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书籍采用西洋书籍的印刷和装订方法，最初也是在日本出版的革命派杂志中首先应用的。1898年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等人逃亡到日本，同年1月在横滨创办了保皇派的机关报《清议报》，虽然采取了铅印技术，但仍然是以线装书的形式出版，《清议报》的助理编辑郑贯公与冯懋龙等人合作创办的杂志《开智录》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种用洋装书出版的中文报刊。可见，最早采用中文书刊西洋装帧的是从保皇派营垒中分化出来的革命党人。洋装书的优越性显而易见，从1902年到1903年中国各省的留日学生纷纷在东京出版宣传革命的期刊，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云南》、《洞庭波》、《河南》、《晋乘》等等，无不采用洋装书的装帧形式，由于这种“制度”的优越性，连保皇党人也接受了这种装帧形式，梁启超1902年在东京所办的《新民丛报》，就采取了洋装书的形式。当然，在线装书向洋装书过渡中，期刊走在书籍的前面。中文期刊采用西洋书籍的装帧形式，很快便由日本传入国内，开风气之先的是《大陆》报。商务印书馆走在前面，1904年大型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创刊，便已采用32开本新式装订了。国内最早出现的中文洋装书，大致也在这个时候。而由于装帧方式的变化，书籍的编辑方法也有了变化，如版面编排、页码编制和标点符号应用等问题便产生了。日本报界的新闻编辑制度也给了中国报业以借鉴。如胡政之，张季鸾经营的《大公报》在版面编辑方面就学习日本，引进了日本报界的新闻综合编辑法，即打破按大总统令、专电、通讯社电、各地来稿等报道形式分类编排的老格式，而是按新闻内容和新闻价值的大小组合编排，大小铅字搭配使用，错落有致，版面活泼，内容丰富。日本的报业理念与报业实践也给了中国媒介较为深刻的影响。留学日本的于右任创办《神州日报》，致力于“为民请命”，讽喻时政，于右任一再告诫记者们：“一报之名誉，一报之价值，乃至一报之精神命脉，皆悬于诸君之手……”，因此要求他们“务必对于本地，俨然为各种社会之监督。凡于其地发生之事件，害群者必纠弹之，利群者必扬励之。”《神州日报》受到日本媒介制度的影响，“《神州日报》筹办之前有一个重要的细节被不少新闻史家漏掉了，那就是于右任在东京时专门去考察了日本的两张民间大报：《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其自由主义办报倾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媒介宏观管理制度方面，日本的《新闻纸法》亦深刻地影响了清政府的媒介制度，被清政府所仿效。维新变法期间，在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1898年8月9日）康有为在《恭谢天恩条陈办报事宜折》中，附了一个《请定中国报律折》，提出“酌采外国通行之办法，参以中国情形，定为中国报律”。光绪应允了康的上陈，当日便发布了制定报律的上谕，称“泰西律例，专有报律一门，应同康有为详细译出，参以中国情形，定为报律，送交孙家鼐呈览。”光绪三十年（1904）年7月8日，《东方杂志》第1卷第5号发表《日本敕定公布新闻纸律例》一文，全文译载了1875年日本制定的《新闻纸条例》，为中国制定新闻法规提供了参考样本。因此，清末时期的中国新闻立法之所以起点高，就是因为当时可以直接借鉴日本1887年的《新闻纸条例》和1909年的《新闻纸法》。《大清报律》中关于出版自由的认知和报刊出版的管理制度就吸收了日本的报业管理思想。“如将出版物批准制改为注册金加保证金制。在管理制度方面，提出了在报刊上注明发行出版人、报送样本、更正与禁载事项等。”显然，在报纸的创办管理制度和办报人资格的规定方面，我国清末报律无不留下日本新闻法的痕迹。
1978年以来，日本重新发挥了对中国媒介制度演化的影响。1978年10月，日本新闻学会会长内川芳美教授访问中国。他分别在上海和北京介绍了传播学。10月14日，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给80多位第一届新闻研究生做学术报告，给了当时的新闻学子以极大影响。1995年新闻界三篇介绍日本新闻立法的文章也引起了有关新闻立法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的新闻学研究译著大量涌现，从1981年至1991年我国引进的外国传播学译著中，日本仅次于英美和加拿大，居第四位。关于日本新闻传播事业的研究也在学界成为热点。仅著作就出现有《日本新闻事业史》、《现代日本大众传播史：1945～1990年》、《日本大众传媒史》、《日本报业集团研究》、《日本传媒体制创新》、《走进日本大报》等，研究论文则数以百计。与此同时，中日两国之间的媒介教育交流、学术交流与业务交流日益密切，日本媒介制度因此也成为中国媒介演化中的重要参照体系。
三、苏联媒介制度对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
苏联的媒介制度对中国的媒介制度影响至深。从1917年《新青年》改组开始，苏联的媒介制度形式开始植入中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的媒介制度从党的媒介体制变为全中国的媒介体制，1978年以来启动的媒介改革，其实质就是对苏联媒介体制的扬弃。
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党营媒介体制可以追溯到1900年12月24日第一份全俄政治报《火星报》的创刊，它由列宁、普列汉诺夫等人领导，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制定并宣传党纲，奠定了苏联媒介制度的基本面貌。1901年5月，列宁在《火星报》第4期发表《从何着手》一文，就党报的作用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报纸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争取政治上的同盟者。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关于报纸是集体的组织作用，列宁打了一个比喻：“报纸可以比作脚手架，它搭在正在建造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于各个建筑工人之间进行联络，帮助他们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绩。”列宁一开始就是要将全俄报纸《火星报》当作“脚手架”，希望它的代办员能够在“建筑”社会民主工党这座“大厦”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火星报》时期，列宁形成了其党报理论，他发表了《<；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声明》、《<；火星报>；编辑部声明》、《从何着手？》、《怎么办？》等一系列重要文章，阐述了报刊的性质、功能和作用等，20世纪20年代后，这些思想输入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来源。
