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史家标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我国古代史学的良史思想包含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以上所谈的只是其中几个重要方面。它们各有侧重，又互有联系，重才识、通古今、以史经世等，其实都有内在的一致性，都是对史家标准的理论探讨。自刘知几提出“才、学、识”三长作为衡量史家修养的基本条件，后来史家从各个方面不断阐发，提出自己的主张，从而使我国古代关于良史的理论很丰富，但大抵不离刘知几提出的几个方面。可以说，刘知几的“史才三长”标志着史家标准论的初步形成。之后，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提出“良史”的标准：
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49】
曾巩对史家提出了“明”、“道”、“智”、“文”四个方面的修养，他认为著史的目的是“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故必得良史，而后能传于久远。其中“周万事之理”、“通难知之意”属于史家“识力”的范围，指明白事理、辨别是非、预见未来的能力，而“周”与“通”也是要求史家有会通古今的器局。“适天下之用”则是强调史学的社会作用和史家的为史之意，“发难显之情”是指史家文辞修养。他还在《曾子固寄欧阳舍人书》中特别指出，从事史书编纂的人员所必须具有的两个条件：“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这几个方面大概可以概括曾巩对良史所作的思考，从理论上说，这是良史理论的进一步深入。但在具体运用上，曾巩仍逃脱不了他在思想上的局限。他说：“两汉以来，为史者去之远矣。司马迁从五帝三王既没数千载之后，秦火之余，因散绝残脱之经，以及传记百家之说，区区掇拾，以集著其善恶之迹、兴废之端，又创己意，以为本纪、世家、八书、列传之文，斯亦可谓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者，亦岂少哉？是岂可不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后，为史者如迁之文，亦不可不谓隽伟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盖圣贤之高致，迁固有不能纯达其情，而见之于后者矣，故不得而与之也。迁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至于宋、齐梁、陈、后魏、后周之书，盖无以议为也。”这就反映出他所提标准的不切实际，悬之过高，反而使这种标准失去了实践上的价值。这与他的思想认识有关，他认为两汉以来的史学是倒退的，比不上三代的圣贤。至于他批评司马迁“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只是重复了班氏父子以来的陈说，多不能成立。
此后，元代揭□斯提出修史用人“以心术为本”【50】，明代胡应麟提出“公心与直笔”以补“三长”之不足，都是对史家标准的继续探讨。直至章学诚提出“史德”说，古代史家关于史家标准的讨论得到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它显示了良史思想传统在史家标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
《文史通义·史德》：“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然而仅做到“击断以为识，辞采以为才，记诵以为学”，还不算“良史”，这只是似是而非，貌同心异者。章学诚进一步提出：“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夫《骚》与《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怀于三代之英，而经纬乎天人之际者也。”他把屈原《离骚》和司马迁的《史记》并称为“经纬乎天人之际者”。这与刘知几“文之将史，其流一焉”，而把屈原看做是“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史通·载文》），有异曲同工之处。刘知几是以“不虚美、不隐恶”的标准得出这个结论的，那么，章学诚将《骚》《史》并称，是以其“经纬乎天人之际”的“良史”标准。我们知道，刘知几提倡“史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直笔”“实录”。而章学诚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就是说史德是史识要求中需特别强调的内核。显然，这个标准不以文、史不同相区分，而是从“德”的角度要求史家修养。要理解章学诚“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含义，还需深究其关于“天”、“人”的认识。《文史通义》中有《天喻》一篇，讲“人定胜天”的道理，可以清楚地看到，章学诚所说的“人”就是指人的主观性，“天”类似于我们今天讲的历史的客观性。“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就是说要充分尊重客观历史，而不要因史家的主观好恶影响到对历史客观性的反映。他比曾巩高明之处在于，他并不认为在历史撰述中可以完全排除史家主体意识的作用，即“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但只要史家有这种自觉的认识并努力去做，那也称得上有良好的“著书者之心术了”。他所说的“尽其天”大概是要求史家不断认识历史的客观性，从而使自己的认识不断增加客观性，在这个不断接近客观真理的过程中锻炼自己的修养。从章学诚《文史通义》对学术风气、著书者之心术和史学经世的强调来看，他所说的“史德”包含的内容是很丰富的。看来，鲁迅先生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来比《史记》，也是有来历、有深意的。
