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出现赴苏对口学习的热潮。年初，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率领由《人民日报》等各报组成的“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访问《真理报》，在苏联学习50多天。回国后，先在《人民日报》等报上发表多篇关于学习收获的文章，不久人民出版社汇集出版《学习<；真理报>；的经验》一书，同年7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温济泽率领中央广播事业局代表团赴苏访问，回国后编印了《苏联广播经验》。同年底，新华社副社长朱穆之率领“新华社代表团”出访塔斯社，回国后编印了《塔斯社工作经验》。
《新民报》晚刊作为当时全国仅有的3家晚报之一在学习苏联的热潮中，晚刊编辑部把《莫斯科晚报》的版面全部翻译成中文，参照改版。
“走出去”的同时也“请进来”。1954年10月，《真理报》编委会率领苏联报刊工作者代表团20人应邀来中国访问，一个月中，为北京等新闻出版界举行了50多次专题报告会和座谈会。人民日报社将报告、座谈记录汇集出版《苏联报刊工作经验》一书。一年多后，苏联广播工作者代表团访华，又送来苏联广播工作经验。这些经验成为中国报纸、杂志、通讯社、广播电台学习效法的模式。
通过这种学习交流，苏联的新闻工作理念、制度被进一步移植到中国媒介当中来，这种移植是全方位的，不仅表现在媒介形式上，更表现在媒介体制以及新闻的编辑、采访、写作以及经营管理和发行等等。这种生搬硬套显然违背新闻规律，带来了一些不良后果，如《真理报》从来不登“更正”，是一张“没有错误的报纸”，《人民日报》也不登更正；在社论的写作上，《真理报》每天一篇，《人民日报》也每天写一篇，不管有无必要；在新闻写作和标题制作上，形成了“两个凡是”：凡是《真理报》的标题就是好标题，凡是塔斯社的导语就是好导语。学习的结果是中国传统的多行标题不见了，换成了清一色的一行题；《真理报》不登广告，于是我国的报纸也不登广告等等。50年代“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新闻原则与制度规定同样来自苏联。正是这种生搬硬套的移植，使得新闻媒介的正常功能丧失殆尽。所有苏联媒介制度安排中出现的问题中国都无一例外出现了。
苏联的媒介体制在战争年代是一种十分有效率的媒介体制，因为对敌战争需要进行统一动员，将媒介置于党的统一领导下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媒介的组织动员功能。但在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和平年代，这种媒介体制就变得毫无效率优势。媒介的信息传递功能被抑制住了，信息流动不畅，无法传递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人们也无法对环境做出反应，在信息封闭与信息失真的情况下，社会出现决策失误成为必然，统一的媒介宣传与动员不但不能纠正这种决策错误，反而会放大其影响，陷整个社会于崩溃的境地。中国1978年开启的媒介改革，其实就是对“苏联路径”的否定，是对这种路径依赖的调整。尽管方向不明确，但向新中国成立前搜寻媒介制度资源，向欧美媒介寻求制度资源已成为一种共识。
第三节外国媒介对中国媒介制度的作用机制
国际体系实际上也是一个制度体系，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它无疑会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对另一个制度体系产生扰动，在国家、市场、社会等各个层面上对另一种制度体系发生影响。有学者认为，“打通国际——国内界限的传导机制有三种，它们分别代表着国家、市场与社会层面的传导机制：一是政治权力；二是价格运动；三是人口及其相关的跨国社会运动所带来的意识形态传播。”我们可以将它简化为“权力机制”、“价格机制”、“意识形态传播机制”，这三种传导机制之间本身也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在外国媒介制度对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与演化中，这三种机制同样在起作用。例如通过国际体系改变或影响中国的政治制度安排，进而影响媒介体制，这是“权力机制”在起作用；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向中国输入西方的意识形态进而影响媒介制度变迁主体的认知与行动，这是“意识形态传播机制”在起作用；通过经济杠杆对中国施加影响，进而传导至中国的媒介制度安排，这是“价格机制”的作用。中国介入全球化的程度越深，国内主权的控制力与影响力就越受到制约，媒介制度安排就越容易受到国际体系的影响。
国际传媒对中国媒介的影响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直接输入
国际传媒的直接输入对国内媒介将产生重大影响。由于租界及通商口岸的存在，近代以来一直到1949年，都有国际传媒的直接输入，即外国人按照外国的媒介制度在中国创办（或发行）媒介。这种直接输入对于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意义在于：它在中国的“官报”制度体系之外树立了另一种模式，提供了一种更有效率的媒介制度范式供中国人学习、模仿，并在中国人建立自己的媒介之后参与到媒介竞争中去，这样，中国媒介就与世界媒介在同一个地域有了竞争与交流，通过学习、交流与竞争机制，直接拉近了中国媒介与世界媒介的水平，并在制度模式上两者日渐趋同。根据方汉奇先生《中国新闻事业史》一书整理出来的民国时期的外国报纸和通讯社，可以让我们看到中西媒介的“同台竞技”是如何对中国的媒介制度体系产生影响的。
