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经世致用的宗旨
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它反映了人们对史学社会功用的认识，也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27】司马迁对史学社会作用的阐释极为丰富，随着史家经世意识及社会对史学要求的不断提高和丰富，《史记》的经世意识也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并且对人们的思想和实践产生了重大的作用。从历代史家对《史记》经世之旨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古老的思想传统不断丰富发展的历程。
孔子作《春秋》，就有明确的经世目的。司马迁对《春秋》主旨的总结和宣扬，以及他对自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等著史思想的自觉阐释，集中体现了他对史学经世传统的自觉意识。
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政治提供历史和理论根据，这也是史学经世的重要一面。对此，司马迁阐述得很清楚：“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就是说当今的人们，了解历史是为了给自己立一面镜子，以为借鉴，但不必完全模仿古人，因为古今的形势不同，关键的是能解决当今的社会问题。他叙述汉高祖功臣及其子孙的兴衰历史，作出了“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28】的结论。就是说，当今的社会就是正在演化的历史，认真总结近代或当前的社会变化，也能得到很多可借鉴的经验。这就是他理解的史著同社会和国家的紧密联系。这个思想对后来史家和政治家都有很大影响，从唐宋两代对史学鉴戒作用的重视，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唐代君臣对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极高的自觉性，形成了“以史为鉴”的风气。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对《史记》垂戒惩劝的精神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司马贞评价司马迁说：“太史公之所羡慕仰企平仲之行，假令晏生在世，己虽与之仆隶执鞭，亦所忻慕。其好善之至也。贤哉良史，可以示人臣之炯戒也。”【29】就是从记载贤相明君为后代君臣树立榜样的角度肯定司马迁是良史。《唐会要》卷七十六记载殷侑言论：“历代史书，皆记当时善恶，系以褒贬，垂裕劝戒。其司马迁《史记》，班固、范晔两《汉书》，音义鲜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世教。”可见，以史垂戒的思想在唐代已经成为一种普遍遵循的法则。宋神宗也是一个对史学社会作用有深刻认识的统治者，他认为：“（汉司马迁）唯其是非不谬于圣人，褒贬至当，则良史之才矣”，这主要表现在《史记》能“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30】。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就是要继承司马迁这个思想传统，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目的是“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宋神宗因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31】赐名为“资治通鉴”。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是因为他们在撰述中集中体现了良史所具有的鲜明的经世思想。
史学的经世作用从大处讲是“为世立教”，而从深处讲也要为人立教。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就是以人事作为治乱兴衰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探讨人事与历史成败兴衰的关系，从中得到历史、人生的大智慧。整部《史记》因此透溢着司马迁对人和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命运的关怀，这一宗旨早为人们认识。晋人张辅比较司马迁和班固，说：“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32】司马迁记事以足以垂戒为标准，而班固著史不加取舍，没有遵循这个宗旨，这是他不如司马迁的地方，因此司马迁在奖劝垂诫方面堪称良史。清代尚□说：“迁责王翦不能辅秦建德，固其根本；责李斯不补主阙，严威酷刑；责蒙恬不能强谏，振急修和。且责翦以偷合取容，责斯以阿顺苟合，责恬以阿意兴功。真古之良史，可为万世驭将相之明鉴矣。”【33】清人袁枚也认为司马迁著《酷吏列传》表现了“良史垂戒之心”【34】。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惩恶劝善的著史宗旨已成为评价良史的一个基本标准，后人著史凡能很好地贯彻这个宗旨的一般都被人目为良史。陈寿著《三国志》被称为“良史之才”，就在于它“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35】。史学理论家刘知几，甚至把记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看做司马迁的史义：“夫善人少而恶人多，其书名竹帛者，盖唯记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废而不载，余甚惧焉。’即其义也。”【36】这是因为，他把惩恶劝善看做史家著史的一个原则性问题：“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并把这看做史家的不朽功业：“夫能申藻镜，别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序，则惩恶劝善，永肃将来，激浊扬清，郁为不朽者矣。”【37】这是史学垂戒惩劝之思想传统的理论总结。
