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初，四川省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办了一次“地域文化与电视品牌建设”理论研讨会，几十位来自四川省电视行业和文化艺术界的同仁们在会上就如何在电视节目制作、栏目创办、频道打造中，将品牌建设和地域文化有机结合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我应邀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一个发言。我这个被认为是“对当前电视节目假地域文化之名，走低级庸俗之路风气盛行，进行了尖锐质疑”的发言，实际上是围绕品位与品牌的关系问题展开的。现在，我将这个题名为《地域文化与电视品牌建设的几点困惑》的发言要点复述于下：
省台和城市台立足地域文化创造电视品牌的思路，产生了一定成效。但在多元共生的文化时代，地域文化与电视品牌建设仍然面临一些问题。这里，我把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一些困惑提出来，向各位求教。
1.如何理解巴蜀文化的精神
对于巴蜀文化的理解，不能够离开传统文化。我理解，巴蜀文化精神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内容：
首先是“尚文”。即对文化知识和文化传统以及文章辞采的尊崇。从司马相如开始，蜀国出才子，重要特征是推崇文化，文采飞扬，这是一个传统，也是巴蜀文化的精神。
二是“崇艺”。即对精湛的工艺十分推崇，讲究工艺上的精美。如川酒、川菜、蜀锦、蜀绣乃至三星堆青铜器，四川人推崇精美的工艺，这是传统。
三是厚生。指对个体生命和民俗非常尊重。这不同于北方文化，也不完全等同于孔孟之道，与传统儒学相比较，四川人更推崇个性。
四是“包容”。巴蜀文化是多民族共生、共创的文化，是开放性、复合型的文化。
因此，我们应该追求尚文、崇艺、厚生、包容的艺术，不能片面理解地域文化。巴蜀文化不等于“麻辣烫”，“麻辣烫”只是四川市井文化的风格之一，不能以市井文化代替巴蜀文化。巴蜀文化在整体上的特征之一是大雅若俗，雅俗共赏。如果仅仅理解为巴蜀文化就是搞笑，就是“麻辣烫”，那是肤浅的，这种理解只能使人“精神矮化”。
2.是“娱乐至死”，还是“寓教于乐”
这个问题还可以这样提：观众是上帝，还是观众需要引导？我们知道艺术有审美认识作用，有审美教育作用，有审美娱乐作用。审美教育作用是通过以情感人、潜移默化、寓教于乐来实现的。不是耳提面命，更重要的是寓教于乐。我个人认为没有纯粹的娱乐，但有健康和不健康的娱乐，因此寓教于乐这是一个规律。问题在于怎么把你的观念、你的倾向非常艺术地、非常美地、非常自然地融入到你的作品里面？这样，作品才能以情感人，才能潜移默化。我觉得，现在存在一种泛娱乐化现象，泛娱乐化的最大问题是使思想失重。一个民族没有思想是可怕的，但是我们现在很多节目不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个人与个人之间是平等的，但是，人的精神是有等级的，是分品位的，娱乐是分层次的。《乐记》里说，“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小人乐得其欲”，就是纯粹的感官刺激，这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提法虽然不准确，但是区分精神等级是应该的，所以，我的观点很明白，我不同意“唯收视率”论，收视率至上，是自我取消，自我化解，自我推卸。
3.地方和地域文化是不是就等于方言
现在，四川方言剧非常多，重庆开头，成都跟上。方言剧里面，有个别是好的，优秀的，其中，《山城棒棒军》最好。为什么？它写了人，人的心灵世界，人性。它的那种平民意识，尤其值得尊重。我们很多方言剧里面缺乏平民意识。现在，真正的中产阶级并没有在中国形成，现实生活中，大量的还是平民，我们不能没有平民意识。但平民意识并非只有靠方言才能传达。方言肯定不等于地域文化，它只是地域文化的标志之一，地域文化还有其他很多标志。因此，我们说立足地域文化来打造我们的品牌，不等于方言就是唯一出路。从另一方面说，完全用方言，大部分节目用方言，也不利于普通话的推广。我们毕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川省，如果你认为四川省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可以在四川推广“四川普通话”，既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我们还要根据全民族需要推广普通话。这是我们的责任。
