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舍我曾经说过，他一生办报，曾因此而被捕、被封报馆多次。那么，到底成舍我一生之中因办报而遭受被捕被封的迫害有多少次呢？在这些厄运中，成舍我除了被动地遭受逮捕与报馆被封有几次？因为不同原因而主动辞职又有几次呢？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次小小的考证。
1914年，成舍我16岁，因为对聘请其为正式外勤记者的安徽《民岩报》的“报馆宗旨及编辑方针不满意，遂辞职”。
成舍我10岁时（1908年），其父受人诬陷，险被解职。他在携带幼小的成舍我各处奔走、投诉求告时，得到了当时上海《神州日报》记者方时荪的帮助。这位方记者仗义执言，“在上海《神州日报》详细报道实情，冤屈得以平反，由是（成舍我）震惊于新闻记者旋乾转坤之力量，决定投入报业”。显然，少年时的这次人生际遇对成舍我未来之志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随后因贫辍学，投身军旅又遭家人强行阻止后（成舍我投军时被成父从即将开往南京的船上硬拉下了船），遂开始向这家安徽的《民岩报》投稿，并在15岁时被该报聘任为外勤记者，踏上了正式从事新闻事业的道路。
1914年夏，成舍我16岁。“与同仁王理堂等商议，筹办《长江日报》，因成舍我曾参加国民党，并在‘二次革命’前后参加过反袁秘密活动，被北洋军阀政府的地方当局所注目，禁止出版。因此之故，办报之事‘胎死腹中’。”
1915年，成舍我17岁。因曾以国民党员身份参加过当地的讨袁秘密活动，时值“安徽督军倪嗣冲大肆逮捕国民党人，成因友人介绍，避走辽宁奉天（沈阳），任《健报》的副刊主编，兼总校对”。
1915年11月，成舍我17岁。在沈阳办报谋生的成舍我因“受军阀张作霖迫害辞职，与王新命辗转到上海，后加入柳亚子所办的‘南社’，又结识了陈独秀、刘半农和《太平洋》杂志主办人李剑农。并与王新命、向恺然（平江不肖生）等组成‘卖文公司’，向各地报刊投稿为生”。
1916年1月，成舍我18岁。由于当时“国内讨袁运动高涨起来，成因同志之约，自沈阳回到安庆，计议创办一份反袁报纸，旋即被安徽督军倪嗣冲派人逮捕，幸友人垦托倪之秘书长裴景福保出。成于关押3日后获释”。其实，成舍我的这次被捕起因还是因为他在沈阳《健报》上曾经刊登过反袁文章，因而在回乡后仍然被安徽督军倪嗣冲派人逮捕，三天后保释出狱，随即流亡上海。
1917年春，成舍我19岁。任上海《民国日报》副刊编辑，由于这年他在“南社事件”中卷入社内纠纷（南社：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文化诗社团体，1903年成立于苏州虎丘，时谓“文有南社、武有黄埔”。成舍我为该社正式成员），与当时的“南社”领袖柳亚子等人产生矛盾，“旋因叶楚伧偏袒柳亚子，”愤而从其任职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编辑岗位辞职。
这次成氏辞职事件反映了成舍我刚直倔强的秉性。成舍我流亡上海后，与几个友人相依为命，靠卖文为生。他的文章颇受上海《民国日报》老总叶楚伧赏识，遂被聘为该报副刊编辑，因而有很大的版面可供成氏支配。所以，当时已经加入“南社”的成舍我在副刊上刊发了许多“南社”社员的诗作。一时之间，上海《民国日报》副刊成为了“南社”成员发表诗作的一个重要阵地。不料，“南社”成员内部因为思想与文学观念不同，引发了崇敬宋体诗的“同光体”诗派与崇敬唐体诗的现实主义诗派之间的激烈论战。1916年4月28日，在成舍我主持的《民国日报》副刊上，发表了南社社员吴虞的《与柳亚子书》，点燃了南社内部论诗启衅的导火索。
“南社”领袖柳亚子深恨“同光体”诗派中的清朝遗老们，因而也对诗坛中许多不问时事、逃避现实的“神州袖手人”极为痛恨，早就对“南社”内部一些成员的行为深为不满。“战火”一开，柳亚子等人就对“南社”里支持“同光体”诗派的闻野鹤、朱鸳雏等人排炮齐轰，双方在成舍我主持的《民国日报》副刊上你来我往，论战不休，持续数月。在这场论战中，掌管《民国日报》副刊版面的成舍我遂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关键性人物。爱好宋诗的成舍我并不是很同意柳亚子的观点，出身下层、惯于反抗权威的他更对柳亚子等人以势压人的做派不以为然，因此在编发稿件之时不免有点偏向于朱鸳雏等人，这引起了柳亚子的不满。1916年，“到了七月底，柳亚子去信《民国日报》总编辑叶楚伧，认为这场风波与成舍我出任该报副刊编辑有关，要求叶制止成舍我编发朱、闻的作品”。而随着这场论战的升级，秉持中立态度的叶楚伧开始感到问题的棘手，急于结束这场“南社”内部的风波，遂指示成舍我主持的副刊和平休战，不要再刊发双方的诗稿和文章了。
