上海文坛向她趟开了大门。
2.她同时在数家杂志上发表作品，组合使用刊物，读者覆盖面更广
自《紫罗兰》燃起的“第一炉香”后，张爱玲的作品一时“洛阳纸贵”，索稿的刊物接踵而来，张爱玲有些忙不过来了。在《存稿》中她毫不隐瞒地说：“我写文章很慢很吃力，所以有时候编辑先生向我要稿子，我拿不出来，他就说：‘你有存稿，拿一篇出来好了。’久而久之，我自己也疑心我的确有许多存稿囤在那里，终于下决心去搜罗一下。果然，有是有的。我现在每篇摘录一些，另作简短的介绍。有谁愿意刊载的话，尽可以指名索取”。《私语》开头便为自己辨别：“这篇文章因为是被编辑先生催逼着，仓促中写就的，所以有些急不择言了”。30年后，她拿到台湾《幼狮文艺》寄来的《连环套》清样，“尽管自以为坏，也没想到这样恶劣，通篇胡扯，不禁骇笑。……当时也是因为编辑拉稿”（《〈张看〉自序》）。《紫罗兰》的完美攻克，极大地鼓舞了张爱玲，她开始对上海文坛进行狂轰滥炸。1943年8月，张爱玲的小说《心经》在《万象》杂志刊出。几乎与《心经》发表同时，张爱玲的《茉莉香片》也在《杂志》上登了出来，此后又在《杂志》刊出了《倾城之恋》、《金锁记》。
11月的《天地》上也发表了她的小说《封锁》，从11月开始，张爱玲的另一样拿手好戏——散文也开始登台亮相，《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接连在名噪一时的散文半月刊《古今》上刊登出来。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张爱玲共创作发表了1个长篇，6个中篇，8个短篇和40篇散文，总计50余万字。张爱玲以平均每月一篇小说和一至二篇散文的速度，迅速占领了上海滩几乎所有最出名、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文坛登龙，杂志为径，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坛金字塔正是著名杂志堆叠起来的。准此而论，张爱玲可说已是一步登天”。从1943年下半年到1945年抗战结束，沪上文坛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期刊每期都有张爱玲的作品，一些小报，如《海报》、《力报》、《小报》、《光化日报》上也刊有张爱玲的作品。据不完全统计，在1952年离开大陆前，张爱玲一共在26家报刊、出版机构发表、出版过作品，其中，1943年到1945年发表作品的报刊、出版机构就占了16家，它们是：《二十世纪》、《太平》、《紫罗兰》、《万象》、中国科学出版公司、《杂志》、《古今》、《天地》、《小天地》、《苦竹》、《新东方》、《语林》、《海报》、《力报》、《小报》、《光化日报》。张爱玲去国前的全部作品中，有接近80％的作品刊于这一时期的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