4.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能不能代表一个时代的审美精神
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市民阶层是我们国家普通百姓里面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群体。在历史上，尤其是在宋代和明代，市民这个文化素养比贵族文化低，社会见识比山野农民广的社会阶层，在相伴着都市经济成长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阶层性审美意识，对中国社会生活产生过巨大影响。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市民阶层也有它的局限性，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些局限性更显得突出。这表现在它的狭隘、低俗、肤浅和短视，对这一点不要回避。因为经济地位的存在，决定它的思想意识。我觉得市民文化需要加以提升。莎士比亚和曹雪芹是这方面的楷模。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在意识上、语言上都对市民文化进行了提升。曹雪芹也一样，《红楼梦》之所以高，很重要的一点，是他用他的文化观念提升了市民文化。他用的是中国章回体小说的叙事模式，但是他对传统章回体小说进行了根本的改造，从语言到思想。它高于《金瓶梅》，就高在这里。我始终认为，《红楼梦》才称得上是精品，这是因为他对市民文化进行了整体改造和提升。我们现在缺乏这种提升。
5.娱乐节目是否应当有普世价值观
所谓普世价值观，是人类文明的核心。它是人类在长期进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准则，以及由这些准则所规定的基本制度。人类的普世价值是关系到人类福祉的具体的行动准则。自由、公正、民主、和谐、平等这样一些制度范畴和观念范畴的东西，不仅是人类获取自尊、独立和富裕的手段，同时也是人类精神福利的组成部分。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都是很重要的。眼下，一些旧体制和旧路线的捍卫者，站在极左的立场上企图否定、批判人类永恒的普世价值，显得徒劳而可笑。我们现在有一些节目，因为“娱乐至死”，不考虑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问题，陶醉在低级趣味中而不自觉。这些节目要么关注很细微的东西，要么就没有自己的观念，没有正确的价值观。我看了某电视台的一个节目，讲一个皮肤涂得漆黑的姑娘，调侃她，讲了一些笑话。我觉得拿这个开涮不好。美国政府都不主张搞种族歧视，我们还拿黑人开涮，说明制作人没有这个观念。有的是好玩，好玩就是一切吗？过去有一句话：“吃和睡是猪的生活，难道加上穿和玩就是人的生活吗？”雷锋说的，这个话到今天来看也是正确的。不能没有普世价值观念。所以，我觉得包括娱乐节目在内，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邪恶的？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非正义的？这些起码的东西要有。我接触一些青年学生，他回答问题，对很简单的事实缺乏是非判断，因为他脑子里没有、脑子里面全是娱乐，我觉得这是可怕的，作为一个民族的未来是可怕的。纯娱乐要不要？要，但是一定要有度。所有的节目都搞成娱乐，结果就是培养“空心人”，没有脑子，不考虑其他问题，除了吃喝拉撒。
6.“后现代主义”理论对电视文化的解读是否是唯一正确的解读
我觉得我们搞影视和文化的人，都应该接触了解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因为在全球化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我们不了解后现代文化，很难把握我们的娱乐节目和我们的所有电视栏目。作为一种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精英主义、高雅文化的反抗，后现代主义表明了“一种新的平面性或无深度性，一种最字面意义的表层的出现。”这段话是美国杜克大学教授杰姆逊（又名詹明信）1985年在北京大学讲的。他的关于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讲话，是最早对中国产生影响的。所谓后现代主义可以归纳成这样几点：不确定性，零散性，非原则化，无深度性，不可表现性，反讽等等……因为后现代主义把内容搁置起来，不考虑内容，不寻求意义，就是一些图像，一些片断，一些叙述放在一起，就行了。