关于良史的思想和信念反映了中国史家深刻的历史意识、自觉的史学意识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它不仅促使史家思考怎样认识自身的价值，促使他们关注历史、关注现实，同时也促使历代史家视治史为神圣的事业，锲而不舍地为之奋斗。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和学术思潮的演变，史家的价值观念是在不断变化的，直至近现代仍不断有史家阐述自己对良史的理解，其中一些关于良史的思想传统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成为人们恪守不移、不断追求的目标，司马迁所体现的史家素养和史学思想无疑在其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推动历代史家为成就一代良史而不懈努力，形成了中国史家深厚的良史思想传统。
附论：说文贵有识
我国古代许多学者视文章为不朽之事、经国大业，故十分重视“识”在文章中的重要性。“先器识而后文艺”是很多学人信守的名言，如王充、韩愈、柳宗元等，都有这方面的言论。史学家如刘知几、章学诚等，也都强调史识在史家修养中的重要性。总之，讲求“识”的修养是我国学者的一个优良传统，他们不仅在文章写作的实践中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还有人对此做了理论上的探讨。文章的艺术技巧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有正确的识见。反观现实，时下有些文章只注重辞藻华丽、技巧变化，艺术作品也常常是只讲究豪华排场，满足于逗趣打诨、宣扬奸猾小慧，这些都是无识的表现，完全忘记了文贵有识的原则。生活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人文社科工作者，承担着培育民族精神、建设精神文明的责任，应该继承和发扬文贵有识的优良传统。当然，在“识”方面我们应该有新的理解、新的要求和新的标准。
文贵有识不仅是讲文章家的修养，还是同个人修养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进而言之，不仅是哪一个学者个人修养的问题，还是关系到一代学风和社会风尚的大事。当然，它不仅是理论问题，还是一个怎样实践的问题。这些可以从很多方面体现出来，而最集中、最鲜明地体现在文章作者对“识”的认识上。
我国古代学者有经生、文士和史才的区分，他们之间常有论争，而群体内部也有对立，如经学有汉宋之争，文学有今古之争，史学有考据经世之争，等等。其中一个重要的分歧就是文章是否重视表达识见，而不是只讲究辞藻、技法的“空文”。这并不是说哪家的器识一定高超，但它从一个方面表现了不同风尚的歧异。在文章学兴盛的时期，文章家们在谈论为文之道或诗人修养的时候，大多都强调了“识”的重要性，可谓有为而发。他们对“识”的见解在以下几方面是比较突出的：
（一）文章家需要什么样的“识”
清初古文家魏禧（1624—1680）对此提出了明确的认识，主张为文力求“有用于世”。他对“识”的内涵的理解基本上尊崇实学经世的宗旨。他说：“识不高于庸众，事理不足关系天下国家之故，则虽有奇文，与《左》、《史》、韩、欧阳并立无二，亦可无作。”【51】他还说：“文章之变，于今已尽，无能离古人而自创一格者，独识力卓越，庶足与古人相增益，是故言不关于世道，识不越于庸众，则虽有奇文，可以无作。识定则求其畅，所谓了然于手口也。”【52】这就是说，文章一定要“关系天下国家之故”，并且有超越一般人的见识，才有作的必要。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文章之所以能层出不穷，流传于后世，不在于技巧的变化，而在于每个时代的人都面对不同的现实问题，都有新的识见，用这些识见指导作文，然后再考虑文章通畅的问题，这才是超出古人、自创一格的途径。这与那些不关心现实、只讲文章作法的流派相比，自然显得阔大激烈些。历史证明，每当社会激变的转折时期，文章经世的思潮常应运而起，文章家有得之于时代所赐的广阔的心胸和视野，因而在观察社会、历史时，有着敏锐的眼光、深刻的体会和高度的责任感，这些就是文章的“史识”。
（二）怎样培养自己的见识
魏禧还探讨了怎样培养见识的问题。他说：“愚尝以谓为文之道，欲卓然自立于天下，在于积理而练识……所谓练识者，博学于文而知理之要，练于物务，识时之所宜。理得其要则言不烦，而躬行可践；识时宜则不为高论，见诸行事而有功……故练识如炼金，金百炼则杂气尽而精光发。”【53】他所谓理，就是要在“市侩倡优大猾逆贼之情状，灶婢丐夫米盐凌杂鄙屑之故”中求得事物之理【54】，换句话说，理存在于世界的万事万物之中，而识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练识就是在“博学于文”的基础上了解事物的活动规律，进而了解时代所需，即从广泛地学习前人的理论方法与积累社会实践经验两方面来提高识见。可见，人们生活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识”，只有经过不断地磨练才能于众多的事理中提炼出最有价值的内容。这就要求文章作者要对社会、历史和现实观察深刻，体会深切，文章自然就能反映社会、历史的本质。他还在《日录》中把“造识之道”概括为三个方面：“曰见闻，曰揣摩，曰阅历”，就是希望文章家在这方面加强自己的修养，培养自己的真知灼见。
（三）为什么要练识？“识”的重要性是什么？
