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这些报刊的广为宣传，张爱玲一夜成名，上海滩上人人皆知张爱玲。
到1943年底，张爱玲已经是上海最红的女作家了。“霎时间，整个上海文坛似乎都被张爱玲霸占了”。对各路杂志的追捧，余斌评价说：“在沦陷时期的上海这个特定的时空里，文坛的方方面面，代表不同政治倾向、不同文学趣味的各个文学圈子似乎都顺理成章地接纳了这位新人，而且均不吝于褒奖。我们大致可以说，《紫罗兰》代表了鸳鸯蝴蝶派的趣味，《古今》承袭了周作人、林语堂的‘闲适’格调，而《万象》坚持着新文学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的传统，对‘新文艺腔’大张挞伐的《杂志》则想走纯文艺的路线，而它们竟一致对张爱玲表示嘉许。在新文学史上，这种的情形即使不是仅见，也是极为少见的”。张爱玲正是借助着这样“大众化”的传播媒介，实现了自己文章的“大众化”阅读。
3.她重点在有名的杂志上发表作品，善于借助名刊的佳作效应
“如果说，《二十世纪》是张爱玲走上职业写作的第一步，《紫罗兰》则是她成名的第一步；周瘦鹃为张爱玲这个天才的小说家，起到了烘云托月的作用。没有《二十世纪》、《紫罗兰》，没有周瘦鹃和梅涅特那样的慧眼、胸怀和精湛的审美视野，张爱玲也许会出名，但不会那么快”。然而，张爱玲只不过是在《二十世纪》和《紫罗兰》上“惊鸿一现”，尽管给她提供最初阵地的《二十世纪》直到1845年欧战结束才停刊，《紫罗兰》也支撑到1945年3月才停办，可是张爱玲再也没有给提携过自己的这些刊物写稿。是张爱玲薄情寡义吗？《紫罗兰》刊出张爱玲的作品后，张爱玲心存感激，一周后又去拜访周瘦鹃，并邀请周瘦鹃夫妇到自己与姑姑合住的公寓喝下午茶。周瘦鹃对张爱玲精致细致的招待非常满意。那么，原因何在？对此，余斌做出了这样的推理：“或许她觉得同后来与她联系密切的几家杂志相比，《紫罗兰》的档次低了些，在纯文艺圈中不被人看重（《紫罗兰》后来的确也不甚景气，原为月刊，后来落到不定期出版）。或许她发现另几家刊物更与她气味相投，更愿意，也更有能力把她推向文坛的顶峰”。这一判断不无道理。1944年，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和同学想办一份自己的刊物，刊物取名《飙》，已约到唐弢、麦耶（董乐山）、施济美等人的稿子。一同学说：“你姊姊是现在上海最红的作家，随便她写一篇哪怕只是几百字的短文，可为刊物增色不少。”
于是张子静找姐姐张爱玲约稿，没想到她当面一口回绝：“你们办的这种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给你们写稿，败坏自己的名誉”。不给“不出名的刊物”写稿，是张爱玲成名后的写稿态度，余斌也概括过张爱玲对刊物杂志取舍的标准：“档次高，实力强之外，还要加上志趣相投，肯于让她在上面唱大轴戏”。自《紫罗兰》推出她的“第一炉香”后，她还来不及烧“第二炉香”，文艺圈内已有不少知名人士注意到了这位后起之秀，许多知名杂志也已经预备向她约稿了。《二十世纪》是德国人办的英文月刊，不仅发行数量有限，敌对国的背景难免不会影响市民大众对她的接受。《紫罗兰》已经雄风不再，复刊后一直在走下坡路，已与张爱玲节节上升的名气不符。何况，此时约稿的多了，她又急于四处出击，扩大知名度，自然没有稿子给《二十世纪》和《紫罗兰》。张爱玲舍弃它们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事实上，张爱玲在攻城略地、天女散花般地扫过上海文坛众多刊物后，她把发表阵地放在了几家重点刊物上。点面结合，她打的是杂志组合拳。“张爱玲的作品主要发表在三类杂志上，《紫罗兰》、《万象》是鸳鸯蝴蝶派杂志，《杂志》的政治背景十分复杂，《苦竹》则是她的丈夫、汪伪政府的宣传次长胡兰成所办，同样背景的还有汪伪政府交通部次长朱朴办的《古今》”。这些重点刊物既有她丈夫胡兰成办的《苦竹》，也包括“被‘补白大王’郑逸梅称作当时上海滩三个最有代表性的刊物——《万象》、《古今》、《杂志》，最适宜张爱玲气味的还要算《杂志》。《万象》太多‘万花筒’般比较闹的新潮的文字，《古今》又太多‘古墓’般沉寂的旧的文字，惟《杂志》将动与静、新和旧调合至中间道路，使《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茉莉香片》一类‘陈旧而模糊’的文字顺畅地开过去”。
《杂志》是日本人扶持的一份文学刊物。尽管其主持人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但表面上仍然是亲日的刊物。张爱玲在《杂志》上发表的作品不仅质量最好，数量也最多，小说有《茉莉香片》、《倾城之恋》、《金锁记》、《年青的时候》、《花凋》、《红玫瑰与白玫瑰》、《殷宝滟送花楼会》、《等》、《留情》、《创世纪》，散文有《到底是上海人》、《必也正名乎》、《走！走到楼上去》、《有女同车》、《爱》、《论写作》、《说胡萝卜》、《诗与胡说》、《写什么》、《忘不了的画》、《吉利》、《姑姑语录》。成名作《倾城之恋》和代表作《金锁记》都刊于此，1944年9月，《杂志》社还出版了张爱玲的第一部小说集《传奇》。在与张爱玲结缘的两年时间里，《杂志》不遗余力地推捧张爱玲，不仅发表张爱玲的文章、出版张爱玲的小说集，还组织多种形式的座谈会、纳凉会宣传、推广张爱玲，扩大张爱玲的影响，为张爱玲的迅速走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张爱玲应《杂志》之捧，创造了自己和《杂志》最走红的岁月”。
张爱玲对政治隔膜，她钟情于《杂志》，倒不是因为《杂志》的政治背景，而是它办刊宗旨及实际走向是纯文艺性质的，尽管张爱玲不喜欢“新文艺腔”，但她对“五四”新文学并不一味排斥，她不仅自己翻看新文学作品，也介绍给弟弟看，“姊姊常介绍书给我看，也常和我谈论文学。记得她常常谈起的一些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鲁迅的《阿Q正传》、矛盾的《子夜》、老舍的《二马》《牛天赐传》《骆驼祥子》、巴金的《家》、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及冰心的短篇小说和童话”。因此，她要让自己的小说真正走红，仅仅依赖通俗杂志是不够的。“在沦陷时期的上海，《杂志》也许是首屈一指的文学杂志”。只有这样有分量的杂志，才能为张爱玲带来名气，实现她“出名要趁早”的少女时代的梦想。因此，张爱玲“她依然把最好、最多的文章交给《杂志》，其目的当然不是投敌叛国，她对政治没有兴趣，只想做个自食其力的人，卖文为生，图的是‘出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