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的传媒理念和制度设计具有“宏大文化规划”的传统，具有典型的强制度性制度变迁的特点，媒介制度安排是作为整个制度设计中的一个部分出现。正如林培瑞（Perry Link）指出的：“它们是一个宏大试验的一个部分。这个实验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人类有意识的设计可以塑造新的、更好的社会生活模式。”伴随着计划经济，有计划地重新塑造人性的规划为造就一个庞大的文化等级体制播下了种子。在这个文化规划体制中，经济和商业利益完全服从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考量。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造，中国实现了媒介经营模式、媒介管理模式的统一，“无产阶级党营媒介体制”成为唯一合法的媒介制度。这次“突变”以1949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发布的一系列对旧有媒介的“接收管理办法”为标志，主要如《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1948.11）、《对新解放城市的原广播电台及其人员的政策的决定》（1948.11.20）、《关于处理新解放城市报刊、通讯社中的几个具体问题的指示》（1948.11.26）、《对处理帝国主义通讯社电讯办法的规定》（1949.1.18）、《对北平市报纸、杂志、通讯社登记暂行办法的批示》（1949.2.18）、《关于对私营广播电台的处理办法给天津市委的指示》（1949.2.28.）、《关于未登记报纸施行新闻管制给华中局、华东局、西北局的指示》（1949.6.3）、《关于对旧广播人员政策的补充指示》、《全国报纸杂志登记暂行办法草案》（1950）等等，这些文件及其后一系列文件的颁布，使民国时期的不同政治取向、不同类型、不同创办主体的各类媒介都纳入到统一的管理体系中来，最终形成了效仿前苏联的“无产阶级党营媒介模式”一元体制。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媒介制度变迁是典型的“渐变型”。这次媒介制度变迁以财政部同意《人民日报》等八家首都报社要求试行企业化管理的报告为标志，从此拉开了中国媒介“一元体制，二元运作”的制度创新过程，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媒介制度模式。这次媒介制度变迁的渐进性表现在它不是同时改变一整套具有耦合关系的媒介制度簇（媒介管理制度、媒介采编制度和媒介经营制度），而是在保留既有媒介体制的情况下，改革媒介的经营制度，以此启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媒介改革。从改革的制度层面看，首先改革的是媒介的广告与发行领域，然后延伸至采编领域（扩版、创办子报子刊等），从制度创新来看，媒介经营制度的创新最为突出（如经营广告、自办发行、多元经营、公司化改革、媒介资本运作等制度创新）；其次是采编制度；最后是宏观管理制度。整个制度变迁遵循的先增量、后存量，先边缘，后中心，先沿海地区，后内陆地区的顺序，表现出鲜明的渐进性。从时间长度来看，第一个过程大概持续了100年，第二个过程大概持续了30年，第三个过程持续了40年左右；而第四个过程至今刚好30年，仍然处于演化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从制度演化规律来看，媒介制度的突变与渐变没有绝对的界限，任何“突变”的过程都是以无数的渐变过程为基础的，任何“渐变”的过程也充满了一个个突变。制度变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被历史制度主义者卡斯诺（Krasner，Stephen）所称的“断续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的过程。根据媒介制度变迁中“关键节点”的位置，结合制度的均衡分析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变迁的时序分析法，我们还可以构建出每一时段内中国媒介制度演化的过程。