后代史家，如唐代杜佑、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都提倡以史学经邦致用，清代史家也都十分重视史学的经世作用。以王夫之和章学诚在这方面的理论阐释最为突出。王夫之认为：“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乎？”【38】他这里把司马迁所说的“述往思来”的思想阐述为“述往以为来者师”，并且认为这是史学所以为史学的本质。他还说：“史者，垂于来今以作则者也。”【39】总起来说，史学不仅要总结历史得失之枢机，还要为当今和将来的社会、历史发展定出法则，这就是史学的“经世之大略”。这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史学经世致用的多重价值。在此之后，章学诚明确提出史学“所以经世”的看法，并把《春秋》、《史记》看做“经世之书”，评价司马迁是深得为史之义的良史。他所强调的经世比王夫之更加具体。他说：“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又说：“故司马迁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说，而为经世之书。”“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40】他的思想逻辑是这样的：史学本于《春秋》，《春秋》是经世的，所以史学经世是生而有之的特性；《春秋》经世的核心是言人事，天人性命之学也是言人事的，二者本质上是相通的，所以司马迁能从天人性命之学中写出经世之书，这也是因为把握了史学经世的本质。这样看来，史学也好，天人性命之学也好，本根是一致的，只不过所侧重的人事各异，“事事”即所从事研究的人事。所以不应该有门户之见。章学诚在这里试图以史学之经世统摄其他学术，目的是强化学者以所学之业经世的自觉意识。他说：“学业将以经世也”，“故学业者，所以辟风气也。风气未开，学业有以开之。风气既弊，学业有以挽之。”【41】“以学问文章，徇世之所尚，是犹既饱而进粱肉，既暖而增狐貉也。”【42】对于一个史家或学者来讲，其经世的途径就是辟风气，而不是徇世之所尚。这就把经世之旨更加具体化了。
对历史发展和社会人生的关注，往往诱发出一种直面现实的批判精神和关心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的忧患意识。这是史学经世意识的更高境界。司马迁对汉朝统治者的揭露和批判，蕴含着他深切的忧时忧民之情，他读到古代的昏君暴政或明君贤相，经常废书而叹，至于垂涕【43】，就是这种感情的自然发露。所谓“发愤著书”就是这种忧患意识在史书撰述和史家精神上的理性显现。它激励后代史家以史著记盛衰。明王世贞以司马迁著史为目标【44】，30年如一日，“尽窥金匮石室之藏，窃亦欲藉薜萝之日，一从事于龙门、兰台遗响，庶几昭代之盛，不至□□尔。”【45】虽然他只著成《□山堂别集》，但他所表现出的对史家职责的严肃态度和自觉意识，以及记载“昭代之盛”的社会责任感，表现了良史的境界。陈文烛为《□山堂别集》作序，就说他是“良史才，当修国朝史书”，并指出“其于子长，以意师之，不可称龙门之大宗乎？”所谓“以意师之”，是指王世贞在内在精神上与司马迁相通。这些评价，表明人们对司马迁以来经世致用的良史思想传统的深刻认识和自觉继承。清人龚自珍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46】这句话概括了作为“良史”所应具有的思想境界。明胡应麟说：“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有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董狐、南史，制作无证，维公与直，庶几尽矣。秦、汉而下，三长不乏，二善靡闻。”【47】这里他对刘知几“史学三长”说加以补充，在没有历史著作传世的人们身上，也可以体现史家之“良史”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公心”，实际上就是为国为民为天下着想之忧患意识。他这个观点在史家修养理论上是值得注意的，他所提出的“公与直”与刘知几的“直笔”说不完全相同，而是着重在史家胸襟气度和意志品格上，而又与章学诚的“史德”说强调“尽天人之际”的说法有些联系，可看做是章学诚强调学者心术修养的先声。胡应麟的“公心说”可以说是在刘知几和章学诚之间架设了理论上的桥梁。人们为什么重视“良史”？因为良史所忧者，往往是关乎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紧要问题，它反映了史家的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和价值追求，决定着历史研究的前途，进而影响着世人对历史进程的理解。事实证明，史家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的思想影响是推进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因此在在皇朝兴亡之际往往会出现“国亡史作”、“以史自任”的心态，大量的私家著史是这种心态在史学上的反映。如金代末年元好问“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48】良史应该对历史和史学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在史学中记录和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
可以认为，以史经世的思想因为司马迁而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和人文精神，并促使后代史家不断地以修史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促进了史学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使中华文明不曾中断，生生不息。在此过程中，经世致用的思想深深地积淀在人们心中，成为评判良史的指导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