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多多和女人们胡闹，就把脸色一沉，对多多：
（字幕）“阿多！空手看野景么？阿四在后面收拾蚕房，快去帮他。”
老通宝用火红的眼睛盯住阿多，看他进屋子去了。
老通宝掮着蚕台从家里出来，将蚕台放在溪边。
老通宝由溪边回来站在廊下，望着屋里挂在竹竿上的三张蚕种。
（特写）三张蚕种：一张改良种，两张余杭种。
在廊下糊“蚕箪”的四大娘。一张鹅黄的桑皮纸，糊得很平贴；然后又照品字式糊三张小小的花纸——中央一张是“聚宝盆”，另外两张是手执尖角旗的骑马的“蚕花太子”。
蚕箪的特写。
老通宝走近四大娘身边，气喘喘地：
（字幕）“四大娘！你爸爸作中人借来的三十块钱，只买了二十担叶，将来吃完了，又怎么办？”
四大娘将糊好了的蚕箪晒在太阳里，生气似的：
（字幕）“现在就着急买叶，象去年一般的多下来又怎么办？”
（特写）老通宝听到“去年”两字，把脸一板：
（字幕）“什么话？你倒先发利市！自家地上不到二十担叶，能养三张纸的蚕吗？”
四大娘气愤愤地站起来，满脸反抗的神气。
（字幕）“噢，总是你的不错！我只晓得有米烧饭，没米饿肚！”
老通宝气紫了面孔，要发话，又忍住。（淡出）
（字幕）几天之后。
（淡入，特写）旧式历本。老通宝手指指在“三月二十六日”这一天上；下面，两个木刻的黑地白字：“谷雨”。
（退后至中景）戴着老花眼镜的老通宝；在洋灯下做针线的四大娘；阿四正拿了蚕纸在灯光下看。
（特写）黑芝麻似的细蚕子，没有一点孵化的征兆。
多多望着蚕纸。四大娘放下针线，对阿四说：
（字幕）“六宝家快要窝种了。他们看的是洋种。”
多多站起身来，随口道：
（字幕）“今天荷花说，她家昨天已经窝了。”
（特写）老通宝听见荷花两个字，就把眼睛一睁，合拢历本，指着多多骂道：
（字幕）“那女人是晦气星，谁惹了她就得败家，下次再和她开口，我就告你忤逆。”
四大娘禁不住笑了出来；多多满不在乎地跟着笑。（淡出）
（字幕）瞧！他们怀抱了十分希望和恐惧，来准备春蚕的决战！
（淡入）六宝家正在稻草做的“切叶板”上细细地切叶。
阿土家正在向“蚕花太子”焚香祷告。
荷花家。根生将叶理成一叠；荷花踮起脚尖将蚕箄放到蚕台上去。
老通宝家。四大娘将蚕纸用“肚兜”包好，缚在贴身小衫上。
（溶入）老通宝左手拿了一个大蒜头，将右手的一些烂泥涂上。
（特写）涂了泥的大蒜头。
（镜头退至中景）老通宝的手索索地抖着。虔敬的表情。
（全景）老通宝手拿涂泥大蒜头，手索索抖着，虔诚的走到蚕房的墙脚边，放下；嘴唇象默祷一般地动着。
老通宝家灶房
（字幕）在期待和紧张中过了三天。
四大娘心神不定地正在烧饭，时时看着饭锅上有没有热气冲出来；老通宝拿出预先买了的香烛，点起来，恭敬地放在灶君神位前面；阿四从外面采了一把野花回来；小宝帮着将灯草剪成细末。
（特写）小宝将灯草末和揉碎了的野花混在一起。
只有多多站在旁边张着嘴笑。
（特写）饭锅上水蒸气直喷！
四大娘立刻跳起来，把“蚕花”和鹅毛插在发髻上，往蚕房去。老通宝从柱上拿下秤杆，跟在后面。
老通宝家内连蚕房
（溶入）老通宝拿着秤杆；阿四拿了野花片和灯芯末；四大娘揭开了“蚕纸”，从阿四手里拿过野花和灯芯末，撒在上面，又接过老通宝手里的秤杆，将蚕纸挽在秤杆上，于是拔下发髻上的鹅毛，在蚕纸上轻轻的拂。
（特写）鹅毛将花片、灯芯、“乌娘”一起拂到蚕箪里，又轻轻地将这些拂成小小的一堆。
喂叶，将拂好的一箪放在蚕台上，又拂第二张。
（字幕）这是一种千百年来相传的仪式！今后一个月，他们便要整日整夜地和恶劣的天气以及不可预测的运命进行搏斗。
（特写）蚕箪上的乌娘，正在蠕动。
（中景）老通宝和四大娘放心地透了口气；阿四将理好的叶子交给四大娘；老通宝悄悄走到墙边，将那“预兆命运”的大蒜头拿起来看。
（特写）大蒜头上只有两三茎叶。
