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闻事业的卓然亮相的第一个标志，是17世纪初定期报刊的兴起。定期出版是衡量现代报业与古代报业的一个分水岭。而定期报刊得以出现的现实条件之一是现代邮政系统于17世纪初在欧洲大陆的建立。由于最初的邮件每隔一周送达，所以最初的定期报刊多为周刊。从17世纪中叶开始，邮件逐渐改为每天递送，于是日报得以问世。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定期报刊兴起于欧洲西北部的尼德兰与德国，继而由此扩散开来。《不列颠百科全书》写道：“被当作第一批真正的报纸（the first true news papers）而看待的出版物，出现于1605～1610年。它把博杂的报道内容同有规律地定期出版这两者结合起来。
其中最早的一份或许是荷兰的《新闻报》（Nieuwe）。该报由亚伯拉罕。费尔赫芬（Abraham Verhoeven）于1605年在安特卫普出版，尽管目前所见的最早一份《新闻报》的时间是1621年。”现代报业发端于荷兰有其历史的逻辑。荷兰于17世纪摆脱西班牙的统治，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国力日益强盛，经济日益发达，不久便建立了一支全球最庞大的商船队，开始了其海上的贸易扩张。而正是商业与贸易的繁荣奠定了现代媒介产生与演化的基础。
英国16世纪末开始向大西洋和印度洋贸易沿岸各国进行，之后1622年在伦敦便出现了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份报纸——《伦敦报》（The London Gazette），而随着英国贸易到达中国，报纸也相应在中国出现。
可以说，正是西方人在近代的贸易扩张把中国拉入了全球化的进程，在古老封闭的中国植入了一系列新的制度，这当中包括近代西方媒介制度，它在制度变迁上的意义在于，将西方媒介演化的历史时间延续到了中国，在“中国”这一空间领域内继续西方媒介的演化，由此将中国媒介的内在的演化时空打破。
因此，当马礼逊1813年来到中国时，西方的报业发展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已经出现近代意义上的报刊。马礼逊只需“依葫芦画瓢”，将西方的媒介样式移植过来就可，不必进行制度创新。但实际上，这种“移植”对中国媒介制度而言，就是一种“制度创新”，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媒介演化过程。
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与租界成了外国媒介制度的试验场。商业报刊正是在此时出现在中国的。最早是1857年面世的《香港船头货价纸》（《香港中外新报》的前身），其“内容以船期、货价、行情和广告等商业讯息为主”，是中国的第一家以商业新闻为中心的报纸。从内容和风格上看与17世纪的英国同类报刊相似。1861年在上海也出现了它的分报——《上海新报》（其英文名为The Chinese Shipping List＆Ad-vertiser，直译为《中文船期广告纸》）。这些报刊均为外商所办，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影响巨大。其显示的制度优势对中国原有的制度体系构成了挑战与颠覆。因此，整个19世纪西方新闻事业的演化过程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媒介制度变迁过程。从西方新闻事业的演化来看，19世纪有过三次飞跃：第一次是商业报刊的出现，第二次是通讯社的诞生，第三次是大众报业的崛起，这三次飞跃几乎同步表现在其后中国的媒介制度演化过程中。
（三）宗教媒介与商业媒介开辟的两条演化路径
自1815年到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创办了近200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80％以上。外国人在中国办报可以分成几个阶段：1815至1842鸦片战争结束，西方人在南洋和华南沿海一带共创办了6家中文报刊，11家外文报刊；1842～1890年前后，西方人的办报活动由华南沿海扩展至华中、华东和华北，先后创办了近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时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下面三个表格分别列出了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最早的一批中文报刊、外文报刊及香港主要英文报刊，这三个表格既可以让我们看到外国媒介在中国的移植与演化情况，更可以让我们看到这种“媒介移植”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
近代以来，只要西方出现的媒介形式，差不多都移植到了中国。外文（英文）报纸自不必说，是“原搬照抄”，中文报纸尽管有本土化的成分，但主要也只不过是进行了语言上的转换，这一移植过程奠定了中国报业的演化路径。
近代报业史专家卓南生先生认为，1815年至1874年是中国近代中文报业从诞生、萌芽到成长的重要演变时期。这60年间的中国报业的演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宗教月刊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新报”的萌芽与成长期。如果我们对外国媒介在中国的移植过程进行详尽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个时期也就是西方媒介制度在中国植入过程中的两条线索或说两条不同的路径，这两条路径直接开启了中国报业的演化进程。
第一条是由传教士输入的“宗教期刊”，后来演化为世俗性的刊物。这一阶段从1815年伦敦布道会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开始，至1857年创刊于上海的《六合丛谈》在1858年停刊为止（1858年以后，半杂时事、介绍知识的宗教月刊虽然还存在，但已经不是华文报界的主流，它所刊登的新闻也不再像早期期刊那样具有特殊的意义）。宗教期刊发展到后期便演化成为《万国公报》这样的政论报刊，直接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办报实践与办报模式。再后来康梁这种以“宣传政见和启蒙思想”为主旨的媒介形式成为中国政党报刊的先声，直接开启了中国的政党报刊时代。
