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的北京城是各色军阀走马灯似的轮流掌控的地盘。这些反动粗鄙的军阀对当时的报馆报人视为刍狗，任意处置。如果报馆甘愿为某一统治北京城之军阀做机关报喉舌，奴颜婢膝，歌功颂德，报馆主人则可能有高官得做、津贴可拿，报馆无忧。但如果报馆或报人不走此路，不与当权者合作，更或忠于职守，为民喉舌，报道事实而得罪了他们，则反动军阀会视你为雠寇，将你当敌人，天天想着封报馆、抓主笔、杀报人。著名报人邵飘萍和林白水两位先生“萍水相逢”，就是同年惨死在绰号“狗肉将军”的奉派鲁系军阀张宗昌屠刀下的。
林白水先生8月6日被残杀后，京城报界无人敢报，噤若寒蝉。成舍我先生悲愤之下，“决定将这一个不幸的消息，以第一条大字标题，加黑边，刊登在下午出版的《世界晚报》上，8月7日遂为张宗昌逮捕，拟于枪毙”。
成舍我文章中回忆他被宪兵抓捕的过程之细节，与林白水先生前夜经历的“完全相同。因为先一天林先生被捕，时间也在深夜，也是大队宪兵、三辆卡车，也是说请他到宪兵司令部谈话。林先生被捕后，卡车一直驶往天桥刑场，仅在前门外宪兵分队等了十分钟，据说宪兵向王琦王为张宗昌之亲信走狗，当时被张任命为北京城宪兵司令，邵飘萍、林白水都是经他手被害的。请示，应否立即照命令执行。总计被捕到行刑，前后不过三小时”。
为什么会这样快速地处决了林白水先生呢？据成的文章说，“捕杀林白水先生，是（张）先已将枪毙命令交给王琦，所以只要宪兵报告王琦抓到了，就立即执行”。根本不需要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而成舍我先生侥幸不死，是因为虽然“张宗昌原讲过，这家伙，抓到就毙了完事，但这话并没有当面吩咐王琦。照例枪毙像我这类的人，王琦总要得他一句话”。不料当晚王琦没有陪主子在赌场玩牌，而张当晚因为又新娶了一房姨太太，提前两小时散场睡觉了。王琦赶到张处请示时，张的“副官就开玩笑似的，说：‘王司令，你怎么这样不凑趣，今晚大帅好日子，只要人抓到了，什么时候都可以杀，何必抢在此刻，来惹大帅恶心呢？’”王只好等待。成氏被捕后，家人与报馆同仁连夜向各方求救，找到了张宗昌当时正极力拉拢的政界名人孙宝琦先生。宝琦老先生天刚亮就匆匆赶到张府，在客厅里一直等待张宗昌醒来求情交涉，才终于保下了成舍我的一条性命。
令人可笑复可悲的是，与别的统治北京城的军阀不一样，杀害新闻志士的奉系军阀对北京新闻界的钳制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法，“即他们只杀人不封报馆。他们说，杀人是执行军法，人杀了，报馆如不自动关门，继任的人也绝不敢再冒险。杀人而不封报馆，不算摧残舆论。因此，在邵飘萍、林白水两先生遇害时，《京报》、《社会日报》并未被奉军查封。这套‘不摧残舆论’大道理，真可算他们的新奇发现。”所以，成舍我先生因为这条报道被囚数日，差点人头落地，而他的《世界日报》反而正常出报，没有被封。
1929年12月31日，30岁的成舍我因报道阎锡山将赴郑州督军一事，其《世界日报》被勒令停刊，次年1月31日才复刊。
1934年5月，35岁的成舍我因其创办主持的南京《民生报》连续报道了汪精卫的手下彭学沛贪污案而被停刊3天。
1934年7月23日，南京宪兵司令部借口《民生报》泄漏了一桩所谓军事秘密逮捕案，查封了《民生报》，拘禁成舍我40天，汪精卫下令成舍我永远不得以任何名义在南京办报，《民生报》永远停刊。
1937年8月8日，成舍我38岁。北平《世界日报》因日寇侵占北平而停刊，成舍我也离开了北平。日军将各种报纸一律合并，改组为《华北新报》，成舍我的北平世新专科学校亦停办。
《世界日报》、《世界晚报》、《世界画报》和北平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是成舍我赖以起家的“世界”报系。他为此克服重重困难，甚至经历了杀身之险，终于闯出了一片天地，使《世界日报》成为华北地区的著名大报，其发行量最高至3.5万份，创京津地区之最佳发行业绩。然而，倭寇入侵，时局动荡，华北再大，也难以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燕山之险，亦难以阻扼日寇猖狂之野心。成舍我在日寇进入北平城后，断然拒绝了北平一些汉奸文人的威胁利诱，毁家断业，悄然出走，逃离华北险地。其前期创业的硕硕成果、大好基业，遂全部为日伪所掠夺吞并。相形之下，与成舍我相熟、同为北平报业大佬的管翼贤却卖身投敌，成为北平沦陷时期与日本侵略者密切合作的著名汉奸文人。
1937年11月13日，淞沪大战后上海弃守，11月25日成舍我的上海《立报》因日寇侵入停刊。
创刊于1935年9月20日的上海《立报》，是成舍我办报生涯中最为成功的一份报纸。这份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型报”，内容丰实，编辑精当，言论犀利，版面齐整，广告丰富，发行量最高时曾达到20万份之多，创下了我国近现代日报发行量最大的纪录。上海的这份《立报》可谓是成舍我创办的诸种报刊中最为成功的一份。
日寇的侵略导致了淞沪大战的爆发，当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入上海滩时，成舍我自行停止了《立报》的发行，义无反顾地随军撤离上海，《立报》遂落入日寇的魔掌。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年成舍我42岁。香港沦陷，香港《立报》因日寇侵入被迫停刊。
上海《立报》停刊后，成舍我马上又在当时尚未爆发战争的香港续办了香港《立报》，继续报道新闻、评论时事、鼓动民众，进行抗日宣传。在日寇袭击美国的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立即进攻香港，驻守香港的英军不战而降，成舍我的香港版《立报》再次落入敌寇之手。
