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会通古今的器局
司马迁作《史记》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中“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构建其学说的核心。其实质就是将历史、现实和未来看做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考察从古至今诸多历史经验，探讨历史发展常规，以促进当今社会的发展和把握未来历史的趋势。司马迁会通古今的旨趣在历史思想和方法上对后来史家影响很大。
在撰述宗旨上，历代史家修史都自觉地以“通古今之变”指导史书撰述，使其成为史家撰述宗旨的典型表达。会通的历史观点不断得到阐述和发展，如班固“洽通”的思想，刘知几《史通》强调“通识”的宗旨，郑樵“会通”的观点，直至章学诚提倡“博古通今”的学风，等等，都是一脉相承的。在司马迁之后，杜佑、司马光、郑樵、马端临等，都以不同的撰述形式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通贯古今、错综经纬的精神。即章学诚所说的“通史家风”。他指出：“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11】章学诚对通史之源流演变做了详备的考辨，表现了他对通史著作的重视。他认识到通史著作在史学发展中的地位很重要：它们往往代表了成熟进步的史学潮流，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总结性史著。【12】因此，章学诚对开创此风的司马迁评价很高，称他是“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者”【13】。实际上，这种“家风”就是会通古今的学术思想传统。这种思想传统不仅促使历代史家撰写出很多以通博著称的史学名著，还促成史学家从理论上总结对史家修养的要求，使广博会通成为一代良史的标准。
班氏父子最早阐述了司马迁会通古今的良史之才。班彪说：“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14】班固承袭父说，进一步评论道：“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亦其所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亦勤矣。”【15】这不仅肯定了司马迁采集文献的广博，还指出司马迁贯通古今历史，而详于秦汉历史的特点。就是说，司马迁的博古是为了通今。班固撰写《汉书》，也继承了司马迁这一宗旨，说要“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穷人理，该万方”，“函雅故，通古今”【16】。马、班并称良史，能通古今之变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如近人刘咸□所说：“二人有本学，善观变，知流弊，所以为良史”【17】。所谓“本学”就是历史学，史家可以从历史变动中，观察到历史大趋势，知道现实问题之所出，通于历史之变与当世之变，这正是通古今之变的根本宗旨，是史学之本，也是良史应有的素质。
这一撰述思想，在《隋书·经籍志》史部大序中就被总结为对史官修养的要求：“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在这里，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撰史宗旨，成为评价良史的标准，从而使这种视天人古今、社会历史为一个统一整体的观念，更深透地渗入史家思想当中，成为许多史家的共识。
史学史上，明确地提出“会通之义”，并把它作为整个史学工作的原则和史家责任的，是郑樵。郑樵在《通志·总序》中，多处提倡“会通之义”、“会通之旨”、“会通之道”，其主旨一是重视古今“相因之义”，贯通历史的联系；一是重视历代损益，揭示“古今之变”。【18】在此观点下，他一方面推崇司马迁的会通，说他“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另一方面，他批评班固《汉书》断代为史，失却了司马迁会通古今之旨，他说：“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19】显然，他这些观点是继承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思想。他撰著《通志》，也是以继承司马迁的会通传统而自居。他在《上宰相书》中说：“虽曰继马迁之作，凡例殊途，经纬异制，自有成法，不蹈前修。”【20】可以说，郑樵在历史观点和历史编纂学上较好地继承并发扬了司马迁的会通之旨。清人于敏中称赞郑樵：“爰自著此书，推天地之中，极古今之变，网罗数千载之典籍，而才与识足以贯之”，“可谓良史之才也”。
在郑樵认识的基础上，马端临以能否“会通”作为评判良史的标准，从理论上总结了司马迁成为良史的条件：
《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后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易其体。然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21】
马端临认为，《史记》的会通，在形式上的表现是创立了纪传体这种综合体体裁，内容上能够容纳社会典章制度和古今历史盛衰之变。班固的《汉书》没有继承这一会通之道，因此，只有司马迁当得起“良史”的称号。这使以会通评判良史的标准更加明确了。当然，对于班固是否“会通”，我们可以从另一个含义上去理解，即是他的“上下洽通”。这一点，我们不必囿于郑樵陈说。
从总体上看，郑樵、马端临所说的“会通”就是要为历史社会变革描绘一个总的图景，在历史编纂学上则是把各家学术汇而为一【22】。这还不足以概括司马迁的会通之旨，其最重要的魅力还在于能在通的基础上体现一种“成一家之言”的精神。唐司马贞评“太史公，古之良史也”，就是因为他“渔猎则穷于百氏，笔削乃成于一家”【23】，就是说司马迁是在融会贯通百家学说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关于历史的思想体系，即历史哲学。这使他能够轻松地驾驭历史，表达自己关于宇宙、人生和社会的总体认识。这一点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的《申郑》、《释通》两篇中说得很清楚：“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其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者，惟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因而他认为通史所贵者，是“卓识名理，独见别裁”。这个要求与前面讨论的史识的要求是有联系的，是章学诚衡量史家成就的一个重要标准。
正因为“通”有这样丰富的含义和多方面的要求，真正能在实践中贯彻这一宗旨并不容易。古往今来的史学家大都有这方面的认识和体会。《四库全书总目》认为：“通史之例肇于司马迁……其例综括千古，归一家言，非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熔铸，则难以成书。梁武帝作《通史》六百二十卷，不久即已散佚。故后有作者率莫敢措意于斯。”【24】尽管如此，历代史家仍为继承这一传统孜孜以求。自章学诚提倡“通史家风”以来，研究和撰写通史就成为20世纪很多史家的愿望和追求。梁启超指出：“总史”的成功，需要几十人分头进行研究，经过“横集”和“纵集”，再汇集起来，才有可能成功。【25】范文澜编写了《中国通史简编》，对通史编纂之难深有体会：“通史的工作是这样的艰难，要认真做好通史，就必须全国史学工作者很好地组织起来，分工合作，或研究断代史，或研究专史，或研究少数民族史……局部性的研究愈深入，综合性的通史也就愈有完好的可能。以局部性的深入研究来帮助综合性的提高，以综合性的提高来催促局部性的再深入，如此反复多次，庶几写出好的中国通史来。”【26】白寿彝追踪前辈学者，不仅在理论上阐释了我国古代史学会通的传统，还在实践中加以贯彻，他主编的《中国通史》可以说是几代史家编纂中国通史的总结性和创造性结合的巨著。这也是我们现代史家对司马迁会通传统的继承发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