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事是什么到怎样讲故事，我们已经就广播影视剧创作中的主要环节与关键问题发表了一些个人意见。然而，这些意见所涉及的，基本上是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还有两个非技术层面的问题需要探讨，那就是关于品位问题与想象力问题。这两个问题，都与我国当下的广播影视剧创作状况有关。
品位与境界
必须承认，所有的艺术，无论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还是艺术现象，都有品位的区分。因此，有人主张“品位是一种筛选价值的活动”。品，在古代和现代汉语中，有标准和等级的含义。现代概念中，指矿石（如铜、铁矿石）中所含有的有效成分的百分比含量。早在中国古代艺术理论中，品位就是一种衡量标准。唐代朱景玄在他的《唐朝名画录》（又名《唐朝画断》或《名贤画录》）中，将唐代120多位画家分成“神、妙、能、逸”四品排列。宋人邓椿在《画继》中也谈到，“自昔鉴赏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三名之外，更增逸品。……乃以逸为先，神、妙、能次之”。
然而，历史走到今天，品位的区分却受到了全球消费主义和大众传媒的严峻挑战。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在大众传媒的诱导下，人们的生活和精神出现了有利于操纵的标准化和统一化，使人们逐渐抛弃了超越物质享受的价值观念，丢弃一度拥有的或追求的创造性和个体性，走向迎合潮流、惟新是求地趋向‘时尚’之途。”在这种潮流的冲击下，包括部分影视界的从业人员也渐渐将品位这个概念抛在脑后了。
必须重申：所有的艺术，无论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还是艺术现象，都有品位的区分。在今天，强调艺术的特别是电视艺术的品位，显得尤其重要。
作为一种对于艺术作品的衡量标准，品位指的是艺术作品中的艺术含量，精神含量，真、善、美的含量。这种含量不能量化，似乎很抽象，其实它是相当具体的。细察历代有影响的作家、批评家们的言论，不难发现，他们在评价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作家作品时，都是有品位的区分的。虽然，他们并不一定明确地提出“品位”这个概念。仅以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的天才诗人普希金为例，他在谈到文学作品的道德与不道德时指出：“不道德的作品就是那些将动摇社会幸福或人类尊严所依存之法则作为目标和影响的作品。以色情描写刺激想象力为目的的诗篇，有捐于诗歌的尊严，把它的玉液琼浆变成了一种富于刺激性的混合剂，把缪斯变成了令人厌恶的卡尼狄亚。”引文中的卡尼狄亚，是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讽刺诗集》和《长短句》中的害人女巫的名字。显然，在普希金的心目中，这一类的作品是属于品位低下甚至没有品位之列的。著名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在他的《文学的幻想》这篇长文的开头，就鲜明地提出：当下俄罗斯文坛上被漫无节度地吹捧的作家，如一味迎合低级趣味、或作些庸俗的道德说教的库柯尔尼克、布尔加林、格列奇等人，与当年的普希金、克雷洛夫、果戈理等人比起来，“多大的差别！”这些人“互相标榜、互称对方为天才，大声疾呼，好让大家快买他们的书。”“从库柯尔尼克到普希金，遥远如天上的星星！”这里，别林斯基实际上也区分了作品品位的高下，他所说的差别，无疑是作品的艺术含量、精神含量、真善美含量的差别。
品位由含量的差别来决定，含量的差别又由什么来决定呢？由作家艺术家的境界来决定。
说到作家艺术家的境界，似乎是一个老而又老的话题了。但是，时至今日，在艺术上、精神上真正达到高境界的作家艺术家并不多。
境界一词，在古代和现代，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意思属于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指诗、画艺术中一种情景交融、意味深长的艺术化境。其中包括美的自然景色（如峨眉金顶、九寨沟等）的自然美的境界，个体的人在道德、学问的自我完善过程中所进入的高层次精神（如王国维所说的“昨夜西风调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三境界）的社会美的境界。另一个意思属于佛学范畴，其中包括宗教幻想中的天国或西方极乐世界；或指佛学造诣或修养所达到的高层次精神世界。将上述意思综合起来，并上升到哲学层面上看，境界是浓缩和结合一个人的过去、现在、未来而成的一种思维导向，或者说，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每个人所特有的待人处世的导向，称为境界。
各种人所受到的不同的有限性的束缚对他的境界产生影响。要提升作品的品位，根本的就是要提高作家、艺术家的境界，也就是要突破人的有限性的束缚。提高自身的境界，是摆在所有广播影视剧创作者面前的一个看不见的任务。
具体的说，要提高境界，大致有四条途径可寻。
一、不忘终极关怀。所谓终极关怀，就是对终极性问题的关怀。人总是在追寻他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总是在追问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比如：我为什么会在这里？事物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人类的未来是什么、是怎样的？在所有这些问题的后面存在的究竟是什么？再比如：世界上所有现象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是完美的，还是不完美的？还有痛苦的问题，超越的问题，等等。对于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来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作家艺术家的个人创作，实在是小事情。但是，作家艺术家本人绝不能因为是小事情，就不考虑大问题。要想大问题，做小事情，不能因小失大。在艺术上讲，终极关怀就是人们常说的诗意关怀，一种对真、善、美的关怀，一种充满真、善、美的关怀，归根结底是一种人性的关怀。这里面包含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人的悲悯、宽容，人的有所畏惧、有所爱。佛教的《大悲咒》讲普渡慈航，儒家讲仁者爱人，黑格尔讲哲学代表人类理性的最高形式，艺术代表人类感性的最高形式，核心都是一种大关怀，即终极关怀。
