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目的选择权和控制权：研究人员发现，在节目选择发生冲突时，男性通常有选择权，而女性只能被动地顺从和接受。当然，这种情况也会出现例外，如在男性失业而妻子工作的家庭。因此，研究人员得出结论，男性的控制权不是由于自身的生理原因，而是社会原因，家庭内部权利关系的建构依靠的是其社会原因。
收视习惯和方式：研究人员发现，家庭中男女收看电视的风格迥然不同。男性喜欢专心致志地看电视，不希望被人打扰；而女性则不同，她们喜欢边看边聊，或边看边做家务，因为她们认为看电视浪费时间，因而会产生一种负罪感。男性则不会产生这种感觉，他们把看电视作为一种工作之外的休闲活动。另外，男性通常通过看报纸或节目预告安排自己的收视时间和收看节目；女性通常不会这样做，除非遇到自己喜欢的电视连续剧。女性对电视抱有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而男性通常会计划节目时间、节目长短，以便于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休闲时间。当然，女性有时也会把自己喜欢的节目录下来，等到丈夫和子女外出时独自观看，这是她们最快乐的时光。从上述家庭男女收视习惯也可看出男女在家庭中权力地位的差异。
电视节目类型偏好：研究人员发现，男性和女性对电视节目的偏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男性通常喜欢新闻类、时事类、纪录片等事实类节目，而女性则钟爱肥皂剧一类的幻想性的虚构节目。同是新闻类节目，男女收视爱好也不相同。男性通常观看国际新闻和全国新闻，而女性则喜欢观看地方新闻。她们关注当地的治安状况和危险因素，尤其是这些因素与自己的家庭安全相关时。相反，她们不关注与自己切身利益不太相关的全国新闻和国际新闻。
有关电视节目的讨论：女性通常愿意承认自己看了电视，并愿意与朋友一起讨论；男性则相反。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经常看电视，也不愿意与人讨论电视节目。当然，体育节目除外。
有关录像机的使用情况：研究人员发现，女性很少使用录像机，通常都是男性和儿子在使用录像机。
通过这项研究，莫利认为以往电视研究大都把着眼点放在节目上，把节目的生产和节目本身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忽视了收看电视的语境——家庭，因此，莫利建议应该把收视语境和收视主体同等对待。
莫利从《全国新闻》到“家庭电视”的研究转向，招致了不少批评意见。这些人认为，该转向脱离了对意识形态的关注，从而使研究失去了原有的政治锋芒；也有人认为，研究中心的转移脱离了文化研究的根本，反而介入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例如，马克·扬科维奇（Mark Jancovich）批评莫利将全部注意力放在家庭语境中，完全忽视了其他解码因素：
因为没有检验家庭成员对特定节目可能做出的解码，莫利无法研究家庭角色如何被文本内容所建构。另一方面，由于没有考察媒体机构在生产媒体内容时所起的作用，他忽视了更宏观的宰制框架，而这个框架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受众在家庭环境中理解媒体文本的方式。对此，莫利予以反击：我并不是想要放弃《全国新闻》研究中的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通过阶级、教育和意识形态来分析受众反应的结构。相反，我的想法是：现在有必要将这些家户结构的社会学层面并入到那个更大范围的框架中去。瑞典德隆大学传播学者彼得·达尔格伦肯定了莫利的研究成果，并指出了这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莫利将观看活动置于家庭背景中，但值得指出的是，‘家庭’并不仅仅在英国社会中有很大的差异，它的整体轮廓在近几十年中有明显的变化。”随后，彼得·达尔格伦就这一问题提出建议：“莫利的第一语境还可以进一步语境化，进一步被置于历史发展过程中”。
通过从《全国新闻》到“家庭电视”研究的转向，莫利逐渐脱离了霍尔模式的影响，从文本研究转向了真正意义上的受众研究。莫利通过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深入受众日常的收视语境——家庭中，研究受众对各类电视节目的看法及其收视方式。这一转向标志着文化研究学派的受众研究进入了新时期。
民族志的受众研究方法有助于了解受众的真实收视情况，解决量化研究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但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对民族志研究方法的质疑，如调查对象的普遍性问题和调查人员的主观性问题。这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研究人员，如何克服这两方面的局限，更好地进行民族志受众研究，仍有待研究方法的进一步突破。