1942年，从香港撤离进入内地后，成舍我来到了当时大后方的文化之都——广西桂林，并借助广西教育厅的襄助，创立了接续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的桂林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简称“桂林世新”。该校学制仍沿用“北平新专”旧制，分初级班、高级班、本科班三种，学员以流亡学生为主。成舍我任校长，借用原广西省政府干训班校址与校舍，继续为培养抗战宣传人才而努力。
然而好景不长，日寇不久即发动侵略大西南的系列战役，“桂林世新”被迫撤离桂林。1944年夏天，日军进攻湖南衡阳，在混乱的大撤退中，成舍我的“桂林世新”学校被迫停办解散，成舍我不得不撤往重庆。
1949年2月25日，成舍我50岁，其《世界日报》被中共北平市军管会查封没收。
由于成舍我在国共三年内战中一直鼓吹“第三条路线”，并对中共有所指责，同时他对蒋介石政府一直抱有幻想，和国民党诸多要人来往密切，与潘公展CC派系的关系也不清不楚，致使中共对他相当不满。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北平市军管会曾经托人与成联系，希望他回到北平，与新政府合作。但成舍我并没有接受这一含蓄的“邀请”，而是在解放军解放天津的连天炮火中，坐上最后一架飞机飞往上海了。1949年1月21日，北平和平解放。而到了2月25日，中国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才通令查封北平《世界日报》，报社资产旋被没收，成为后来新中国《光明日报》社的资产。2月26日，中共广播电台播报了封闭北平《世界日报》的广播通告，成舍我旋即于3月1日在上海《申报》、《新闻报》等各大报上发表声明，反驳中共封闭北平《世界日报》的广播声明。至此，成舍我与中共彻底决裂，也永远离开了他魂牵梦萦的祖国大陆及他曾创立过三个世界报系的北平。
回顾成舍我从事新闻事业的一生，可以用“悲壮”两字加以概括，这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特征和他自身性格等诸多原因所铸成的，令人不胜唏嘘。
首先，成舍我事业的悲壮是由其所处的时代所决定的。从1914年16岁开始从事新闻事业，到1991年以93岁的高龄在台湾辞世。他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激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民初军阀的动乱割据，国共第一次内战的残酷，八年抗战的烽烟，国共第二次内战的冲击，颠沛流离的离陆奔港（台），海峡两岸的长期对峙，台湾“戒严”与“解禁”的转折，大陆改革与开放的新时期。整个多灾多难的中国现代史他都经历了。这段历史既提供了他丰富的新闻报道评述之机会，也为他漫长的新闻生涯增添了悲情的色彩。
其次，成舍我生活与工作的那个时代，民族的崛起、国家的强盛、人民的独立已成为时代的最强呼声。所以，救亡与革命、抗外与自强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激荡的百年历史是一个不破不立的大革命时代，是一个无数仁人志士寻找救国复兴之路的时期。所以，蒋介石反革命集团所秉持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斯列宁主义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并开始了争夺中国革命主动权的三年内战，神州大地再也无法容纳成舍我这一代信奉西方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意识，再也不可能让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代议政体在现代中国有立身之处。于是，成舍我等这些深受五四“科学与民主”意识影响的西方自由主义追随者们所倡导的“第三条道路”在那个时代必然会走上绝路，成为悲剧。成舍我以传媒为介，终身为祖国的繁荣强盛而鼓与呼，但他所秉持的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却只能让他以悲壮的一生谢幕。
成舍我自身的性格因素也是导致他一生悲情生涯的重要主观因素。他为人处世刚正不阿，疾恶如仇，性情上既承继了祖籍湖南人那种湖湘文化的大气和热情，但也执拗倔犟。所以，他一生办报，命运多舛，总是被抓，多次入狱，报馆更是常常被封，其办报生涯可谓艰难困苦、豪迈悲壮。
然而，成舍我的一生也是多姿多彩、内涵丰实的一生。他终身以服务国家民族为从事新闻事业之志向，怀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夙志，以笔为武器，以报为战壕，以民众为服务对象，以国家为报效中心，一辈子为祖国的强盛而鼓吹呼唤，一生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服务斗争，九死一生，未为悔也。成舍我探索创设的中国新闻史上独特的“二元化”办报模式，既继承了我国近现代精英知识分子文章报国的优秀传统，又科学地学习借鉴了西方现代大众传媒的合理经验与先进的市场竞争意识，并将两者有机地依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环境融会贯通，终成就了他一生志业、千古芳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