二、不忘底层社会。任何社会都有一些人生活在中层、上层，而相当多数的人则生活在底层。今天中国的底层主要是农民、城市贫民。从长远上、根本上说，一个民族根基并不在上层的少数精英，而在底层的普通老百姓。就眼下的中国而言，底层社会是整个社会的主体。关注底层社会，就是关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
关注底层社会，一直是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一种传统，无论是左翼文学作家，自由主义作家，还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实在不同程度上都关注过或始终关注着底层社会，作家的良知要求他们这样做，他们也这样做了。当今的广播影视剧作家应当继承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传统，向五四时期的优秀作家们学习，不仅仅是为老百姓写作，而且是作为老百姓的一员来写作。然而，遗憾的是，在当今中国影视界，真正不忘底层社会，以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和心态从事写作的人实在不多。有些人越来越成为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构成部分，自觉不自觉地自外于底层社会，并以中产阶级的姿态和语气轻蔑地认定底层老百姓是社会发展的包袱，主张将他们忽略、牺牲、抛弃。这些人越来越多地关注自己个人生活、内心世界和兴趣爱好，关注利益共享，关注自身的强势文化地位，他们所代表的，实际上早已不是底层社会的而是少数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三、保持审美距离。要与纷纭繁复的现实生活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生活非常复杂，看去平静得像镜面似的水下时常有翻腾的暗流。真正优秀的作家艺术家往往是紧盯生活，而不是紧跟生活；他们既贴近生活，又与生活保持距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社会复杂，人的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都是相对的、暂时的；政治范畴和经济范畴的东西都是多变的、非恒定性的，只有人性不变。因此，广播影视剧作者要更多地观察、体验永恒的人性的东西。要想写出艺术品，就要与现实生活保持审美距离。
青年评论家谢友顺在与作家贾平凹的一次对话中谈到，“作家的价值，多数的时候并非体现在他和时代的一致性，而恰恰是体现在他和时代的差异性上，他的写作往往是错位的。”“凡是跟时代的要求比较一致的作家，就会产生一种如你（指贾平凹—引者注）所说的赞叹文学、歌颂文学，但这种文学往往很难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倒是那些悲剧性的作品，那种悲观、郁闷甚至绝望性的精神徘徊，反而能打动我们。”“对于真正的作家来说，被时代误解并不可怕，被时代欢迎才要警惕。”这些话说得相当深刻。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四、保持清醒头脑。要在瞬息万变的历史潮流中保持清醒头脑。一切有良知、有热情的作家艺术家特别是广播影视剧作家，都是站在时代潮流最前端的人。越是站在潮流前端，越要保持清醒头脑。只有头脑清醒的人，才有可能具备优秀的作家艺术家所应当具备的思想力量。而缺乏思想力量的作品，必然缺乏精神向度和精神穿透力。
在对时代潮流的认识方面，人称“吴市场”、“吴法治”的吴敬琏先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这位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坚持市场经济取向的著名经济学家，最近在总结和反思我国30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时，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意见，显示了一个清醒的改革者的思想风貌，值得作家艺术家们借鉴。比如，他尖锐地指出：“在讲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目前我国存在的种种社会弊病和偏差，从根本上说，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易活动的压制和控制，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的基础。”“根本的出路是在努力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同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吴敬琏早就说过，有两种市场经济，一种是好的市场经济，即法治市场经济，一种是坏的市场经济，即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亲朋好友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针对我国现状，他最近又提出了我国社会始终存在一个“向那里去”的选择问题：“或者是限制行政权力，走向宪政民主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制度；或者是沿着重商主义政府干预的方向，走向权贵资本主义（或称官僚资本主义、官家资本主义）的歧途。”“在中国的转型期中两方面的因素都存在，两种前途都是可能的，我们既不能消极悲观，更不能盲目乐观。”清醒的认识，源于冷静的理性。
品位与品牌
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我国文化界尤其是电视界越来越重视电视产业的经济效益，越来越重视媒体与媒体之间对受众和市场份额的争夺，越来越重视彼此之间的电视节目品牌的竞争。这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而产生的必然现象。从总体上看，这是一件有利于电视传媒产业发展的好事情。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在提高电视收视率与提升节目的文化美学内涵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简言之，在文化界尤其是电视界，的确存在如何把握品位与品牌的关系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