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也常常用“怪”题目来吸引人们的眼球。“《十八春》这题目有点怪，只有两个小说家想得出，一个是徐訏，一个是张爱玲，因为他和她的小说常有奇题，如徐之《鬼恋》，张之《第一炉香》等”。她作品的许多题目，套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资源。
在它们中间，有的套用的是同题戏名，如《金锁记》这个小说题目用的是同题戏名《金锁记》，即《六月雪》，是京剧旦角程砚秋编演的代表，乃明人叶宪祖（一说袁于令）根据关汉卿杂剧《窦娥冤》所作的传奇剧本；《连环套》这个题目用的是同题戏名，又名《坐寨盗马》，是京剧武生杨小楼编演的代表作。故事源自清代小说《施公案》描写绿林豪杰窦尔墩与黄三太比武，被黄暗算，一怒出走，到连环套落草做寨主，他为报此仇盗了梁九公的御马，留名“黄三太”栽赃，谁知报仇不成，反倒一再被骗，直到最后，被骗得交出御马，随仇人之子黄天霸去投案；《鸿鸾禧》这个小说题目用的还是同题戏名，亦名《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豆汁记》，是京剧旦角荀慧生的名剧，取材于明冯梦龙《古今小说》第二十七卷《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讲述穷秀才莫稽被丐头金松的女儿金玉奴搭救，科举得中后，见利忘义，谋害出身微贱的妻子金玉奴未遂，结果痛遭棒打的故事；《殷宝滟送花楼会》，《送花楼会》是老戏《双珠凤》中的一折，《双珠凤》是越剧小生陆锦花的代表作，也是评弹中的传统曲目。讲述明代洛阳才子文必正至南阳，闲游时，遇霍天荣之女定金，拾得她遗落的珍珠凤一支，因爱定金美貌，改名卖身霍府为童，借送花之机上闺楼，经婢女秋华撮合，与定金私订婚约，此后戏情突变，跌宕曲折，直到文必正应试，得中状元，才与定金等完婚。有的套用的是民俗，如《琉璃瓦》套用的是从前把生男孩叫“弄璋之喜”，生女孩叫“弄瓦之喜”实为重男轻女的说法；《桂花蒸阿小悲秋》是亚热带季风气候的一种特征，指一种闷到发粘的天气。有的套用的是典籍，如《心经》题目和佛经《心经》同名。
有的则是双重表意，如《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木是医学上的名贵药材，又是贵族用品，被当作调养和避邪的圣品及古董收藏，是财富的象征，拥有沉香是福分圆满的象征；另外故事发生在香港，这个题目又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色，戒》中间用的逗号，因为“色”与“戒”是两件事。
“使人注意到你的广告，就等于你的产品推销出去了一半”，这是广告界流行的说法。广告设计善于充分应用注意的心理功效，张爱玲的创作也善于吸引和维持消费者的持久注意。当文章标题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后，她会在紧接其后的段落中进一步强化读者的注意。她职业生涯的第一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除标题具有广告的作用外，开头一段更是抢人眼球：“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这样别致的开头，总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不是在读她的作品，而是在古老的临河大墙门前，在月光里，听爷爷奶奶讲从前的故事，讲的人是眷恋的，哀伤的，听的人则是萧瑟的，恍惚的，耳边总是回荡起‘Long Long Ago’的口琴如泣如诉的插曲……”。因此，当1943年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默默无闻而又抱着卖文为生的信念踏入文坛的张爱玲把自己的文稿送给《紫罗兰》主编周瘦鹃时，这位当时文坛的“泰斗”级人物，“就这么一看，我已觉得它很别致，很有意味了……当夜我就在灯下读起她的《沉香屑》来，一壁读，一壁击节”。《封锁》的标题“可以看作是一个隐喻，一种被压抑的欲望得以暂时释放和迸发的时空隐喻”，接下来的开头则写道：“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
“开电车的人开电车”，看似啰唆而笨拙的句子，道出的却是最庸常最根本的生活；“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用具体实物形容太阳底下的电车轨道，这里的譬喻已经被发展成了充满暗示的丰富意象；“然而他不发疯”，是不是潜意识中过惯了庸常生活的人们总会希望有一次小小的意外？难怪胡成兰在谈到自己第一次读到张爱玲这篇作品的感受时会说：“我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把它读了一遍又一遍”。《金锁记》的开头是这样的：“30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30年前的月亮。
年轻的人想着30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30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30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用回忆的调子来讲叙故事，这一段对流逝岁月的咀嚼回味，营造了一种凄清苍凉的气氛，为全文的忆述确定了基调，有效地引导读者进入她小说的氛围中。《倾城之恋》的题目套用的是“倾城倾国”这个家喻户晓的成语故事，负荷了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开头则是：“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10点钟是人家的11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老钟”象征了白公馆日常生活所具有的特点，表面上是说白公馆的钟表走时不准，实指白公馆落后于历史的脚步，跟不上时代；“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是这个正在没落的旧家庭的写照；“苍凉”是张爱玲所倾心和常用的一个字眼，“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一个多么耐人寻味的故事表述，传达着无奈和惆怅，它也正是张爱玲全部创作的题旨所在。这样奇崛的开头自然会格外吸引读者。《茉莉香片》的开头则是中国古典小说地道的开场白：“我给您沏的这一壶茉莉香片，也许是太苦了一点，我将要说给您听的一段香港传奇，恐怕也是一样的苦”。作者所写的明明是一个悲剧故事，率先想到的却是品茶，故意以一种悠闲的姿态为读者讲叙发生在香港悲哀的故事。但这样的开头已经超越了旧小说的开场白常常囿于交待故事所发生的时代背景、地理环境、社会生活等内容，本身就成为了一种象征，预示了故事里的人物的宿命般的命运和如茶一般“苦”的结局。既导入了故事，又隐含着作者对于人生的见解和态度。