后现代主义文化出现是对应着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的，有它的合理性，我们把这个理论引进来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忽略我们的现状。对于后现代主义的一些观点，不是所有人都赞成，包括美国人也不都这样看。美国的道格拉斯·凯尔纳，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他认为“假如声称电视设施本身无情地破坏了意义，使能指破坏而无所指，成了一种平面的、单向度的超级空间（无深度、无影响和意义）的话，那就言过其实了。因而，我不同意后现代的这种看法，即文化成了纯粹的无指涉、无内容和无影响的图像，成了纯粹的噪音。相反，我认为，电视以及其他媒体文化的形式在构建当代的认同性和塑造思想、行为等方面起了关键作用。”我觉得他讲得有道理，他是美国人，处在后现代主义文化当中，他是这样看。所以，我们不宜用后现代文化来为我们娱乐节目的“空心化”做支撑。
总的说来，我觉得娱乐节目以巴蜀地域文化为依托，创建开发电视品牌，思路非常好。关键在于把握度，关键在于要雅俗共赏，关键在于我们不要忘记媒体的责任。媒体不是观众的追逐者，而是应该引领观众，你要引导。文化是需要引导的，精神是分层面的。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这种纯粹娱乐，比较通俗，甚至低俗，满足于这样，这就是一切，我们的文化怎么提高人的素质呢？那样的话，我们的电视台可以取消了，没有必要存在了。有一位现代西方学者赫胥黎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琐杂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也就在劫难逃。这话是他在一本名为《美丽新世界》的专著中说的。在西方，在东方，都有一些类似的情况：人们一方面只关心生活的外部，忽视人的内心；另一方面，把人封闭在一个狭隘的世俗范围内，使现代人陷入精神贫乏的漩涡。我觉得赫胥黎的提醒或警告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这是过来人跟我们说的话，美国、欧洲他们走过我们这个阶段，他们知道这个历史过程里面哪里是激流，哪里是漩涡，哪里是浪阔滩平的地方。他们的想法，值得我们借鉴。
以上发言，虽然没有一个字提到品位，但几乎每一个问题的实质都涉及品位——品牌取决于品位，品位影响品牌。这里，我还想就发言中提到的方言电视剧《山城棒棒军》再说几句。《山城棒棒军》是一部高品位的四川方言电视剧。这种高品位主要体现在它的浓烈的平民意识和价值观念上。当代中国农民工的富贵梦幻与城市困境，是最能代表中国广大平民的生存状态的现实场景。《山城棒棒军》深情关注一群进入城市当挑夫的“棒棒”，把处于当代社会底层的“棒棒”们的谋生之旅，细腻、生动、准确地推到广大观众眼前。从梅老坎、毛子的淳朴里，你能体验到一种感同身受的现代悲悯，从老教授和孟小渝的友情里，你能体验到一种尊重生命的平等观念，从进城的农村姑娘余芳的经历中，你能感受到一种生机勃勃的平民的生存智慧。……此刻的编导，绝不是站在“棒棒”队伍之外作冷静的旁观，而是跻身“棒棒”生活之中，作热忱的交流。
在他们眼里，不仅他们自己的幸福，而且其他人的幸福以及全人类社会的幸福，都与他们有关。在人与人的关系日益疏远的今天，在人们日渐普遍地面临精神被肉体和物质所征服的危险的今天，在人们日渐放弃并嘲笑理想转而推崇实惠的今天，《山城棒棒军》满腔赤诚地关注城市中农民工的生存困境，肯定并讴歌有价值的生命，帮助和救援弱势人群，实际上是在寻找失去了的精神文化，是在寻找失去了的艺术良心，是在寻找丢失了的心灵源泉——爱与悲悯。以喜剧手法成功塑造了一群农民工的正面形象，是《山城棒棒军》对方言电视剧的突出贡献。梅老坎、毛子们的生活是贫苦的，但是，他们的生活哲学却并不悲观。他们信奉的新的生活哲学，阳光一般映照在这部电视剧的每一个细部。他们是生活的主人，他们努力用自己的双手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他们深信凭自己的诚实劳动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他们宁可失去饭碗，也不失去做人的尊严。他们用善良的自信、自尊，拌和着聪明的调侃、自嘲，自弹自唱自咏叹。这是一曲顽强昂扬的生命之歌。正因为他顽强而又昂扬，所以他坦然，他乐观。这就是《山城棒棒军》用喜剧手法塑造梅老坎、蛮牛、江疯子这些可敬可爱的“棒棒”的哲学基础。这一切，决定了这部作品的品位，正是这种高品位，使《山城棒棒军》成为了重庆电视台乃至整个面南电视界的一个久映不衰的著名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