可以看见，在制度示范方面，民国时期的外国报纸显然不如晚清时期对中国媒介制度影响那么大（美国和英国许多中文报纸停刊就是例证），但它仍然作为一种不受中国媒介法律约束的“另外一种制度安排”而存在，并与中国的媒介展开竞争，这种“示范”与“竞争”显然会对中国媒介形成一种推动力量。民国时期外国媒介对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示范还表现在对通讯社与广播等“新媒介”的移植上。1922年中旬，亚洲无线电公司的子公司中国无线电公司经理、美国人E.G.奥斯邦携带一套无线电广播设备由美国乘船来到上海，经过短暂筹备和试验，位于上海外滩的“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于1922年1月23日晚首次开始播音。早期外商开办的电台影响较大的还有1924年5月15日开播的开洛电话材料公司所办的广播电台；从第一个广播电台的出现开始，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境内陆续开办广播电台的国家有美、日、英、法、德、意大利、瑞士和苏联等，它们所办的广播电台累计近100座，时间前后达20多年之久，直至1949年，外国在华广播电台才在中国最后绝迹。显然，这一时期外国人的“媒介植入”与“制度示范”已从报纸转移到了广播。
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媒介环境中，外国媒介的直接进入会打破国内媒介已形成的均衡，促使媒介的竞争格局发生变化，从而引起媒介制度的变迁。这一规律不仅表现在中国的媒介制度变迁中，也可以从其他国家的媒介制度变迁中反映出来。“以印度为例，研究者指出，印度传媒的全球化对于打破国家对电视广播的控制，以此扩大公共领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泽尔电视台就要比多达尔汗电视台更为关注反对党政治家的观点，并最终迫使多达尔汗电视台扩大自己的政治报道”。但在中国，1949年以后直至今天，外国媒介再也没有在中国大陆出现过，我们因此失去了“参照物”与“竞争对象”，媒介制度长期维持在一种低效率的水平，两者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二、间接输入
除了直接输入外，国际媒介的间接输入也能够影响国内的制度变迁。
国际媒介即便被拒之国门之外，但如果它能够被国人所看见，所感知，那么它仍然能够发挥对国内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这时它的影响机制是：第一，树立一种制度示范，在另一个国度或区域内与国内媒介进行效率层面的“竞争”与比较，显示出两者的优劣，这种优劣可以通过媒介的公信力、影响力与媒介的营利能力等具体指标体现出来，一般而言，越具影响力与公信力，越具赢利能力的媒介，其制度越优越，越具竞争力；第二，它可以通过报道国内所不能报道的新闻，提供国内所不能提供的信息，并通过“内销”的方式传播进来，影响国内的制度变革，同时削弱国内媒介的公信力，促进媒介制度变革，这时国际的媒介的作用在于开辟了另外一个传播渠道，能够打破国内的渠道封锁；第三，国际传媒界还通过评奖、交流或各种形式的合作为中国媒介树立制度参照，通过树立一个“西方标准”引导中国媒介的运行方向。
上述三点是在国际媒介可被观察和感知的情况下所能发挥的影响机制。但是如果国际媒介完全被隔离在一国领域之外，且其制度示范不能够被国内的同行或公众所观察与感知到，这时国外的媒介制度几乎对国内不起作用。然而要封锁这种观察渠道与感知渠道需要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及各种资源，成本高昂，当成本高到无法维持下去的时候，制度变迁还是会发生，这是由媒介制度本身的效率与制度安排的“适意性”（社会成员的满意与适应程度）所决定的。处于媒介制度效率高端的西方国家，敢于对制度低端的国家开放，而不用投入资源进行传播渠道的封锁，正是因为这种制度安排本身是帕累托的，是有效率的，能够经得起外部制度的竞争与挑战。
1978年后，中国的媒介制度尽管在体制层面上没有变化，但其意义在于它打开了我们的观察视野，我们能够观察到除了我们自己媒介制度之外的其他制度安排，并能够对这些制度安排的效率进行比较（通过全球媒介的公信力指标、影响力指标和赢利指标判断）。当我们在认知上认识到另一种媒介制度安排优于本国的制度安排时，媒介制度就有可能发生变化，当持这种认知的人数达到足够多数，且具备行动能力时，媒介制度变迁就会发生。
从制度示范与借鉴来看，接近性越强（包括地域上的接近、文化传统上的接近、种族、人口的接近等等）则移植其制度安排的可能性也越大。从这个角度来看，香港、台湾与新加坡以及东亚的日本、韩国及印度等国的媒介制度安排都能够为内地的媒介制度变迁提供更多的借鉴。实际上，随着内地、香港和台湾日益紧密的往来与联系，台湾、香港这两个华人社会的媒介制度安排及其效率很容易被内地所观察到，这在客观上构成了“三种媒介制度”之间的竞争。制度安排的优劣与效率很容易显现出来，这在中国内地的媒介制度变迁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以香港为例，香港作为另外一种制度体系，对于内地包括媒介制度在内的制度体系的演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香港电视节目在广东的高收视率，香港凤凰卫视比之内地电视台的竞争优势等，都会打破已有的媒介均衡格局，进而影响到内地的媒介制度安排。当然，在内地目前的体制框架下，香港的媒介体制与媒介机制还只能在外围发挥影响，尽管我们不应对此作过高的估计，但同时也不能忽视“香港效应”的存在，这种效应在中国的制度变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香港对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通过三种途径：一是通过影响中国政治制度变革带动媒介体制改革；二是树立媒介及媒介制度典范供内地媒介及媒介管理者学习模仿；三是香港媒介直接或间接登陆内地，与内地媒介展开竞争，通过竞争改变内地媒介生态。只要存在“制度效率”的差异，没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始终会受到挑战，并最终被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所取代，这是制度演化的规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