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电视民生新闻舆论监督的平民视角
舆论监督的范围是很宽泛的，不仅仅是针对政府管理而言的，媒体的舆论监督应该是针对全社会各个群体、组织、乃至个人的社会、政治、经济行为的监督。公众的知情权要求媒体告知社会发展的状况，对于那些有碍社会正常秩序的不良行为，媒体应该予以曝光与批评。因此，电视民生新闻对社会丑恶现象进行批评与揭露，是其题中应有之义，特别是城市管理部门的官僚作风与监管不力，公共服务部门的不良行为或不作为，市政建设中的各类问题，市民行为中的不良习性等，是电视民生新闻舆论监督的主要内容。民生新闻舆论监督的特色就在于：当央视及省级卫视侧重于“国计”方面的信息传播与舆论监督的时候，地方电视台尤其是城市台选择了侧重于“民生”方面的监督取向，以平民化的视角纪录城市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问题，表现大众的世态百味，反映社区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与现实状态。如果说《焦点访谈》式的舆论监督是精英媒介自上而下的监督的话，那么，电视民生新闻的舆论监督则具有平民化的特性。有研究者总结《南京零距离》与传统新闻舆论监督的区别在于：开展对都市公共事务的监督，通过与老百姓日常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都市公共事务如：假冒伪劣、服务态度、水电煤气、社会公德等方面的报道，为普通百姓出气，为社会正气撑腰，塑造都市主流价值观。电视民生新闻栏目的舆论监督形态也表现出如下特征：选材以发生在百姓身边的日常事件为主，播报风格以大量生活化的解读和日常逻辑的归纳，体现平民化色彩，采编模式平民化，出现了DV队员、社区记者、百姓播报员等等新颖的舆论监督者形象。如湖南经视《都市一时间》曾经有一个“红榜黑榜”的环节，就是由百姓播报员播报当天有关单位、部门、企业对其被揭露出来的不良社会行为的整改情况。湖北经视《经视直播》更是在舆论监督涉及相关职能部门的时候，建立起反馈机制，在荧屏上不断滚动播出各部门处理问题的反馈信息，让观众了解到各类问题的解决情况。
2.电视民生新闻舆论监督的多元化
电视民生新闻舆论监督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多元化，这主要是因为民生新闻所面对的观众群体是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普通老百姓，相对于社会精英阶层而言，普通百姓这样的群体在年龄、职业、文化程度、收入水平等基本特征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他们所面对的各种困难与问题千差万别，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与观点也是五花八门，针对这样的受众群体，电视民生新闻的舆论监督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来说，都具有多元化的特点。这种多元化表现为监督主体的多元化、监督客体的多元化、监督形式的多元化。监督主体的多元化是指参与民生新闻舆论监督的不仅仅有记者，还有DV队员，有新闻线索提供者，甚至包括社区居民，普通百姓等；监督客体的多元化，是指民生新闻舆论监督范围的广泛性，涵盖了政府机关、公共事业管理部门、企业、与社会公共事务有关的集体或个人，这些单位和个人的政治、经济、社会行为，特别是直接有损公共利益的不良行为，以及公共生活中的不道德行为，都是民生新闻舆论监督的焦点；监督形式的多元化是指超越传统新闻舆论监督的形式，形成了一些崭新的监督方式。由于民生新闻所承担的政治宣传任务较少，其舆论监督比中央级或省级电视新闻媒体更有灵活性和自主性。电视民生新闻通过暗访调查、DV状态、百姓说话、消费投诉、内幕挖掘等等节目形式，揭露出各种社会不正之风和存在的社会问题，让百姓找到了倾诉不平与解决现实问题的新途径。
3.电视民生新闻舆论监督的服务性与实用性
与以往电视新闻舆论监督主要以影响面较大的新闻事件为切入点的惯例不同，民生新闻更多关注的是普通市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困难与问题，大多是跟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城市环境治理、社会安全、不正之风、消费纠纷等等，百姓说话和各类生活投诉在栏目中占有很大比例，也很受观众欢迎。这些问题在以前的电视舆论监督中是很少能看到的。因此，民生新闻的舆论监督不仅具有批评、警示、督促等功能，还具有化解社会矛盾，为老百姓排忧解难的作用。由于“服务”是民生新闻的主打内容，民生新闻舆论监督的服务色彩也相当浓厚。老百姓有什么困难事、烦心事、麻烦事，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民生新闻栏目，经过民生新闻栏目报道披露出来的问题，基本上都能得到解决。正如陆晔教授所言：跟随《第一时间》的镜头，观众可以把百姓的无助和相关主管部门的失职都看得清清楚楚，也正是因为《第一时间》的介入，许多问题得以及时解决。
