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上世纪80年代中印经济发展加速，首要的原因在于两者都进行了一场深刻的经济改革，这种改革本质都是一种经济的转型。通过这次转型，中国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彻底地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印度也从半管制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为两国经济的起飞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应该说，两国的经济转型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是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4.1中印经济转型的基本理念比较
中印经济转型的基本理念存在很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首先，两国经济转型的根本动因都是为了摆脱经济发展非常缓慢的状况，增强经济的活力，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诚如前面所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对生产、消费等进行了全面的管制。印度虽然实行的是混合所有制经济，但是在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目标下，整个社会的生产也是处于半管制状态，特别是对于非公有制企业的生产经营进行了很大的限制。所以，导致两个国家的经济都缺乏活力，经济增长都非常缓慢。印度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3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3.5%，扣除人口增长因素，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仅为1.1%，被称为“印度教徒经济增长率”。中国尽管从统计数据来看似乎不错，但从整个经济总量的变化特别是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来看，增长缓慢也是不争的事实。正因为如此，增强经济活力，加快经济增长就成了两者经济体制转型共同的根本动因。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经济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992年十四大上正式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也明确提出是为了“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90年代印度改革之初，拉奥政府就明确提出：政府的关键经济目标是恢复持续的高增长。而拉奥政府经济改革方案的主要设计者，当时的财政部长曼·辛格也提出：“政府应该把创造财富放在至高无上的重要地位。”
其次，都强调经济的自由化，建立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两者共同的目标。
如前所述，在转型之前，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直接管理企业，同时在所有制结构方面，除了极少数的个体企业外，几乎不存在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基本上是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印度虽实行的是混合所有制经济，但是对私营企业进行了严格的控制。而在转型之后，中国首先就把“政企分开”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明确提出“今后各级政府部门原则上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以逐步实现经济的自由化。同时，几乎是重建了非公有制经济，并一再提高其地位，由“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目标同时，就提出了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国家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后来也一再强调这一点。如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仍然强调，要“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至于印度的经济转型，由于本身就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又存在一定的国际压力，减少政府对私人经济活动的管制以及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实现经济的自由化更是改革最为重要的内容。为此，拉奥明确提出，经济改革就是为了结束“监督机制”，官僚的繁文缛节和其他控制制度的“瓶颈”。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在坚持原有的混合所有制的基础上，放松对私营经济的种种限制，扩大私营企业的经营领域，同时还强调，市场机制和效益取向原则同样适用于公营企业。认为印度的公营企业“享受国家的惠顾时间太长了”，到了它迎接国内外挑战、保证资源的有效利用的时候了。通过这些措施，创造一个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自由、平等竞争的环境，最终使印度在混合所有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
再次，都强调对外开放，通过参与全球竞争来提高经济的实力是两者的共同理念。
据前所述，转型前中印两国都在自力更生的方针指引下对于对外经济交往进行了很大的限制，对外开放程度都很低，但是在经济转型伊始，两国都把对外开放作为经济改革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中国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提出了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在中共十二大上更是明确提出，“实行对外开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而在正式确立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后，不仅进一步坚定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而且还明确提出了通过在国际竞争中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来增强经济实力的经济发展理念。如在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就提出：“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经济合作，发挥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发展开放型经济，”“不断提高国际竞争能力。”而印度在90年代正式开始经济转型时，也把融入全球化作为改革的基本目标。为此，印度政府首先改变了长期以来把自力更生等同于自己自足的理念，认为实行对外开放更有利于实现自力更生的目标。如拉奥政府经济改革的主要设计者，财政部长曼·辛格就指出，“在当今世界，自力更生并不意味着我们制造所有的东西。它意味着赚取外汇，支持进口的能力。”“我们的新经济政策就是适应这一目标。我们必须赚取足够的外汇来满足所有的需求，停止羞辱性地向发达国家寻求帮助的行为，这就是新经济政策力求实现的自力更生目标。”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印度迅速地将实行了几十年的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曼·辛格明确提出，他的指导思想是“努力把印度从一个管制约束的内向型的经济转变为适应市场需要的外向型经济。”并认为，印度“融入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国家必须追求适合出口增长和外资投入的政策。”