三、何时说
张爱玲成名于上海，她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张爱玲的成功出名，不仅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也是在一种特殊的文学情势下。正如夏志清所论定的，张爱玲是“洋场社会的仕女画家”，她像一朵罂粟花，在20世纪40年代这个特殊的大气候与上海这个特殊的土壤中迅速怒放，开的美丽恣肆而苍凉。
1.沦陷区特殊的政治环境需要文学粉饰太平
张爱玲主要的创作都是在1943年下半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完成。这段期间的上海是完完全全在日本人统治之下，有别于珍珠港事变前的“孤岛时期”，有人因抗争进了班房，有人附逆当了汉奸，更多的人则选择了沉默不语，韬光养晦，谋求自保。此时上海的文化界极其复杂，参与捧红张爱玲的柯灵曾经说过：“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国家不幸诗家幸”，确实，犹如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所言，是香港的沦陷才给了白流苏机会，为了成全她的爱情，一座城市沦陷了。或许也正是为了成全一个张爱玲，上海这座城市沦陷了。“日寇和汪伪为了新政权的稳固和加强，也需要好的文艺作品面世，获得民心。
即便达不到粉饰太平的作用，总比文坛萧条冷落好得多”。因此，仍在公开发行出版的杂志报纸，经费和人员常常都有各种各样的政治背景。不少人对她发表作品不考虑刊物背景的做法表示担忧，有经验的前辈试图劝说她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不要急于成名，尤其不要被政治势力所利用。柯灵曾经受郑振铎之托，劝她把文章保存到河清海晏时再印行，她拒绝了。如果她不拒绝，真的保存下来，会是哪样一幅情景？还是柯灵说的好：“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流苏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1943—1945年）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张爱玲是属于那样一个时代的，张爱玲日后长期不见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柯灵也觉得“毫不足怪”。因此，张爱玲的“横空出世”“是沦陷区日本侵略者对文化的统治态度使张爱玲有了自我言说的机会；使得她可以摆脱国家、大众、革命等主流意识形态，脱离男性话语对女性的规定与要求，而单纯以女性的视角与观点出发，充分发挥女性写作的特质”。
2.沦陷区主流文学的消退形成的阅读空隙
日军进驻公共租界后，对文艺界也采取了扫荡政策，大规模地禁止和焚烧进步书籍，停刊、封闭于敌伪不利的刊物和出版机构，对爱国作家进行监禁以至屠杀，陆蠡被害、柯灵被捕、许广平被严刑拷打……以致许多新文学作家或内迁、或隐居，很快消失于上海文坛。不仅斗争文学失掉了正面进攻的阵地，纯文学的创作也接近空白。由于日寇统治下的上海不可能产生革命文学或抗战文学，少数留下的文人大都只能写些风花雪月或与战争无关的东西，因此，张爱玲出道前夕的1942年的上海文坛，“已经看不到巴金、矛盾、老舍等名家的作品了。甚至一直在报上连载的张恨水小说，也失去了踪影。他们不是自我封笔，就是被敌伪封杀”。像赵景深、郑振铎等滞留文坛前辈就置笔不作。郑振铎隐姓埋名时，还典衣节食，尽力于抢购祖国典籍。张爱玲在为《传奇》写《再版的话》中表达过自己的感受：“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在张爱玲看来，这是一个“乱世”。此时，“上海文坛是消沉委靡的，带有浓重的商业化倾向，二三十年代为左派文人诟病的小品文重新浮出台面，充满感伤与自怜”。
不可否认，时代重压下的政治气候为与无关政治的通俗文学的生存发展提供了空间。在巨大的历史变迁之中，正常的世界秩序被崩颓，世人的灵魂无所归依，人们所拥有的只是一点个人的感受、生活上的小小趣味与欲望、一些属于个人的回忆。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中，人们只能逃遁于色情、恐怖侦探、轶事等作品中以消遣时日，因此在当时的上海出现了空前的通俗文学热。这种情势深深地影响着张爱玲的创作：“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瞭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自己的文章》）。而张爱玲对政治和时事的刻意规避使她有机会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行将消失之前，“她喋喋不休地谈性论食，开拓了文学领域里的私人空间，同时也迎合了专制体制下的市民有意回避政治的心理需要”。张爱玲自己也坦率地承认：“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中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自己的文章》）因此，《倾城之恋》中香港这座城市沦陷的宏大事件不过烘托了男女主角对“现实安稳”的渴望；《封锁》中日寇在中华大地的肆意妄为不过给孤独的男女提供了邂逅相遇的舞台。她“绕开了战争的阴影和沉重，又回归到作者拿手的‘男女间小事情’的主题上来”。
唯其如此，我们才有理由相信，张爱玲坚持着一种不谈国事、疏离政治的个人化写作立场，“为整整一个滋养了她创作的都市文化时代画上了句号：这个时代始于20年代后期，在30年代早期登峰造极，然而就开始走下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