这里我们要说到叶燮（1627—1703）的卓见，他的《原诗》是一部体例较完善的诗论作品。其中一个主要观点就是强调诗人应具备“识、才、胆、力”。叶燮认为这四个因素是“诗人之本”，其中他又突出了“识”对其他三者的主导作用，因为“无识则不能取舍”，“人惟中藏无识，则理事情错陈于前，而浑然茫然，是非可否，妍媸黑白，悉眩惑而不能辨。”【55】有识才能明理，认识事物发展常规、辨别是非及判断精华与糟粕，都离不开识。可见，叶燮所强调的“识”是一种对事物进行正确判断并加以取舍的器局。无识而有其他三者，反而有害无益，他强调说：“四者无缓急，而要在先之以识；使无识则三者俱无所托，无识而有胆，则为妄、为卤莽、为无知，其言背理叛道蔑如也。无识而有才，虽议论纵横，思致挥霍，而是非淆乱，黑白颠倒，才反为累矣。无识而有力，则坚僻妄诞之辞，足以误人惑世，为害甚烈……惟有识则能知所从，知所奋，知所决，而后才与胆力，皆确然有以自信，举世非之，举世誉之，而不为其所摇，安有随人之是非以为是非者哉！”【56】惟其如此，“识”才是诗人修养之所急。我们还要说到袁枚（1716—1797），他是乾隆时著名的诗人，虽提倡“性灵说”，但他也认为：“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57】他在才、学之外进一步强调了“识”的作用：“学如弓驾，才如箭镞，识以领之，方能中鹄。”【58】他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识”是帮助诗人确定方向的要素，仅有才、学是不能达到目标的。清末，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阐述了同样的认识，指出：“文以识为主。认题立意，非识之高卓精审，无以中要。才、学、识三长，识为尤重，岂独作史然耶？”【59】袁枚和刘熙载分别从诗、文的角度，强调了不论作诗、为文还是著史，都需有“识”，这是特别值得人们反复玩味的。
（四）“识”的三重要求：审择至精、见远而晰其大凡、通融
刘熙载认为史家之识与文士之识是有区别的：“史学家识当出文士之上，范蔚宗尝自言‘耻作文士之文’，然其史笔于文士纤杂之见，往往振刷不尽。”【60】不过文人中自然也有有识之士，他评价杜牧之识见，“自是一时之杰”，“皆案切时势，见利害于未然”。可见，刘熙载对“识”的理解首先是关切现实，又能从现实的利弊中预见未来的发展趋势，而不是无关宏旨的纤杂之见。其次，他也强调了识见的修养要和叙事、议论的才能统一的辩证关系：“叙事要有法，然无识则法亦虚；论事要有识，然无法则识亦晦。”【61】这一辩证认识，给人以深刻启示。
由清末而进入近代的古文家林纾（1852—1924）对“识”也有独到之见。他说：“识者，审择至精之谓。”“识者，见远而晰其大凡，于至中正处立之论说，而事势所及，咸莫能外。”【62】即有识首先要求对事势发展有整体的认识，叙事就能选择精审，论事则能公正不偏。他认为“识”的最高境界是“通融”：“识难乎通融，通者，通于世故也；融者，不曾拘执也。一拘便无宏远之识，一执便成委巷小家子之识……若泛滥杂家，取其巧思，醉其丽句，则与‘识度’二字愈隔愈远矣。”以一偏之见为识或自逞胸臆不算有识，醉心于巧思、丽句则与有识相去更远。因此，“识”就是要对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有贯通全局的卓见，而不拘泥于传统的观念。我国历代史家也都要求有“通识”，如司马迁之“通古今之变”、刘知几之“通识”、郑樵之“会通”等。其精神实质都是一致的。
我们可以看到，不论处在何种时代，受何种文风的影响，有见识的文章家都主张为文要以识为先，并且指出了培养识见的途径，他们对识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大多强调从关注现实中磨炼自己的识见，强调对历史和现实的正确认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思想的正确性、独创性和实践性。这些认识对文人的修养不仅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今天也还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文章不仅仅要擅长文采，艺术不仅仅要讲究手法，还必须对历史和现实有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这本是老生常谈，但在实际生活中能把二者较好地结合起来，又谈何容易！这对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是立身之本，是很重要的修养。事实也证明，能将二者较好地结合起来的文章和著作是能行之久远的。司马迁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刘知几从理论上提出问题，都值得文章家们反复思考。晚明陈子龙有感于当时空疏的学风。编写《明经世文编》，认为国家有三种情况是让人深感忧患的：“一曰朝无良史，二曰国无世家，三曰士无实学。”求真、明道与经世是良史所必备的修养，从这个意义上说，“良史”与“实学”的要求是相通的，即需要有识之士，作经世文章，这样才能引领一代风尚，使国家长治久安。我们现在的文学家、艺术家、文章家，或不以“良史”为目标，但仍脱离不了为“士”的责任，社会的发展需要“言之有文”而又“言而有识”的作品。如此看来，“识”不仅是对自身修养的要求，也是对社会的崇高责任。当然，要避免走极端，认为文以害道而极力贬斥文的价值，或认为文学只为政教，将文章经世视做歌功颂德的工具，或者为了以古论今的目的肆意歪曲历史等等，都是错误的思想倾向和做法。这些都是与“识”背道而驰的。
注释：
【1】《新唐书·刘子玄传》。
【2】[明]程荣纂辑《汉魏丛书》本《西京杂记》卷四，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8页。
