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之初，两国都把经济的增长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但是在如何处理经济的增长与维护社会公平的关系上，两者的理念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别。中国尽管把共同富裕当作社会主义最终追求的目标，但从经济改革一开始就改变了以往把“共同富裕”等同于“平均富裕”或“同步富裕”的理念。明确提出“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并认为，“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是整个社会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在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目标时，仍然强调要“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的一种不平衡发展的理念一直坚持到新世纪，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上，在论述分配制度时，依然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直到近几年由于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时，才开始改变理念。在十七大上，才出现了把公平置于更加重要地位的提法，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等等。但是，印度改革之后，历届政府都没提出类似中国的这种不平衡发展的理念，相反一直强调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一定要重视社会的公平，经济改革必须具有“人的面孔”。拉奥政府在经济改革一开始就提出，“印度的经济改革必须是具有人的面孔的变革计划，政府没有权力因为某人的建议而使1000万人丢掉工作。创造财富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财富的平等分配，经济发展长期不平衡会导致社会冲突的加剧，我们的计划应该是共同繁荣。”而1998年3月上台的瓦杰帕伊政府更是在施政纲领中将原来那种“以生产为导向的增长”改变为“以就业为导向的增长。”强调要“尽全力使国家的发展具有人的面孔，以消灭贫困为最终目标”，新政府要“考虑到每一个公民的工作权利，新政府的主要突击点是消灭失业。”2004年上台的曼·辛格政府在其发布的最低纲领中，同样提出在保证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要“扩大就业队伍，使每个家庭有稳定生活来源。”当然，尽管历届印度政府都非常重视公平，但事实上印度在经济转型中同样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
4.2中印经济转型的方式比较
根据转型经济学的一般理论，经济转型可分为激进式转型和渐进式转型两种基本的类型，激进转型就是以通常所说的华盛顿共识为基础，认为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核心在于“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休克疗法”。而渐进转型则没有采用“华盛顿共识”，而是在保持宏观经济政治局面稳定的基础上，逐步改革，摸着石头过河，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上主要采取的是加强竞争而不是激进的私有化。综观中印经济转型的过程，可以看出，两者总的来说都属于渐进式转型，具有很多共性。
首先，两国在经济转型时都没有采取激进的私有化措施。
根据转型经济理论中的激进——渐进分析范式，分析经济转型是激进还是渐进，关键在于是否遵循华盛顿共识，是否采取激进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其中是否采取激进的私有化政策是区分激进与渐进最重要的标准。之所以将独联体各国与东欧国家都归入激进转型一类，关键也就在于他们在经济转型开始后，迅速采取了激进的私有化政策。在转型之前，这些国家的公有制比重基本上都达到90%左右，个别国家甚至是100%，其中大部分属于国有经济。转型开始后，这些国家迅速地将这些国有企业改制，实行激进的私有化战略，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这些国家的非国有化基本上都超过了70%。但中印两国都没有采取这样的转型方式。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上是先培育原体制外的新市场主体，允许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造成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并存与竞争的局面，在这种竞争局面形成后，才开始对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进行改革。在对国有经济的改革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加强竞争，而不是简单的私有化。所以在国企改革过程中，真正完全私有化的企业只是少部分，而对大部分企业采取的则是在不改变国有的性质下转化经营机制，将其改造为真正市场主体，让其与非国有企业平等竞争。印度虽然是由于国际收支的困境被迫进行的改革，这种改革确实在一定程度有存在国际压力，所以在转型初期也大体上接受了华盛顿共识，但是，其接受的内容却主要是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政策，而不是私有化。在所有制结构改革方面，印度主要是放松对私有经济的管制，减少公营经济控制的领域，为二者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平台。至于对公营经济私有化，其做的比中国还要少。
其次，两国在经济转型过程都没有出现经济的严重衰退。
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激进转型方案，强调迅速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宏观经济稳定三者的结合，但事实上这三个目标之间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矛盾。因为要使国民经济在短期内由不稳定走向稳定本身就需要政府较大程度的干预，这种干预要想迅速奏效，除了采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一般所采取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措施外，还必须在较大程度上采取直接的行政手段。但在采取激进的私有化和自由化以及放开价格等政策时，国家的干预特别是直接的行政干预应该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所以，事实上，这种激进的转型方式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两难问题，即迅速地推进自由化和私有化的转型就可能导致经济的不稳定，并由此引发严重的衰退，而为了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就必须放弃这种激进的转型方式。