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与“资本”分立的一个创议
胜利在望，宪制有期，单取“言论出版自由”和“改善检查制度”的呼声，因之又重新引起了各方注意。我十分确信这种呼声，在战事结束以后，一定会收到预期的效果，目前所急当缜密研讨的，乃是与上项呼声最有密切关联的中国新闻事业，一旦跟着时代前进，挣脱了一切束缚，是否继此以往，就真能善用其代表舆论的机构，使老百姓的意见，经此机构，充分发布？据我个人推断，假使我们事先没有准备一个良好满意的新制度，而仅抄袭英美式的“言论出版自由”，则其结果，将只是资本家或政党的言论自由，真正最大多数的老百姓，仍必有冤无处诉，有话无处说。此其原因，即办报要钱，今后步入科学化工业化时代，办报更要最多的钱。最大多数的老百姓，当然不能人人有钱办报，有钱办报的，仅是少数资本家，或是有资本家做后台的政党，他们以报馆为维护本身权益的利器，当老百姓权益与他们本身权益冲突的时候，试问有何方法，能使他们扳转枪口，不打老百姓，先打自己？
在法律上，英美的确给予了每一国民以最大限度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办报不须登记，事先绝无检查；可惜的是不能人人有钱办报。十五年前，我因为已故某名记者，在某一报学名著中，曾谈到英国报纸有一法例，如果人民为公益事件，投函三次不登，则投稿者可以依法控告此不予登载之报馆，我十分怀疑，英国法律能保障人民言论自由权，到如此程度。当我和程沧波先生同游英伦，某次在伦敦泰晤士报一记者家中吃饭时，我偶然举此相询，该记者笑谓，假使英国真有此种法律，则每报馆，即将无一日不在被控告中。因以泰晤士报为例，其“致记者函”一栏中，每天所发表的，最多只及来函总数百分之六七，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来函，都弃掷在废纸堆中。我问是否这些被弃的来函，多与公益事件无关？
他对这句话，没有明白作答，但无疑的是登载标准，别有所在，固与公益非公益并无若何联系。某已故名记者的记载，虽系传闻致误，然由此可见最能尊重言论出版自由的国家，实际上并不是每人都有权能将自己有关公益事件的意见，经过报纸充分发表。而自报纸“黄”化以来，一都分英美报纸，更藉“言论出版自由”的护符，为资本家“招财进宝”的工具，败坏风化，唯利是图，这更是英美言论出版自由制度下一种最不幸的现象。所以我们要争取真正的言论出版自由，我们不能完全抄袭，一定要惩前恐后，免蹈英美覆辙。而战后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也即有厘订新制，从速研讨的必要。
或者有人要说，我这些话等于“痴婆说梦”，“杞人忧天”。因为第一，战后建设，千头万绪，一般倾向，多集中于农林工矿，新闻在一切事业中，显然尚居于次要之列，无人重视。第二，即使有人认新闻事业为一重要工作，然以中国过去及现在报纸情况推断，每日发行数字，极少超过二十万份之纪录，通常不过数千份以至数万份，较之英美大报，动以日销数百万份计，相去极远。销行不多，即不需最新式之机械设备，亦及无巨资经营之必要，所谓英美资本家操纵之弊害，在中国根本无从发生。第三，即假定中国报纸有大资本经营必要，但中国大资本家，其投资眼光，多别有所在，不恃新闻事业，未易使其所必，即对农林工矿，亦尚少感觉兴趣，他们宁愿花几千万开大旅馆，百货公司，但如有人以报馆股票向其销售，则百分之九十九，势必掩耳疾走。因此种种，所以，凡我对于中国新闻事业未来的忧虑，多认为神经过敏。但我的看法，仍始终坚定，决不动摇。
第一，我认定战后中国新闻事业，以其具有“改造国民心理，转移社会风气”之决定的力量，故建设时间，地位最为重要。不特不应次于农林工矿，且我敢大声疾呼，毅然提出一“建国必先建报”的口号，吁请全国上下，一致注意。
第二，中国人口繁庶，土地辽阔，如以英美为例，则一旦随着教育、交通、工商业的发达，报纸销路恐将打破全世界纪录，新式设备，与巨资经营，均有必要。