可以看出，从近代、现代、当代与1978年以来的中国媒介制度变迁每一时段，都经历了“制度衰竭阶段”、“制度创新阶段”和“制度均衡阶段”三个连续的过程，这三个过程即媒介制度变迁的启动阶段、推动阶段和完成阶段，这个过程是首尾相续的。一个时间单元内的已形成的制度均衡是下一个单元制度变迁的逻辑起点。由于媒介制度环境的变化或者媒介制度变迁主体的行为变化，暂时形成的媒介制度的均衡格局会被打破，引起新一轮的演化。中国媒介百年制度变迁的过程，也就是这样一个首尾相续的“启动—推动—完成（均衡）”和“再启动—再推动—再完成（再均衡）”的单元连接起来的，这也即历史制度主义学者卡斯诺的“断续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理论所表明的原理。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这种“断点均衡”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与制度更替，这些变迁的累积构成了中国媒介发展的全部历史。在这个持续的“均衡—非均衡—均衡”的形成过程中，有些制度均衡保持的时间特别长，或者在长时段的媒介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显得特别关键，规制了后面的制度变迁的路径、方向、速度，我们就称这样的制度均衡点为“关键节点”，1815、1911、1949与1978显然就是这样的关键节点，这是我们划分媒介制度变迁的标准所在。所谓次要关键节点，则指两个关键节点之间的“重要时刻”或“重要事件”，如1815～1911年的近代媒介制度变迁的中，1840年、1874年、1895年等都是次要关键节点。这一时间所发生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一阶段的制度变迁，实际上无论哪个时间节点我们都无法忽视，因为媒介的制度变迁是一个延续的过程，也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是各种“合力”综合作用的过程。
第二节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演化路径
一、近代西方媒介制度的“植入”与演化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媒介产生与演变是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发生的，一开始就是西方“植入”的结果，传教、贸易与战争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也给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一）“邸报模式”的式微
清代以前，中国的媒介制度是一种典型的“集权主义媒介制度”，主要代表媒介是邸报，自汉、唐、宋、元、明直到清代，邸报的性质和内容及管理模式没有多大变动。通过一系列严苛的法律与制度安排控制言论，保证政府对信息的垄断权，是邸报管理模式的根本特点。这些制度安排既表现在对信息来源的控制上，也表现在邸报的编排与传抄等采编与发行环节上，即便对阅读者，都有严格的规定。
邸报的宏观管理制度与微观运作制度明显与近代的报纸存在较大差异。以清代为例，清朝对新闻传播活动的限制极其严厉。在媒介管理制度上，即便是对提塘报人和民间抄报人所发行的报纸也严加限制：第一，禁止传报未经批准的章奏；第二，禁止擅自探听写录；第三，禁止不实报道。如1726年（雍正四年）5月报房小抄因错报雍正游园活动一事被查处，何遇恩、邵南山这两名报房的负责人被残酷处死；第四，禁止伪造题奏和御批。发生在1750年（乾隆十五年）的“传抄伪稿案”，涉嫌参与伪稿传播的卢鲁生、刘时代等人被满门抄斩。从邸报的内容上来说，所载皆为朝廷圣谕，宫廷大事，如京报：“首宫门抄，次上谕，又次奏折，皆每日内阁所发抄者也……《京报》以活体木字排印，常漶漫不可读；各报房所出，其内容亦不尽同。”版面上除了宫门钞、谕旨、题奏外，没有自己采写的新闻，更不可能有自己撰写的评论。新闻面窄、量少、时效性差。以至于19世纪70年代、80年代曾任英国驻天津、上海领事的著名汉学家庄延龄（巴克尔）甚至说：“世上没有一个都市，比北京更难获得其国中的消息。”官报的发行也很糟糕：“《京报》内容简略，寄递迟延，且价贵不易得。”显然，这种“官报”不可能真正发挥媒介“传播信息”的功能，从制度分析的角度看，它是一种无效率的制度形式，只要有新的更具效率的媒介制度形式出现，这种“官报”就会在效率竞争中败下阵来。事实也是如此，西人东来，带来了另外一种媒介形式及媒介管理制度，迅速使中国传统的“官报”模式难以为继。
1815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创办，是西方人引入“新式报纸”的一个开端。尽管这一时期的报纸还非常原始，但之后却逐步演化出了政论报刊和商业报刊，并从沿海传播到内地，在传统的官报模式之外，树立起一种新的媒介样式。大约在1840年前后，中国华南沿海一带城市就开始出现了这种西来的“新式报纸”，19世纪60年代逐渐扩展到华东、华中、华北地区。这些被称为“新报”的近代化报纸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化报纸为模式创办起来的。它们的信息量大，新闻的时效性强，兼有新闻、评论、广告和文学作品等多方面的内容，有较强的可读性，因而一出现就成为旧式京报的劲敌。在强大的富有生机的竞争对手面前，京报相形见绌。在重大军事政治事件发生的时期，这种对比上的反差就更明显。如中法战争前后，开始是“都中人因邸抄中并无安南各事，故争购观华字新闻纸，以知消息。”