关于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列宁认为，思想性、坚定性、政治路线的明确性以及对敌斗争的不妥协性是机关报极为重要的品格。关于报纸的功能，列宁在《从何着手》中说，报纸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争取政治上的同盟者，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列宁认为，通过报纸集中地、系统地向群众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批判机会主义观点，讨论党的策略纲领，就能改变党内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状况，为建党打下良好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关于报纸的群众性，他在《<；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声明》中指出，一定要把机关报办成一切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机关报，这些报刊思想，后来进一步在革命斗争中得到发展。
在苏联的媒介体制安排中，党报和党组织是“一体两用”的关系，通过党营媒介的意识形态整合功能和动员功能，使分散的群体能够凝聚成一个具有高度同一性的组织，以提高集体行动的效率，这是党报的最重要的功能。在“二大”召开之际，根据列宁的建议，俄国社会民主党作出了一项决议：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是两个平行的机构，中央委员会大体上统一和指导党的全部实践活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在思想上领导党，全党最高机构总委员会的任务是使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活动一致。这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关于党报体制的最早规定。1905年俄国社会民主党将党营媒介置于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之下，至1907年党的“五大”通过的党章最终确认了由中央委员会指定在自己监督下进行工作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五大”关于党报体制的表述，70多年来一直保留在联共（布）历次党章上，未作任何改动。它解决了新闻机构的归属形式问题：党报编辑部由党中央委员会指定，并接受其领导和监督。但党对新闻机构如何领导，如何监督，党章却没有明文规定，为党的领导者干预报纸提供了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在斯大林当政的30年里，苏联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新闻管理体制，其主要特征是：第一，信息来源单一，只有一个渠道即官方渠道信息来源；第二，言论高度集中；第三，报业无法可循。长期以来，苏联没有成文的新闻法规，报纸的宣传方针和任务根据党中央不同历史时期的方针、政策而定；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常具体化为党的文件，下发给所属报社，令其依照执行。第四，实施新闻检查，最重要的新闻检查机构是“国家保密局”；第五，建立编委会制度。十月革命前，俄共（布）中央对报纸的领导主要是通过任命各级党的机关报的主编而实现的，十月革命后，苏联各报普遍建立了编委会制度。中央一级和州一级报纸的主编由中央委员会任命，编委会成员由同级党的常委会批准。通过这样一种制度设计，通过人事任命、升迁，将报纸的主编和编委会纳入到政治组织中来，这样，媒介机构的代理人——主编和编委会其最大利益是追求“政治利益最大化”，追求整体利益最大化，而不会致力于“媒介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这种体制最大的优点是可以通过集中调控和层层把关，实现党对各级组织和广大群众的强有力的舆论领导，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常具体化为全民的行动，这在战争年代、战争环境下是一种节省交易成本的方式，优势明显；但当社会的管理层级增加，管理半径增大，上层决策有可能脱离下层的实际时，还沿用这种自上而下的管制方式，很容易将上面的错误传导并放大，这时候这种体制的弊端暴露无遗。
1917年后，苏联的媒介制度传入中国。1920年5月，陈独秀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积极开展建立中共组织的活动。同月，《新青年》第7卷第6号编成《劳动节纪念》，标志着《新青年》已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媒介，同时标志着中国政党媒介的苏联化，或说苏联媒介制度的本土化的开始。1920年7～8月，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决定将《新青年》从9月1日出版的第8卷第1号改组成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公开宣传的机关刊物。《新青年》从一个同仁刊物变成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刊物，其实也是媒介制度形式上欧美媒介变成苏联媒介的过程。难怪胡适要指责改组后的《新青年》说：“今《新青年》差不多变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由于早期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直接扶植下诞生的，早期的中共领导人也是按照苏联的制度模式来领导党的活动的，因而在媒介制度上几乎完全照搬了苏共的媒介制度。大多数的媒介管理制度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已经奠定，一直延续至今。这种传统即是党报的传统，而党报的传统也即是苏联的传统。“党报是党的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报必须服从党的领导，贯彻党的路线，这是党报的一个根本传统。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对自己的报刊提出了这一要求。”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就规定：“杂志、日刊、书籍和小册子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委员会经办”，“出版物均应由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中，宣布完全承认列宁制定的《加入国际的条件》，其中包括完全承认有关报刊宣传的条件，如“不管整个党目前是合法的或是不合法的，一切定期的和不定期报刊、一切出版机构都应当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出版机构不得滥用自主权，实行不完全符合党的要求的政策。”通过《加入国际的条件》这个条约，苏联将他的媒介制度移植到了中国，并在后来的办报实践中得到了落实和强化。
当然，在民国时期，苏联的媒介制度只是众多媒介制度形式中的一种。随着中国共产党统一了中国，苏联的媒介制度才扩展至全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的媒介制度成为唯一合法的制度形式。学习苏联成为所有媒体的唯一选择。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就曾派记者去苏联真理报社、塔斯社学习访问，中国访苏的青年团、解放军代表团等也顺道访问参观了《共青团真理报》和苏军的《红星报》。新闻摄影、新闻纪录电影、新闻教育等方面也都进行了学习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