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从事报业的我们为然，所有关心中国民主政治如何建立的人士，目前似乎都有一个惶惑不易解答的疑问横梗在心。即：“言论出版自由，为民主政治之最大支柱，而且有人主张要订入未来世界宪章之中，报纸为言论出版自由之主要产物，但全世界报纸的现行制度，实在都不足以代表真正的言论出版自由，我们如果要使战后中国报纸，能代表真正的言论出版自由，尤其能适合三民主义共和国之原则与环境，则我们的报纸制度，究应怎样规划确定？”
全世界报纸的现行制度，通常不外三种：第一种是英美式高度的“言论出版自由”制。在这种制度之下，有五个特征，第一，创办报纸，除依普通商业的手续外，不须特别登记；第二，无事前检查；第三，不能以命令禁刊某项消息；第四，批评政府官吏失职，不犯毁谤法，但鼓励暴行者除外；第五，有权发表任何消息。虽英有公务秘密法之限制，事实上此法极少援用。这五个特征，是英美报纸所引以自豪的。醉心民主政治者多以为非如此不足以实行民主政治。他们认民主政治基本要件之一，是大家不受欺蒙，能真正得到一切公平可靠的消息，然后全国国民，乃根据这种正确消息，发表主张，批评得失。正如拉斯基（Harold Laski）在其《政治典范》（Grammar of politics）中一四六页所说：“得不到正确消息的人，他就失去了自由的基础。”所以英美报纸的发表消息，原则上总不愿受政府任何检查或限制（当然战争时期除外）。
但一方面，报纸虽然从国家立法得到了言论出版自由，然另一方面，这种自由却完全被报纸的所有者，换言之，即少数资本家劫持操纵，宰割无遗。英美人民，既不能个个办报，个个都是报纸的主人，只好眼看少数资本家，打着“代表舆论”的旗帜，实行其自私自利勾当。政治上的党同伐异固不待论，下焉者，为求迎合低级趣味，更不惜败坏人心，流毒社会，所谓报纸“黄祸”，乃为英美现行报纸制度下最所痛心疾首之事。政府固亦曾以种种方法，企图补救。其由法律制止报纸滥用言论出版自由权者，如：（一）鼓励暴行；（二）对个人公开诽谤；（三）淫秽文字及春药广告；（四）广告而含有诈欺意味者；（五）离婚案件中有关风化之供辞；（六）宣传含有赌博性质之彩票；（七）批评未判决案件等。特此种补救方法，实际收效其微。至于过去与英美同采“言论出版自由”原则之法国报纸，其主人则更有变本加厉，接受外国津贴为外国宣传，以出卖本国利益者。如法国记者西蒙（Andre Simone）所著《法兰西罪人》一书中，曾列举许多法国报纸，勾结希特勒，墨索里尼，甘为法奸，背叛祖国。由上述各种情况，可见英美式的“言论出版自由”制，虽确已达到相当高度，但这种自由，人民得之于国家平等的法律，失之于社会不平等的经济，试问这种制度下的报纸，安能代表真正的言论出版自由？我们要建立战后中国报纸的制度，当然应采其原则，汰其流弊，决不能囫囵抄袭，即为满足的！
第二种，是苏联式的“报纸国有”制。依据史达林宪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二项，虽每一公民均有其言论出版自由权，但这种自由权，不仅赖以表现的报纸，只共产党党部，政府机关，及劳工团体，有权经营，即使印报的一切工具，个人也不许私有。在理论上，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国内既只有这一个阶级，则仅许代表这一个阶级的机关团体，有权办报，亦即等于允许了每一个苏联公民，有了自由权。不过这种解释，无论其正确程度如何，但在不分阶级，以争取全民福利为目的的中国现有三民主义政策之下，当然是未便采用的。
第三种，要算是法西斯式的“报纸统制”制了。纳粹德国，最足为此类国家之代表。在这种制度之下，其主要特征，与英美恰成一对照。如以纳粹德国为例：（一）不仅报纸出版，须先经过特种登记，且每一从事新闻事业之记者，亦须具有亚利安种族，纳粹信仰，及其他特定资格，取得记者登记证，并加入工作区域之记者公会后，始能执业。宣传部长，有权随时取销任何记者之登记证，而无任何法院，可以接受被取销登记证者之控诉；（二）新闻去取，评论要点，均须遵照宣传部指示，宣传部并于每报派编辑一人，驻馆督导。像这样被严厉统治着的报纸，当然是毫无“言论出版自由”可言。但在纳粹说来，“自由”还是“无恙”，因为他准许私人经营报纸，但真是对“言论出版自由”这神圣灿烂的高贵名词一重大侮辱。现在三个主要的法西斯国家，墨索里尼既已倒台，纳粹和日本，眼看溃败不远，这一种报纸制度，正是全体爱好自由的民主国家，应共予打倒的。于我们未来应采的报纸制度，自不在此数之列了。