另一条路径是由西方的商人开辟的商业报刊模式。以1857年底附属于香港英文报《孖剌报》的中文周三次刊《香港船头货价纸》（后易名为《香港中外新报》）创刊开始，至1874年中国人出资自办成功的中文日报、也是中国的首家政论报纸《循环日报》诞生为止。香港的《船头货价纸》是其中的典型代表。1872年由英商美查创办的上海《申报》也是这类商业报纸，除了按照西方的媒介模式来办报纸外（或采用股份制），商业化报纸也进行了一定的“本土化改造”，如商人美查为了把《申报》办成适合中国人看的报纸，聘请华人主笔，让他们按照中国的文化习俗、兴趣爱好、语言文字表达习惯来办报，这大大扩展了《申报》的读者面和影响力。19世纪90年代以后，宗教型刊物式微，企业化运营的商业报纸逐渐引领中国报业主流。
传教士创办的“宗教月刊”和商人创办的“新报”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媒介制度形式”，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史上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在版式上，宗教月刊基本上是以书本式形态（《天下新闻》例外）编印，每期线装一册；但“新报”却以报纸形态出现，其版头、分栏与版面的安排等也仿自西报、由于得以利用西报印报机，“新报”先是以小型版姿态出现，后发展为大版。在内容方面，宗教月刊基本上是以传教目的为主，“新报”则以报道新闻（特别是商业新闻）与发表评论（特别是《循环日报》）为中心。至于发行区域，外国人创办的宗教月刊先是以马六甲、巴达维亚等地为据点，然后再转移到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和上海等五个通商港口。所有的刊物，几乎都是免费赠阅的。与此相反，“新报”最早的发祥地与据点是香港（另一个“新报”的中心地是上海，但与香港相比，当时只是扮演次等重要的角色）。西报出版中文报（即“新报”）的主要目的是追求利润，因此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发行与广告的收入。香港“新报”的基本读者是港、澳兴起的中国商人阶层，但广州、新加坡、巴达维亚、安南（越南）以及日本的神户、横滨等，也是其争取读者的对象所在地。即使是以政论报纸姿态出现的《循环日报》，在发行区域与业务的经营方面，也采取同样的方法。
从对中国早期媒介从业者的影响来看，两者也稍有不同。宗教月刊每月出版一次，编者是清一色的西方传教士，虽有个别的中国人如梁发、王韬等从旁协助，但自始至终只是停留在从事杂务和文字修饰等协助范围，既无权过问编辑方针，也对报纸的内容与形式没有任何的影响力。而新报虽以西报的附属报纸为开始，但编者却是中国人。在民族自觉意识的驱使下，中国编者从争取自主编辑权发展到自己出资、自己经营的中文“新报”；报纸的周期从每周出版三次，而逐步发展为日刊（周期日休刊）。中国第一份成功的华人报刊《循环日报》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份处于商业港口的“商业媒介”，受“新报”的影响极大。《循环日报》除星期日外，每天出版，定价每年5港元（或每月0.5港元），除广告和公众启事外，它包括两类新闻：商业性的与一般性的。王韬深知最新市场价格和船期公告对香港这种商业城市价值极高。所以经济版（印在当地纸上）打在前头，并比一般消息栏多1倍。可能正是由于经济版适应了香港—广州—澳门地区华人贸易稳步增长的需要，遂成为王韬报纸的主要收入，使其能维持独立。一般消息印在进口纸上，约占版面的三分之一。然而与西方人的纯商业报刊不同，王韬感到，报纸除了作为一般收集传播有关各种事情消息的载体外，还应起到对政治领域的种种批评作用。在对国内外事务方面，王韬也认为日报可起重要作用。王韬举伦敦的《泰晤士报》和巴黎的主要报纸为例说，如果报纸编排得当并广泛发行，便能影响事态发展，并有效地阻止当政者的滥用权力。正是王韬在商业报刊的基础上融进了政论报刊的因素，吸收传教士报刊“启蒙型媒介”的特点，使它成为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文人论政型”报刊。
近代中国两种报刊模式“政论型”和“商业型”显然是西方媒介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政论型报刊以康梁的报业为代表，开启了后来的政党报刊模式。商业型报刊以王韬的《循环日报》为代表，同时吸收了政论媒介的特点，开启了“文人论政”报刊时代。
可以看到，西方报业在中国的移植规制了中国报业的演化路径。
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中文报刊（有本土化的成分在其中）尤其是外文报刊，实际上是将西方的媒介制度横向移植到了中国。程曼丽认为，西方报业进入中国有“武力”进入与“和平”进入两种方式，前者如英、法，后者如早期的殖民国家葡萄牙。“葡萄牙人通过和平进入所获得的包括办报权在内的权利，为英法等国提供了示范效应。”尽管其媒介制度植入中国的方式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封建制度的一种突破与挑战，他们所创办的报刊更是对封建舆论的突破与挑战。”从制度分析角度看，西方媒介制度之所以能够扎根中国，在于它在中国传统的“邸报模式”之外提供了一种新的、更有效率的媒介制度安排。按照林毅夫的观点：一种制度安排是从一个可供挑选的制度安排集合中选出来的，其条件是，从生产和交易费用两方面考虑，它比这个制度安排集合中的其他制度安排更有效。最有效的制度安排是一种函数，尤其是制度结构中其他制度安排的函数。有四种原因能引起制度不均衡，从而使制度发生变迁：（1）制度选择集合改变；（2）技术改变；（3）制度服务的需求改变；（4）其他制度安排改变。可见，“西报”的出现扩大了中国人在媒介上的选择集合，满足了民众的需求，因而使旧的媒介制度均衡发生了演化。由于在商埠和租界内办报，外报遵循的是西方国家的媒介管理制度，他们不受新闻检查制度的约束，可以自由地登载政治和军事消息，评论时事，这种媒介形式较之中国传统“官报”更富有效率，能够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因而最终取代了传统的邸报模式，推倒了中国的媒介制度变迁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