当然，独联体和东欧各国基本上都选择了前者，而其结果也就基本上都出现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和严重的经济衰退。可以看出，由于这些国家采取了激进的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措施，虽然同时又采取了诸如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及本币贬值等稳定宏观经济的措施，但是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事实上长期居高不下，同时又基本上都在开始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而采取渐进转型的中国和印度，则都避免了这一问题。中国尽管也在经济改革一开始就强调要重视价值规律，强调价格机制的作用，但在放开价格的道路上却采取了双轨制等过渡性的措施，即计划内的物资由国家定价，直接调拨，计划外的物资通过市场买卖。这种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做法在改革初期既保护了国有企业的发展，使其能在市场化的改革中平稳过渡，又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基本的经营环境。因而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出现经济衰退现象，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的程度也基本上都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印度尽管在转型之初由于国际的压力基本上接受了华盛顿共识，也采取了类似独联体和东欧国家所实施的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也进行了卢比的贬值以控制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但是，其私有化和自由化的进程在度过了改革之初的危机后迅速地慢了下来，同时却宣布了各种新的福利计划，强调改革中“人的面孔”，所以其转型过程中同样避免了经济的严重衰退和恶性的通货膨胀。
最后，两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都没有政治体制的急剧变革，都维持了政治局面的稳定。
采取激进转型的独联体和东欧国家在经济转型之初都有过一场急剧的政治变革，这一政治变革彻底地摧毁了在这些国家实施了几十年的政治体制，而与新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又很难在短期内迅速建立起来，所以这些国家的经济转型后较长一段时期都出现了政治的不稳定甚至是混乱的局面。
但是，中印经济转型过程中，都不伴随政治体制的急剧变革。中国尽管在经济体制变革过程中也强调政治体制的改革，甚至提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的改革最终也不可能获得成功”，但是这种政治体制改革决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政治变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根本制度的改革，基本的政治制度如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都没有发生变化，真正改革的只是政府的职能，由过去的无所不管的全能型政府向有限的服务型政府转变。而且这些改革也是渐进实施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的主导地位一直没有放弃。正因为如此，30来年的改革历程中，除了1989年出现了一场动乱外，基本上维护了政治局面的稳定。而在印度在经济转型过程之中，虽然有过几次政府的换届，但其基本的政治制度如联邦制、议会制等都没有改变，整体政治局面也是稳定的，政府也基本上主导了经济转型的过程。
当然，虽然两者皆为渐进式转型，存在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但是，由于转型理念、社会制度、前提条件都存在一定的差异，两者的经济转型方式也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别。
首先，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体制外先行的增量改革过程，而印度转型则基本上一开始就实行的就是整体推进方式。
经济转型的内容是全面的，但最核心的内容都是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其中公有制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更是重中之重。但是由于体制转型前中印两国经济体制的差异，国有企业（印度称为公营企业）在两国的地位是不同的。在中国，由于以前实行的是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公有制几乎就是经济的全部，国营企业占整个国民经济的绝大部分。所以可以说，转型前的中国，国有经济基本上就是体制内的经济成分的代表。而在印度，转型前尽管也强调公营企业的制高点地位，但是私营经济一直占了大部分。所以对于转型前印度来说，公营经济只是体制内经济的一部分。但在经济转型时，两者的路径存在明显的差异。中国虽然开始也试图直接从国有企业的改革开始，并且也进行过诸如行政性分权和放权让利的改革，但在80年代初这种改革效果不佳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的混乱之后，则迅速地转变方向，国营企业重新回到了计划经济的轨道，而把转型的重点放在了体制之外——非国有经济。先在体制外创造大量市场性质的经济主体，进行增量改革，等增量改革达到一定程度，市场运行机制在原有体制之外基本上建立之时，再回过头来进行原有体制内的国企改革。这种增量改革先从农村开始，通过包产到户的方式将农户改造为市场主体。然后允许和鼓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集体经济的发展，使市场主体在体制之外大量出现，同时对外开放，使外资企业也大量涌现。到了上世纪90年代，当整个中国经济开始市场化转型的时候，体制外的市场经济事实上已经运行了十多年，按着市场机制运行的非国有经济也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而对于印度来说，虽然转型前受到了一定的管制，但是具备市场主体性质的私营经济一直存在，因此也就不需要为了创造市场主体而进行增量改革，所以印度的经济转型时，基本上一开始就是整体推进，在放松对私营经济的各种管制时，公营企业的改革也就开始。另外，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外贸体制等市场化改革也几乎是同步进行。
其次为了维护经济的稳定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实施了众多差别对待的过渡政策，而印度类似的政策则比中国少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