第三，多数中国资本家之不热心投资于新闻事业，虽系事实，但若新闻事业，如英美之年获巨利，则彼等眼光，自将转变，以前愿花几千万开大旅馆百货公司者，今后安知不能以几万万改开报馆。我的看法如此，所以我仍坚持为争取真正的“言论出版自由”起见，我们战后新闻事业，万分需要一良好满意的新制度。
对此新制度之建议，当然需要全国贤达，尤其我新闻同业各抒伟见，共同研讨，在我个人所能想到的，是欲于全世界现行的三种报纸制度——英美式，苏联式，法西斯式——以外，提出一三民主义下中国独有的新闻制度。内容可以四语概括，即“资本家出钱，专家办报，老百姓说话，政府认真扶助、依法管制”。主要办法为将资本权，言论权划分。每一报馆，略如私立学校之董事会，由国家立法，组织一编辑委员会，除投资主办学报馆者得自由延聘委员三分之一外，余由学术机关，法定民众团体，读者代表选派三分之二。凡主笔编辑之任免，言论方针之制定，胥由此委员会决定，资方无权干涉。诚能照此做去，则新闻事业需要大资本，无大资本不能建立现代化的新闻事业，但资本家败坏报格，尤其大资本家操纵下之报馆，并不能代表真正舆论，此两大矛盾即可望合理调整。言论权与资本权分划之拟议，我民国二十年在北平燕京大学讲演《中国报纸的将来》时，即曾提到，唯战后中国新闻事业，资本化倾向，必益显著，此问题乃依环境需要而愈感迫切。当然这一建议，绝不敢自认完妥，但最少总可提供国内热心研究此问题者做一参考。现再于阐明此一制度之前，先将（一）报纸在建国工作中地位的重要，（二）中国报业前途何以伟大无限，略加以解说。
建国成否首在建报
先讲第一点，抗战胜利后，报纸在建国工作中，其重要性究将达何境地。日前极普遍的两句口号，也是全国上下一致争取的目标：“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抗战必胜”，那自七七以来大家共有之极坚定的信念，而且这个信念，现已很快就要成为事实了。至于“建国必成”则我却可以极坦白的说一句：“不敢担保。”因为建国工作的艰巨，比抗战还要加上许多倍。假使国民心理和政治社会的风气，不能从根本上有一彻底改造，那么，“建国”云云，百分之九十九，是会要失败的。许多人总以为抗战胜利后，只要英美肯大量给予我们技术上物质上援助，建国大业，即不愁不能成功。这实在是一个极浅薄错误的看法。姑举一例，如果偷惰苟且的心理，贪污欺蒙的风气，不能消除，试问英美即供给我们无限资金和机器，让我们开办无数最新式最伟大的工厂，结果还不将和五十年前在“变法图强”“推行新政”口号之下，张之洞，李鸿章，盛宣怀等所倡办当时认为极新奇伟大的枪炮局，造船厂，纺织厂，招商局，同一运命，被贪官污吏，冗员惰民，侵蚀一空？所以，我们不需要“建国”则已，如真要“建国”，则“精神建设”，确比“物质建设”重要百倍。而精神建设最主要亦最有利的工具，是报纸。因此，我敢大胆而肯定的作一论断：即“建国”之必成与否，要看我们“建报”的成就如何。换一句话说，就是“建国首须建报”。
大家不要以为我这个论断，过于离奇，实在说，我这样对“精神建设”的重视，还是遵据国父遗教和蒋主席训示而来，国父以中国积弱多败，全由于知易行难之心理，弥漫全国，使全国暮气沉沉，一蹶不振，于是创知行哲学，冀从心理上谋根本之改革，他还郑重于民国十一年指示国民党员：“奋斗之法，宜兼注重宣传，不宜专注重军事。”他说：“改造国家，要根本自从人民的心理上改造起，所以感化人群的奋斗比武力更是重要。”又说：“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可见国父革命建国的全部计划，实以心理建设为唯一出发点。至蒋主席注重“精神建设”，在所著《中国之命运》中，训示最为明确。第六章论述“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于阐明国父知行哲学而外，即首先指出：“国家的治乱，民族的兴亡，当以社会风气为转移。”谓：“今日的社会风气，如不改造，没有笃实践履行的精神，则建国工作，仍难使其完成。”更痛切断言：“国民的心理，社会的风气，不返于朴实诚笃，建国复兴事业，断没有成功可能。”可见精神建设，为革命建国的基本因素，国父及蒋主席均有一贯的认定。而改造国民心理，转移社会风气，在科学未发达时，他仅能靠少数学者，修身示范，传道讲学。这种方法，当然散布的时间很慢，影响的范围较狭，决难与现代三个最伟大工具——学校、报纸、广播——相提并论。