【3】范晔《后汉书·班彪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4】《杨升庵文集》卷四七，明万历刻本。
【5】《二酉园文集》卷一《史记隽言序》。
【6】《酿蜜集》卷二《班马异同》，光绪二十七年刊本。
【7】《史记别钞》下卷《项羽本纪》，同治十三年刊本。
【8】以上三则分别见[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6、2152、3202页。
【9】《止斋先生文集》卷四十一《题张之望文集后》，转引自《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58页。
【10】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三。
【11】章学诚《文史通义》，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3页。
【12】参见《文史通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64页。
【13】参见许凌云《试论“通史家风”》，《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
【14】《后汉书·班彪传》。
【15】《汉书·司马迁传》。
【16】《汉书·叙传》。
【17】《治史绪论》中篇，见《推十书》，成都尚友书塾本。
【18】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59页。
【19】《通志·总序》。
【20】《夹遗稿》卷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
【21】《文献通考·自序》。
【22】参见白寿彝《郑樵对刘知几史学的发展》、《从历史编纂工作看郑樵——纪念郑樵逝世八百周年》，见《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30、239页。
【23】《补史记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4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59页。
【24】《史部》“别史类”《通志》提要。
【25】详见《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商务印书馆1934年4月第三版，第49页。
【26】《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7页。
【27】参见瞿林东《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光明日报》2003年3月25日B3版。
【28】以上二则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29】《史记索隐·管晏列传》。
【30】《资治通鉴序》。
【31】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
【32】《晋书·张辅传》。
【33】《史记辨证》卷七《蒙恬列传》。
【34】《随园随笔》卷二《诸史类》上卷《后汉书误仿史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35】《三国志·陈寿传》。
【36】以上三则引文见《史通·人物》。
【37】《史通·品藻》。
【38】《读通鉴论》卷六“汉光武”条。
【39】《读通鉴论》卷二十“唐太宗”条。
【40】《文史通义·浙东学术》。
【41】《文史通义·天喻》。
【42】《文史通义·说林》。
【43】他读《春秋历谱牒》，至周厉王，“废书而叹”；他读《虞书》，看到君相互相勉励，“未尝不流涕也”；他读孔子书，“想见其为人”；他为晏子作传，愿为之“执鞭”等等。
【44】参见孙卫国《论王世贞〈□山堂别集〉对〈史记〉的模拟》，《南开学报》1998年第2期。
【45】《山堂别集》自序，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中国史学丛书》第16种，第2—3页。
【46】《龚自珍全集》第1辑《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页。
【47】《少室山房笔丛·史书占毕》（一），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127页。
【48】《金史·文艺下·元好问传》。
【49】《曾巩集》卷一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
【50】《元史·揭□斯传》。
【51】《魏叔子文集》八《宗子发文集序》。
【52】《魏叔子文集》六《答蔡生书》。
【53】《魏叔子文集》六《答施愚山侍读书》。
【54】《魏叔子文集》八《宗子发文集序》。
【55】《原诗·内篇下》一、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点校本。
【56】《原诗·内篇下》四。
【57】《随园诗话》秦三。
【58】《续诗品·尚识》。
【59】《刘熙载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0页。
【60】《刘熙载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61】《刘熙载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
【62】《春觉斋论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点校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