我所建议的战后报纸新制度
去年四月，许多重庆的新闻同业，因参观物产展览会，齐集成都，在某一新闻学术机关的座谈会上，似乎大家讨论的重点，都集中于中国未来的报纸制度，“应该国营，抑应私营？”大家曾发表了许多珍贵的意见。这一问题，对于我们的“建报”前途，确极重要。不过就我个人的看法，像苏联式的国营，诚如我上面所说，我们既不是一个阶级专政的国家，三民主义，包含所有各阶级的利益，而国民党争取的乃是全民政治。因此，我们所能采取的，当然是准许人民自由私营——不是纳粹式的私营，而是英美式的私营。但英美式的“高度的言论出版自由”制，原则上，固似与国民党政纲“人民有完全言论出版自由权”相符，然其为少数资本劫持操纵之流弊，我们却必须预防之，不可盲目追随。总之，无论国营私营，世界现行的三种，没有一种，可容许我们囫囵抄袭，我们今后乃只有根据中国的特殊环境，在三民主义最高纲领之下，创建我们中国未来的报纸制度，而所谓国营私营的疑问，亦可迎刃而解。
我所建议的制度，可以用四句简单的话，表达他全部轮廓，那就是：
资本家出钱；
专家办报；
老百姓说话；
政府认真扶助，依法管制；
现再逐一说明其意义及方法如下：
资本家出钱
什么叫“资本家出钱”？我的看法，中国报纸，如果不成为国家独占事业，而允许私人经营，则无疑的，这种事业，一定会一天一天走向大规模资本化。也和经济的自由主义下其他事业一样，资本越小越赔本，越大越赚钱，结果，小资本报馆无法存在，大资本连锁制Chain system的报业托拉斯，即应运而兴。唯一原因，就是现代报纸，需要高度印刷机器，及一切新式装备，如飞机运送，电传写真之类，这些工具都绝非小资本所能置办。而且资本愈大，所办报馆及附属事业愈多，支出愈能节省成本愈能减轻。试举一例，假使和平会议在华盛顿举行，一个报馆派一记者驻华盛顿，每月预算，包括薪金，电费，及一切开支，额定美金一万元，这就目前中国报纸的经济状况说，已是一个最大的负担。如果有一家新闻公司，他在全国各重要都市，拥有二十个以上的报馆，那么，他派驻华盛顿记者的全部预算，即使加至每月美金三万元，二十家分摊，每报所出，仅一千五百元，比一报月支一万元者，要减省六分之五。此记者在华盛顿之活动及其收获，无论如何，因预算比月支一万者，增加了二倍，当然他的成绩，公司所派会大大超过仅仅一报所派的记者。由此类推，正如威尔基在《天下一家》中所说，美国汽车工业，大工厂造一辆汽车，成本要比小工厂减省四倍。这是自由竞争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下必然的铁则。
中国未来的新闻事业，也无法例外。要再像二十年前，我以一个赤手空拳的青年，仅仅二百元资本，在北平创办《世界晚报》，经十五年苦斗，由晚报而加办《世界日报》、《世界画报》，到被日寇没收时，全部资产已值百万（就战前币值计算），这种好运，是再不能找到的。老实说，假使战后有人在桂林办报，要我替他拟预算，即用最经济最简单的设备，照战前物价和币值，没有一百万元（依战前对美金三比一汇率计算），我是不敢劝他动手的。因为二十年前，还是文人办报的时代，只要你能经常写几篇动人的文章，访几条出奇的特讯，威武不屈，艰苦有恒，就可以获得读者赞赏，使报纸日趋发达。那时，不特不需要一小时二三十万份的轮转机，就连一小时一千二三百份的平版机，也尽可以无庸自备。一个印刷局，可代印一二十家报纸，报馆本身，很少有印刷设备。岂仅战后中国报纸，此种因陋就简的情况，难再存在，就在抗战前二三年，全国各大都市报纸，没有轮转机及若干新式设备的，也多已纷被打倒。我们既认定未来的中国报纸，将走向大规模资本化，则新闻事业，自然不能不欢迎“有钱出钱”，换一句话说，为求未来中国新闻事业有快速伟大的发达，我们第一个原则，应该不拒绝资本家向新闻事业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