三者之中，报纸的效率尤巨，假使朱元晦，顾亭林，颜习斋之流，生于现代，我敢相信他们将不会仅以聚集少数门徒开山讲道为事，为求他们自己的抱负得立己立人，迅速宏布起见，他们于做大学教授及不时广播讲演以外，一定还要办报馆，当新闻记者。现代的报纸，可以将一种主张，在数小时以内，广大传播，达于全国，甚至全世界。这比对少数门徒讲道，再靠听讲者逐渐转播出去，功效相差，真乃无可比拟。既然建国的基本因素，首在“精神建设”，“精神建设”的两大目的，为改造国民心理，转移社会风气，而现代因以改造国民心理，转移社会风气，最有力的工具，是报纸。那么，我前面所说“建国首须建报”，实乃当然的结论，毫不离奇。威尔基于环游世界返美以后，曾研讨苏联二十五年间建国成功的由来，尤其此次抵抗纳粹侵略，全国一致，英勇绝伦，他认为最大的原因，是苏联新闻事业的成功。他力言此二十五年中，苏联报纸，已整个改造了苏联人民的心理和风气。这样看来，我们中国的新闻事业，当抗战胜利以后，其在建国工作中，所居地位，如何重要，真已不言可喻了。
中国报业前途无量
至第二点“中国报业前途，何以伟大无限？”我想每一个懂得现代报纸与人民关系，及报纸发达之必然趋势的人，对此问题，都能深切了解。只有那些头脑还没有受过现代洗礼的，才会轻蔑的说：“中国报纸无前途，不敲竹杠即赔本。”一听到办报募股，就避之唯恐不远，即使勉强参加，也认为等于捐助施舍，这种人根本不配谈“报”，且根本不配做一个现代化的中国人。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一千一百多万方公里土地，过去报纸不发达，只是受了政治不安定，教育、交通、工商业停滞不前的影响。一旦政治安定，教育、交通、工商业，平行并进，则人人识字，销路自然增多，公路铁路，遍于全国，报纸流布，即可普及乡村，工商业兴盛，广告乃能有巨额收益。这种景象，我想抗战胜利以后，实施宪政，在三民主义共和国之下，马上即将到来。美国只有一万万三千万人口，七百余万方公里土地，而全国两千种日报的每日销数，却有五千万份，平均约每两个半人看一份报，每年全部日报的总收入，平均约十万万美金。
姑不论中国人口超过美国三倍以上，土地也超过三分之一，我们的报纸销路和收入，应照此比例增加，即退而自认中国现代文化，一时追不上美国，我们照美国的数目，打一对折，日销两千五百万份，年收入五万万美金；此五万万美金，以抗战前汇率折算，及约为国币十五万万元，已超过抗战前我四大国家银行所发行纸币之总结额，或全年国家总支出。如果连这“打一对折”的算法，还认为估计过高，仍要大摇其头说：“中国报纸无前途，不敲竹杠即赔本。”那么，他是彻底怀疑中国有成为现代国家的可能，我们除听其自暴自弃外，还有什么办法？固然，中国现在的报纸，其销路数量，和每年收入，诚极微细，然正如刚才所说，只要阻碍中国报纸发达的各种环境，一有改善，这种数字，就立刻会以惊人速度，得到增进。英国在义务教育制度未实施时，报纸销数也很有限，及十九世纪后半期，此制度付诸实施，各种现代化的报纸，即勃然兴起。由于北岩爵士之首先倡导，使定价低廉，文字浅显，重风趣，戒沉闷之伦敦四大日报——《每日邮报》、《每日快报》、《每日民声报》、《新闻记事报》——其销路乃各相继高达两百万份左右。发达之速，无可比拟。再如苏联，在帝俄时代，日报仅六百二十九种，销数两百七十万份，革命以后，据一九三九年所发表之数字，则日报已增加十倍，为八千五百五十种，销数增加十七倍，为四千七百五十二万份。英国本部人口五千万，苏联人口一万万七千万，均远较我国为低，就上举两例看，我国决不必因日前报纸的不发达，而怀疑到未来的发达。我是有十分信心，敢担保中国报业前途确伟大无限。而销行的数字，最后还会要超过英美苏任何一国的。
战后报纸怎样办国家与报纸将建立何种关系？
既然中国报纸，在建国大业中，地位那样重要，而她本身的前途，又如此伟大，那么，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将采用什么方法，来实行我们的“建报”工作？这就是我前已简略说过，而现在更要详细提供大家研讨的问题核心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