（特写）他的脸色立刻变了！
（选自《五四以来电影剧本选集》（上），中国电影出版社1959年出版）
作品导读
在中国现当代剧作家中，夏衍对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有着与众不同的热情。《祝福》、《林家铺子》、《憩园》、《二月》等小说，都是经由他之手而呈现于大银幕。至于何种作品适宜于改编，夏衍有自己的一套见解：“要有好的思想内容，作品对广大观众有教育意义，这是先决条件”；“要有比较完整紧凑的情节，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即有矛盾、有斗争、有结局”；“要有几个（至少一个）性格鲜明、有个性特征的人物”。他认为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没有好的内容，剧本就没有灵魂；如果仅有情节而缺乏性格鲜明的人物，“那么片子拍出来，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部所谓‘情节戏’，不仅容易概念化，而且不能感人”。（夏衍《改编问题答客问》）
基于这种一以贯之的理念，茅盾的小说《春蚕》刚发表不久，便引起了夏衍改编的兴趣。原著通过老通宝一家养蚕破产、丰收成灾的悲惨遭遇，反映了内外交困中农村日渐凋敝的严峻局面，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夏衍的改编既做到了忠实于原作，同时又按照电影艺术表现上的特殊要求，恰到好处地作了必要的改动和发挥。例如剧本开头的“序曲”，用一组画面和统计数字，点出了当时丝绸工业出现危机的原因和现状，预示了老通宝家的悲剧故事难以避免。而为了突出老通宝固执、迷信的性格，剧本反复运用他以大蒜头占卜吉凶的典型细节，使人物的形象更加立体丰满。为了与原著沉郁的风格相一致，夏衍还尝试使用了“非戏剧化”的手段，淡化情节线索，以近似纪录片的写实手法，表现了蚕农修蚕台、糊蚕单、窝种、育蚕花等劳动过程。在忠实于生活和原著的准则下，整部影片处理得朴实无华、真切感人。
1933年，明星影业公司将夏衍改编的《春蚕》拍成影片，由程步高担任导演。这是新文学作品首次登上大银幕，尽管在票房上不算成功，但引起当时文艺界的普遍重视，被赞许为“制作者大胆的、进取的一种尝试”、“在电影界里，这样的题材根本不曾有过”。同在上海的鲁迅也以《春蚕》为例，表扬国产电影终于在洋片的垄断中“挣扎起来”，取得了可喜的进步。（鲁迅《电影的教训》）
而1933年也是左翼电影走向繁盛的一年，《铁板红泪录》（阳翰笙编剧）、《女性的呐喊》（沈西苓编导）、《压迫》（洪深编剧）、《香草美人》（马文源改编）、《三个摩登女性》（田汉编剧）、《都会的早晨》（蔡楚生编导）和夏衍编剧的《狂流》、《上海二十四小时》、《脂粉市场》、《前程》等剧本，都在这一年摄制完成。这些影片大多直面社会，在内容上“尽量利用大众的真生活”，形式上则强调“多动作，少对白”，镜头语言简洁明快，使之前被商业电影左右的影坛，一时充盈着真实而新鲜的时代气息。在新文化人的参与之下，电影终于和小说、戏剧等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承担起了“救世”和“启蒙”的社会功能。
拓展阅读
程季华主编：《夏衍电影文集》，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
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2005年。
（颜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