当然，由于国情不同，两国经济转型理念中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同点：
第一、中国经济转型基本上是一个主动探索的过程，而印度的经济转型却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于外界压力的一个被动学习的过程。
中印经济转型之前都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但是导致两者转型的直接原因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异。中国转型之前经济虽然面临困境，但是经济困境的存在却并不是转型的直接起因，由于当时中国并没有太多的国际债务，所以中国经济转型也并没有受到什么国际的压力。中国经济转型的直接起因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正是这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从而也成为了中国新时期经济转型最直接的起因。当然，也正因为中国最初的经济改革并不是由于经济本身的困境，又没有外界的压力，所以中国经济转型总的来说是主动的，是中国政府自身主动改革的结果，而不是迫于什么压力的结果。另外，中国经济开始转型时，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还没开始，后来成为很多国家经济转型指导性理论的华盛顿共识也尚未出现，所以中国的经济转型更多是自身探索的结果，而非学习或照搬的结果。
印度尽管在上世纪80年代拉吉夫·甘地时代就已经进行了一定的经济改革，但那种改革基本上还只是在原有体制内的调整，并不带有转型的性质，真正的经济转型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拉奥政府的经济改革，而这场大规模的经济改革的直接起因却是一场以国际收支危机为核心的经济危机。
1980年代拉吉夫·甘地的经济改革本身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这10年中印度的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5.5%，超过印度独立以来的任何一个十年。但是进入90年代之际，经济却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首先是工业生产下降。80年代的工业增长主要依赖的是高档耐用消费品如汽车、家用电器等产业的增长，但这些产业进口依赖度很高，其零部件大量依赖进口，而1990年由于外汇短缺，政府严格限制进口，所以这些工业迅速衰退，进而也导致了整个工业生产的下降。其次是财政赤字不断扩大，通货膨胀加剧。由于印度政府长期对公营企业以及农业等进行大量的补贴，印度政府的财政赤字不断加大。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从1980——1981年度的1.6%上升到1990——1991年度的8.4%，政府积欠的内债从1980——1981年度的3086.4亿卢比猛增到1989——1990年度的13319.3亿卢比，内债占GDP的比重从35.6%上升到53.2%，而财政赤字上升和工业生产下降的结果，则是通货膨胀率的居高不下，1991年3月达到12.7%。最后，也是这场危机的核心，国际收支陷入空前危机。由于印度贸易长期存在赤字，又对外商直接投资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所以印度的外债日益加重，终于在1991年初爆发了空前的国际收支危机。1991年初，印度的外汇储备下降到10亿美元，只够两周的进口。这种极低的外汇储备再加上极高的外债，使印度在国际上的举债信用几乎丧失殆尽。
面对这样一场危机，1991年6月刚刚上任的拉奥总理立即采取了果断措施，向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急求援，同时空运46.91吨黄金至伦敦，从英格兰银行取得抵押贷款4亿美元，以解燃眉之急，并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开始进行大幅度的经济改革，从此使印度从半管制的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所以总的来说，从最初的起因而言，印度经济转型多少是迫于国际压力，带有被动转型的特征。同时，当时苏联、东欧国家的转型都已经开始，国际上大体上形成了转型的通用模式，即华盛顿共识，所以印度的经济转型更像一个学习的过程。
第二，中国始终强调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但印度却在转型开始就明确取消了公营经济的制高点地位。
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是所有国家经济转型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中印经济转型中也都非常重视所有制结构改革的问题。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基本上是重建了非公有制经济，确立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目标。印度则在坚持原有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基础上极大地放松了对私营经济的管制。可以说，在提高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这一点上，两者是共同的，但是在公有制的定位上，两者的理念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别。中国尽管一再提高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但是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却一直没有改变。在改革之初提出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经济的基本制度，决不允许破坏”。在确立市场经济的转型目标之后，依然坚持“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当前，尽管非公有制已经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仍把“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作为经济建设的基本纲领。然而，印度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尽管没有改变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提法，也把公有制看成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却在改革伊始就明确地取消了曾经一直坚持的公有制的制高点地位。曼·辛格在1991——1992年度财政预算讲话中就提出：“我们正在重新考虑所有的问题。我们不再认为公营部门应该控制国民经济的制高点。”“我们不得不让私营企业进入公营企业经营的经济领域，以开始从这些部门回收过去的公营部门投资。”因此，可以这样说，在中国经济转型之后，公有制依然具有维护基本社会性质的作用，而不仅仅只是一种经济发展的形式，但在印度，公有制已经失去了维护社会性质的功能，而仅仅只是一种经济发展的形式。
第三，中印两国经济转型时都提出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要兼顾社会公正，但中国明确提出了让少部分人、少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不平衡发展理念，而印度却一直强调经济改革中要具有人的面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