不料，不满柳亚子所为的成舍我虽碍于总编叶楚伧的指示，不便在《民国日报》副刊上继续编发相关“南社”的稿件，但他又受其好友，时任上海《中华新报》总编辑吴稚晖的煽动，牵线将朱、闻等人的诗文介绍到了吴氏主持的《中华新报》上继续发表，其中朱鸳雏的诗句里还有诸多人身攻击的词句及流言飞语的传闻，这大大地激怒了柳亚子。于是，柳亚子冲动之下以“南社”主任名义发出一份布告，开除了朱鸳雏的“南社”社籍，并要求叶楚伧在《民国日报》副刊上刊登这份布告，“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按照有关文章的记述，刊登在《民国日报》上的紧急布告是由叶楚伧交给成舍我去办理的。年轻气盛的成舍我对柳亚子的举动非常反感，忍无可忍，他随即也草拟了一份公告，认为“南社”社章中并无驱逐社员的规定，柳亚子个人也无开除他人的权力，“似此专横恣肆的主任，自应急谋抵制”。文章的最后，他号召所有“南社”社员出来主持公道，将柳亚子驱逐出社。就在成舍我伏案草拟这个布告时，恰好叶楚伧从旁边经过，见成舍我脸色不对，便好奇地凑了过来。看完成氏起草的布告后叶大惊失色，当场撕毁了草稿。这对处于盛怒之中的成舍我无疑是火上浇油，双方随即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待叶楚伧一走，成又重新拟好了一份公告，并用典当衣服所得的钱款作为广告费，在《中华新报》上将之刊登了出去，同时愤然主动辞去了《民国日报》副刊的工作。面对成舍我的出头反抗，柳亚子如法炮制，也照处理朱鸳雏之法把成舍我驱出“南社”。
从此次成舍我辞职事件来看，成舍我确是一个性格刚直、倔强不屈、追求公平正义的热血青年。经此一案，成舍我与叶楚伧闹翻，在爱才心切的李大钊的指点下产生了北上求学的欲望，遂有了他在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一代大思想家及俊杰帮助下进入北大、创立北平三个世界报系之宏业。
1919年5月23日，（21岁）这一天的成舍我因在北京《益世报》上发表《安福与强盗》一文，招致当时的北洋政府所忌，报馆被封三天，总编辑潘云超被判处徒刑一年。成代行总编辑职务，直到潘云超刑满出狱为止。
《益世报》乃是比利时人雷鸣远于1915年11月10日创办的，分为天津版和北京版，创刊后几经努力，逐渐成为京津两地的一家著名大报。成舍我离沪赴京，进入北大前后，经李大钊介绍，进入北京《益世报》担任总编辑。成舍我后因备考北大，主动辞去总编辑，转任主笔一职。总编辑由潘云超续任，但社内一应社务，还由成氏负责。
据成舍我自己的回忆，他当时住在北大的学生宿舍里，一天来报馆问当天的社论写什么题目，碰巧报社社长杜竹萱回家了，“不在报馆，代理他的人就说：‘老板不在，你随便写吧。’我就想了《安福与强盗》的这个题目。本来杜社长很谨慎，我写社论他都亲自看过的，他认为言论过于激烈的地方，就删改几个字，这次他刚好不在报馆。没想到这篇文章就惹了‘大乱子’，文章发表的当天警察就来了，查封报馆抓走了总编辑”。
这次封馆事件是成舍我第一次因为主持新闻事业而招致的“笔祸”。虽然因《益世报》的背景，报馆仅仅被封三天报纸就复刊了，但该报总编辑潘云超仍被京师警察厅判处一年徒刑。成舍我虽然闯了一个大祸，害得报馆关门，总编被判刑，但他却没有受到社长杜竹萱的责怪与解聘。反而因为这篇社论反响很大，致使《益世报》销量骤增，杜社长反过来又请成舍我代行总编辑一职，直到潘云超刑满出狱为止。自此以后，因为成氏在五四运动期间不断在该报撰写有影响的社论，成舍我在北京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1923年，24岁的成舍我因北京《益世报》的上级主管擅自删改他撰写的社论以讨好军阀，怒而辞职。翌年开始创办自己的《世界晚报》，走上了仅凭200元大洋独立办报自主创业之路。
1924年10月，25岁的成舍我的《世界晚报》因标题“张祸来到京”和在头版头条位置开“天窗”，于10月18日晚被北平警察厅封闭，5日后（23日）又因冯玉祥将军的倒戈占领北平而复刊。
1926年8月7日，27岁的成舍我因为在北京《世界日报》上以大字黑色标题刊登林白水被杀消息，遂于次日被军阀张宗昌手下抓捕，险被枪毙。经多方全力营救，才于8月10日获释脱险。
这次被抓入狱是成舍我从事新闻工作一生中最为凶险的一次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