最后发展到“法事肇兴，京报局中大为亏累……断烂朝报竟至问鼎无人。”报房京报与新式报纸的竞争是一种制度竞争，由于后一种媒介制度形式更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更具制度效率，故它能在竞争中打败对手。在强烈的竞争面前，最先被吸引走的是东南沿海城市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市民读者，后来连一些封建官绅和士大夫知识分子也开始动摇，由只看邸报转为兼看其他新报。曾任翰林院编修、甘肃学政的叶昌炽在其《缘督庐日记》中清楚地记载了他从读旧报转为读新报的过程。当然，旧式京报唯一的优势就是它的“权威性”，官场的信息比较丰富，对于热衷于仕途的封建官绅而言还是十分需要的，故而并未灭绝。“从同治初期到清王朝覆灭是京报与新报并存的时期。在此期间，北京和地方的报房照常营业，一些地方上的新报如上海的《申报》还把半个月前的北京京报翻印成单张附页，随报免费赠送，以满足部分官绅的需求。至《政治官报》、《内阁官报》、《北洋官报》等新式官报创办后，报房京报再次受到冲击。武昌起义后，随着清王朝的被推翻，和封建王朝紧密联系并为之服务的旧式报房京报也走完了它的最后一段历程。”显然，古代官报的覆灭和19世纪以来的西方报业的植入有关。
1815年8月5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创刊。尽管《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只是一宗教性的刊物，但它的问世无疑给闭关自守的中国提供了以邸报以外的另一种报刊形态。这种新型刊物完全不同于只抄发官方文书的邸报和京报，它有自由撰稿和选稿的权利，编辑工作有极大的自主性和能动性。随着西方媒介制度在中国的影响力增大，传统的中国媒介制度安排也不得不发生变化。《大清律》中的规定已无法实施。1903年的“苏报案”由于外部势力的介入，清廷的媒介制度（《大清律》中的判罚）已失去了效力，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制度安排必然出现。我们可以从清代新闻法规及其实施情况的变化看出外来制度模式的植入是如何推动了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与演化的。
从《大清律例》的“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的规定到《钦定宪法大纲》中“在法律范围内，臣民所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等事，准其自由”的规定，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120多次文字狱到清末新闻界联合抵制《大清报律》中规定的送审制度，清朝政府的媒介管制制度及其制度的实施情况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和西方势力的影响联系起来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实际上，这一时期的媒介制度是与政治制度的变迁同步，都是应对西方另外一种“制度形式”挑战的结果，西方的媒介制度形式显然优于中国传统的“官报”模式，在制度效率的竞争与压力下，邸报模式的终结自然不足为奇。
（二）西方媒介的演化及其移植
从世界新闻传播史的演化角度来看，西方大众媒介的出现是商业竞争、技术革命、文艺复兴以及宗教改革等历史进程下的产物。15世纪中叶，德国人古登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是西方媒介制度变迁的重要节点，对西方媒介制度的演变起着重要作用（它的出现本身也是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下的产物）。《不列颠百科全书》写道：“印刷术被称为德国对文明的伟大贡献；在它发明初期曾以德国技艺（the German Art）而著称。它在由美因兹的一位金匠约翰。古登堡于1440～1450年之间发明后，便伴随着传教热情以及精明的商业意识传播开来，其间主要是由德国人并且主要是沿着德国商人的贸易路线传播。”这里明确阐明了印刷术的两种传播机制：一是受传教热情的驱动，二是受商业利益的驱动，这两个驱动力也是日后新闻媒介出现的动因。
随着印刷术的发明与普及，新闻媒介的原始形态也开始孕育其中。
15世纪下半叶已有印刷的新闻传单流行，如1482年奥格斯堡发行的《土耳其侵犯欧洲新闻》等。16世纪后，又出现了印刷的小册子（pam-phlet）和新闻书（news-book），渐趋于定期发行。此外，在这一时期还能见到以月刊、半年及年鉴形式出现的印刷品。比如有名的《法比信史》（Mercurius Gello-Belgicus）就是每年才出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