第三节多样性解读的受众研究的贡献
莫利、布朗斯顿和霍布森等人的研究成果验证并超越了早期霍尔的编码和解码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证明了受众解读方式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通过对民族志研究方法的使用，在实践中对该方法进行了检验和验证。研究中，伯明翰学派的成员重点关注了女性受众的收视状况，如莫利对“家庭电视”的调查研究、霍布森对肥皂剧《十字路口》和广播剧的女性受众的关注，其研究成果对世界女权主义受众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资料，对世界女权主义运动起到了促动作用。
一、对霍尔编码/解码模式的超越
《全国新闻》的受众研究代表着对霍尔编码/解码模式的超越。
在编码/解码模式中，霍尔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解码模式，从而将受众的解码过程与受众的生存语境结合在一起。这一理论为受众研究打开了新空间。同时，霍尔指出，尽管文本在编码过程中被意识形态赋予了“优先意义”，但是这并不能确保受众一定会接受这种“优先意义”；相反，在协商性解读和对抗性解读中，受众将自己的教育背景、社会地位等因素带入解读过程中，通过不同的解读模式创造出不同的意义。
为了验证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莫利首先对《全国新闻》的电视节目进行了文本分析，其次对《全国新闻》的受众进行了小组访谈。
研究发现，节目文本中的确存在着经意识形态编码的“优先意义”，这种意义引导着受众进行“倾向性解读”；另一方面，受众的教育程度、所属群体、种族和阶级等因素的确影响着受众的解读方式。
莫利提出的观点曾经招致了许多误解。例如，菲斯克指出，“莫利发现，霍尔追随帕金，过多地强调阶级在生产不同解读时所起的作用，过低地估计了解读决定因素的多样性”。对此，莫利辩解道，过分强调阶级地位与解码模式的是弗兰克·帕金（Frank Parkin），而不是霍尔；相反，霍尔在《编码/解码》中竭力避免这方面的错误。事实上，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的确源自帕金的观点。帕金在其《阶级不平等与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社会成员对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接受与拒绝和其所属的阶级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社会成员在接受媒介信息时会表现出阶级差异。霍尔扩充了帕金的模式，但没有指明阶级地位是造成不同解码的唯一原因。的确，莫利的研究以霍尔模型为基础，并想要扩展这个模型，企图表明受众对电视节目进行解读的可能性远远超出了霍尔模型所覆盖的范围。莫利还反驳了特纳等人所提出的观点。他们认为，莫利和霍尔一样，犯了“机械的社会决定论”或“阶级决定论”的错误。然而，莫利和霍尔都没有提出过“阶级决定论”的观点，但是在受众的解码过程中，“人们所处的结构性位置可能会限定人们所获取的文化符码，而获得文化符码的难易程度可能又会影响解码的模式”。莫利的研究之所以会引起这样或那样的误解，就在于他的研究成果没能提供清晰的、明确的数据支持自己的观点，也没有系统地展现受众群体的解码模式与社会地位之间的联系。
莫利在总结自己对《全国新闻》的研究时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属于同一阶级的学生、学徒工和工会成员由于教育程度、文化素质的不同，他们的解码模式也不尽相同，因此，社会地位和阶级构成并不能直接影响受众的解读，造成不同的解读模式。然而，莫利的这一结论遭到了金（Sujeong Kim）的质疑。金对莫利对《全国新闻》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再次考察。通过大量的分析后，金在论文《重读戴维·莫利的“全国新闻”的受众》（Rereading David Morleys the‘Nationwide’Audience）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尽管莫利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然而在《全国新闻》的受众研究过程中，莫利等人证实了受众的社会地位（阶级、性别、种族、年龄等）决定了受众的解读方式出现相似的可能性。这一分析重新肯定了阶级因素在解读中所起到的作用。