除此之外，民生新闻在报道百姓生活难题和社会问题时，决不仅仅是一报了之，而是积极地参与到新闻事件当中，遍访相关部门，查找问题源头，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并持续跟踪，直至问题得到解决。更为可贵的是，民生新闻的舆论监督能够做到广度与深度的结合，不仅有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报道，还能从细小的事件中深度挖掘，探寻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小见大，最终的结果是既解决了老百姓的生活小事，又关注到了城市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等大事，在中国城市管理水平有限、民主法制建设尚不完善的现实情况下，民生新闻的舆论监督，可以说既实用又管用。总之，电视民生新闻的舆论监督不仅有助于监督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管理行为，规范企业和相关部门的市场行为，约束社会公众的道德行为，还能形成有效的公众舆论平台，促进公共事务的尽快解决，从而优化公众的生存生活环境。
当然，电视民生新闻的舆论监督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大众传媒对于公众舆论的影响力，媒体舆论很多时候实际上就代表了公共舆论，舆论监督实质上成了一种传媒监督。舆论监督是自然存在的公众集合意见造成的某种效果，而传媒监督就不能不带有媒体自身的主观意图，以及媒体背后政治、经济势力对其的操纵。即便是完全独立的传媒监督，它的力量应当在于传媒自身的影响力，而不是其背后的社会政治力量。媒介舆论监督是一种软性监督，传媒的影响力是无形的，当它代表着舆论的时候，这种监督的力量会显得十分强大，等于“传媒的影响力+现实舆论”在共同作用。
电视民生新闻舆论监督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首先，其监督的效果受到民生新闻自身影响力的制约，这是因为民生新闻所在的媒体一般不承担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报道方面的任务，观众群体大多是平民百姓，舆论监督很难涉及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层面，因而，舆论监督的影响力、波及范围远不如央视以及省级卫视，甚至党报。其次，某些民生新闻的舆论监督过分关注市井琐事，批评报道集中在家长理短，这样的舆论监督一方面影响范围有限，另一方面没有代表性，很容易陷入为吸引观众提高收视率而盲目批评甚至追求新奇寻求刺激的境地。第三，过分注重服务性，淡化新闻记者的职业角色。一些投诉类、帮助类信息充斥栏目，从而使媒体功能、记者职责发生错位，甚至有完全替代民众讨问相关部门与机构之嫌。这样的舆论监督使新闻媒介日渐步入全能化、大包干的怪圈，使舆论监督界限模糊，引发一系列后疑症，如：监督趋于泛化、节目质量下降，久而久之，就可能因监督效果不佳而失去观众的信任。要改变这种状态，就要使民生新闻的舆论监督提升品质、挖掘深度，着力于多数公众共同关心的社会公共事务。
二、电视民生新闻与公共话语平台的构建
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利益结构的调整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利益得失与生存状况，而传统的意识形态观念与政治归属感、认同感正在逐步淡化。加之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拉大等等各类社会问题与不正之风给普通民众带来的社会影响与心理压力，使得普通民众产生了寻求新的话语表达空间的需求。这给电视民生新闻构建公共话语平台提供了一定的拓展空间。有研究者指出：民生新闻一定程度上反映底层民声、民心、民意，化解民怨，沟通民意，解决民情，民生新闻便是公共产品，起到了政治沟通的作用。陈卫星教授认为：传播工具对社会转型产生的撞击作用在于，重新建构社会空间。目前民生新闻所承担的“交流沟通平台”功能，实质上是构建公共话语平台、重建社会空间的有益尝试。社会舆论是社会的负载物，是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的反映，社会公共舆论涉及的是一个群体的意见。人们就某一类社会问题进行讨论，形成一个相对一致性的态度和看法，这就形成了社会舆论，舆论是社会主体在社会语境中形成的一个集体性态度。处于社会转型中的社会主体身份、利益诉求、价值诉求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舆论主体不再是单一的结构，随着政治民主化与经济文化自主性的日渐增强而走向多元化，民生新闻在这方面发挥了独特的沟通与桥梁作用。
1.电视民生新闻构建公共话语平台的思想理论基础
电视民生新闻构建公共话语平台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主要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思想以及美国新闻界的“公共新闻”运动。虽然这两个源自西方的概念对于极具本土特色的民生新闻而言，似乎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民生新闻构建公共话语平台的社会背景与现实动因也远非这两个西方的理论所能涵盖，但是民生新闻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作为一种社会舆论的表达方式，民生新闻对于公众话语空间的营造，与“公共领域”理论及“公共新闻”运动有着某种异曲同工之妙，对于这种关系的探讨还具有中西方比较研究的意义。
至于民生新闻构建公共话语平台的其他社会背景与现实动因前文略有论及，因此，本处着重探讨这两个概念与电视民生新闻构建公共话语平台的相互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