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焦点访谈的含义，莫利借鉴了莫顿和肯德尔的话，“设置由调查者预先分析过的特殊传播情境……然后测定受访者的反应”。在调查中，研究人员提前为调查人员设置好特定的收看节目和特定的收看地点，然后通过对特定内容的访谈考察调查人员的反应。访谈首先从开放性问题开始。开放性问题没有固定的答案，因此调查人员可以各抒己见，从多个层面陈述自己的观点。例如，“你觉得《全国新闻》这个节目怎么样”、“你认为节目的政治立场是什么”、“你认为一个《全国新闻》的‘典型’故事是什么样的”、“你对主持人怎么看”等。在被调查人员回答过程中，研究人员避免打断受众的谈话，使他们尽可能各抒己见，完整表达自己的见解。接下来，研究人员过渡到更为具体的问题，例如，“你认为节目在这些问题的时候是否公正呢”、“你认同节目中的受访者吗”等。与开放性问题相比较，这类问题更能考察节目中主要观点对受众的影响。在小组访谈中，研究人员发现，“虽然不同团体成员对特定信息解码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不同，但这些不同远小于来自不同范畴的受众对同一特定信息的解码”。这一结果证明，同一亚文化群体对信息诠释的相似性。然而，这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显而易见：首先，选择的受众是否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其次，用《全国新闻》的两集节目作为样本考察，得到的答案是否能够代表被调查人员的真实想法；最后，研究人员把被调查人员安排在研究室中进行观看、访谈，在这个脱离了他们日常收视语境的环境中，被调查人员的回答是否会受到其他小组成员的影响。
在随后的“家庭电视”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走访每一个家庭，了解家庭成员在看电视这项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访谈中，研究人员主要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访谈：对节目选择的权力和控制、收看电视的风格、收看电视的计划性、与电视相关的谈话、技术：录像机的使用、独自收看以及负罪的快感、节目类型的偏好、全国性与地方性新闻节目。通过访谈，作者发现在家庭成员的收视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和性别歧视，还发现男性和女性在家庭领域中地位的不平等是由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造成的。
在对《全国新闻》和“家庭电视”的民族志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访谈地点和访谈内容的不同影响了访谈效果。在《全国新闻》研究中，研究人员把调查小组聚集在研究室，但是这个场所并不是调查人员日常生活的地方，而只是临时的聚居地。调查和访谈离开了受众日常的收视语境，调查结果的有效性能否得到保证就成为引人思考的问题。因此，在随后的研究中，研究人员深入到了受访家庭——受访人员日常生活的地方。在这一语境下，访谈能够在自然的环境中进行，其访谈结果也会更贴近现实。另外，从访谈内容来看，在《全国新闻》的访谈中，研究人员设定了两集节目让受访人员观看；而在“家庭电视”的访谈中，研究人员可以就任何节目的任何问题进行探讨。这样，访谈内容更加丰富，访谈人员收集到的材料更具体、更全面。
在《全国新闻》的访谈中，以职业为单位组成的各个调查小组被集中到一起观看节目。由于紧张和从众等心理因素的缘故，被调查小组成员的解码模式表现出趋同性的特征。尽管“主体在社会世界中有能力创造性地行动，可主体由于社会的和无意识的诸过程”，就会丧失部分潜能。因此，调查结果就失去了部分说服力。在“家庭电视”的研究中，莫利“将注意力从符号学转向对影响各种收视实践的诸种权利关系进行更具社会学意义的研究”，调查结果也更令人信服。
尼克·史蒂文森对莫利从《全国新闻》到“家庭电视”民族志研究的飞跃从三个方面给与了充分的肯定：
第一，莫利决定在各被试人员的家里进行采访，因为早期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之一是，这种研究是在诸种颇为“非自然”的语境下进行，这样的语境脱离了正常的收视语境……
其次，莫利提出，关于《国内焦点》的研究，给矛盾性解码没有留下多少余地……再者，其实最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莫利对社会学背景的关注，是更加强调电视在家庭语境中的实际用途的方式。的确，从《全国新闻》到“家庭电视”的民族志研究，莫利完成了从“预设的”的收视语境到“正常的”收视语境的转变，从而确立了莫利在受众研究中的领先地位。
（二）莫利和霍布森对民族志方法的应用体现了对量化调查的研究方法的校正
定量调查和研究是经验学派普遍使用的受众研究方法。从媒介效果研究到使用与满足研究，从传播与说服理论到议程设置理论，定量研究方法始终贯穿于传播研究的始终。量化分析方法经历了固定的样本调查、实验室模拟、实地考察等多种手段，由于传播学者的参与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在20世纪初期，西方的大众传播研究从一开始就着重于以量化研究为主要方法的效果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的“佩恩基金”研究中，研究人员曾经使用了“社会距离量表”和“等距量表”等多种方法来测量受众对电影的态度以及影片对受众的影响；在30年代后期，随着收音机在及听众的普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广播研究室对有关受众对外星人入侵的反应进行了研究。研究人员使用了抽样调查等量化研究手段，发现了广播所具有的影响力。随后，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对选民在美国总统竞选中态度的变化做了全面的调查工作。研究人员使用了“固定样本设计”来测量“选举的参与度”，通过对选举人员的“政治既有倾向指数”以及“选举兴趣程度”进行研究，得出了“两级传播”和“意见领袖”的理论。在随后对广播听众的调查研究中，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利用量化研究对广播听众进行全面考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电影实验的方法，研究人员对美国士兵进行了说服研究。战后，这种量化方法一直为美国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人最常用的研究方法。时至今日，定量研究仍然是受众研究的重要手段。
然而，量化研究方式的缺陷也非常明显。在实证主义范式的支配之下，研究人员往往着重考察信息在何种条件下会产生何种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