上述分析表明，莫利的研究继承了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并对这种模式进行了验证和扩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霍尔详细描述了节目的制作过程以及意识形态是怎样作用于电视节目的，同样莫利在研究中也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详细研究了《全国新闻》中的两个节目片段。他们的这种分析方法都与伯明翰学派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的文本分析方法有直接的关联。尽管如此，二者的侧重点并不完全相同，用菲斯克的话说，“霍尔关注的是观众解码文本的方式，落脚点依然是文本。而莫利关注的是电视观众欣赏这一社会过程本身”。其次，二者对受众的解读模式的差异与受众的社会地位有关都予以肯定。霍尔首先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解读模式，然而并没有对其进行验证；莫利将这种模式通过实证方法进行验证，并做了扩充，证明了受众的解读模式与受众的阶级、性别、职业、年龄、种族等之间的关联；因此，二者都强调了文本的重要性，同时又对受众的解读模式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如果说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打开了受众研究的大门，开创了受众分析的先河，那么莫利的研究才真正代表着受众研究的新阶段，代表着伯明翰学派的媒介文本研究转向对生活情境的媒介消费研究。
二、对民族志研究方法的验证
伯明翰学派对民族志研究方法的使用逐渐成熟。民族志一词源于英文ethnography。这个词由两部分组成，其中ethno的含义为“民族、族群、文化群体”，graphy指的是“绘图、画像”的意思。因此，从该词的字面意义来分析，应是“对一个文化族群的生活方式的描述”。
民族志在传统上属于人类学研究的范畴。一般说来，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方式有三种：数量研究（以大规模调查为基础）、质量研究（通过访谈、讨论的方式）和参与观察（与研究对象一起生活）。伯明翰学派的民族志研究主要采用了质量研究与参与观察的方法，通过参与、观察、访问等手段，搜集资料，进行记录、整理，进而进行分析和评价。
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将这种方法用于受众研究中，如莫利、布朗斯顿、霍布森在对《全国新闻》、《十字路口》等节目的研究。
其实，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曾采纳民族志研究方法。早在20世纪50年代，霍加特在描写30年代时期充满活力的工人阶级生活和50年代的大众娱乐对文化造成的威胁时，通过对工人阶级生活场景的描述表达了作者对30年代工人阶级生活和工人阶级文化的向往以及对50年代大众文化和娱乐文化的批判。这部带有自传色彩的《文化的用途》就源于霍加特本人的生活经历。伯明翰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威利斯为了完成代表作《学习劳动》（Learning to labor：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1977），花费了几年的时间，关注工人阶级青少年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在70年代后期，伯明翰学派把民族志应用到媒介研究和受众研究中，其中最成功的应属莫利对《全国新闻》和“家庭电视”的研究。
（一）莫利对民族志方法的应用经历了从研究室到家庭的转移，标志着民族志研究的进步和发展
在1975年到1979年间，莫利等人对《全国新闻》节目及其受众进行了长期的跟踪调查和研究。为了考察不同受众对同一节目的解读方式，同时为了检验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研究人员挑选了有着不同教育背景、文化背景、社会背景和来自不同区域的二百多人，把他们分为不同的小组，然后让他们集中观看了两期《全国新闻》节目，并对这些人进行了访谈，把访谈结果通过录像的方式记录下来，最后对该记录进行分析和总结。其研究结果集中体现在《掖全国新闻业的受众》中。
随后，作为对《全国新闻》研究的继续，莫利等人进行了对“家庭电视”的受众研究。莫利认为：
只有在家庭休闲行为的整体语境中，才能够理解变化多端的电视收视类型。先前这方面的研究，过分狭窄地局限于相关问题中的一方，而这两方面实际上应当被放到一起来考虑：观众如何理解他们看到的素材，以及在收看电视过程中所涉及的社会（主要是家庭）关系。因此，莫利等人在伦敦南部地区选取了社会地位不同的家庭作为样本，通过对每个家庭进行分别采访，并与父母和孩子们一起讨论，来了解受众在家庭语境中的收视状况。
通过上述对莫利受众研究的简要回顾，可以看出莫利在民族志方法应用中存在着访谈方式、访谈地点、访谈内容等几方面的变化。
在《全国新闻》中，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了焦点访谈和小组访谈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