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医学体系实质上是由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医学和以东方为代表的传统医学两大系统组成。因此，各国民族医学统一应称作“世界传统医学”，简称传统医学。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传统医学是传统中医学、印度医学及阿拉伯医学等传统医学系统以及多种形式的民间疗法的统称。”中国的传统医药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医学体系，而是多元的、由各自的文化背景和生产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各民族医药学的总称。由于受到客观条件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各民族医药学发展情况并不平衡。壮、苗、瑶、土家、侗等民族医药，因历史上无文字或无通行文字，因而没有医药文献的记载，以口传心授为主。藏、蒙古、维吾尔等民族医药有较相对完整的理论。
中国从秦代（公元前221－前206年）开始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文化渊源深厚而绵长。
悠久的历史，众多的民族，各民族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为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化格局奠定了基础，也为传统医学的多元性和交融性提供了条件。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学（汉文化为背景的传统医学），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的主流医学，各少数民族的传统医学无不受到汉文化和中医学的影响。中医学对我国人民的保健事业和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至今仍有其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因此，学习了解中医药学的起源与发展，掌握中医药学的基本知识，对医学生的成长、发展和提高是很有必要的。
第一节中医学的起源
一、卫生保健的起源
早在170多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生活在山林中，经常处于风雨、饥饿、毒蛇、猛兽的威胁下，最终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在同大自然和猛兽的长期斗争中，求得了生存，创造了物质财富，并逐渐积累了原始的卫生保健知识。
中华民族最早发明了火。早在170万年前的元谋遗址中，即发现有少量的炭屑。在蓝田人遗址中，也发现了粉末状的黑色物质，经化验确定为炭屑。距今50万年前的北京人洞穴中，发现有大量用火的痕迹。洞穴内木炭、灰烬、烧石、烧骨集中堆积，叠压很厚，其中最厚处达6米，显然不是野火留下的痕迹。说明北京人不仅能使用天然火，而且已能有意识地对火进行控制。原始人可能是从原始森林着火或火山爆发中发现了火，并将它引进山洞，再一代一代将火种保留下来。
此后，在制作石器的过程中，经过无数次摩擦敲击的启示，原始人终于发明了人工取火的方法，时间大约在山顶洞人之前。我国古代文献上关于燧人氏“钻木取火”传说的记载正是这一历史事实的反映火的使用，特别是火的发明，对人类的文明进步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它是人类第一次掌握支配一种自然力来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火的使用，可以让人们取暖御寒，改善潮湿阴冷的生活居住环境，以减少风寒引起的外感疾病和阴冷潮湿导致的风湿病。火可以用来照明，驱赶野兽以减少伤害，从而加强了人的自卫能力。尤其是自从开始人工用火后，人类茹毛饮血的生食习惯得到了改变，由生食到熟食，缩短了人体消化食物的过程，同时，熟食可对食物起到一定程度的消毒杀菌杀虫作用，减少了许多消化道疾病和寄生虫病的发生。此外，熟食还扩大了人类的食物范围，使一些肉类及生食难以下咽的鱼鳖蚌蛤之类成为可口的食物，使人们吸收更多的营养，提高了人体的素质。特别是肉类食物所含的优质蛋白，使脑髓在发育过程中获得必需的丰富营养，从而更为完善。火的使用，还为原始的治疗方法，如热熨法、灸治法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因此可以说，火的使用在人类卫生保健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从赤身裸体到穿上纺织而成的衣物，从“穴居野处”到“巢居”与“穴居”及在平坦的原野建造房屋，从群婚到偶婚，原始人逐渐改善了穿着、居住条件，提高了身体素质，大大减少了遗传性疾病，增强了对自然界寒暑风雨变化的适应能力，是人类卫生保健史上的进步。
在一两万年前，原始人有时在狩猎的后披上兽皮，插上羽毛，戴上花朵，模仿动物姿态跳跃欢呼，以示祝福和庆祝。久而久之，这种舞蹈逐渐发展为原始的体育活动，它有舒壮筋骨的良好作用。后来有些舞蹈就逐渐发展成导引疗法和武术练功方法，其中导引的出现，为人类的卫生保健增添了新的更为积极的内容。
到了夏商周奴隶制社会时期，人们已有洗脸、洗手、洗脚、沐浴和洗涤食具等习惯，对饮食卫生也日益重视起来，《周礼·天官·庖人》《周礼·天官·医师》均简要介绍了四时肉食的品种、各类饮食的服食方法、四时调味的宜忌，以及饭食和菜肴的搭配等。《礼记》《管子》：“百病怒起”“忧郁生疾”，认识到精神因素与人的健康与否有着直接的联系。此时水井的使用对搞好饮食卫生大有裨益。人们对卫生防疫认识提高，开始经常洒扫居处，以保持环境卫生。据《周礼·秋官·司寇》记载，这一时期开始有了掌管环境卫生的职官。
二、药物的起源
原始社会初期，生产力极为低下，人们集体出猎，共同采集，得来的食物共同消费。在采集植物果实、种子、根茎的过程中，遇到某些植物，有的食后发生呕吐、腹泻，有的能解除某些疾病，有的却使人昏迷甚至死亡。经过长期无数次的实践，人们逐渐积累了对一些植物药的认识。
到了氏族公社后期，生产工具的制造技术不断地改进，渔猎经济的兴起，为原始人提供了较多的肉类食物。同时经过长期的实践，人们渐渐认识了某些动物药，例如用动物的脂肪、血液和骨髓来治病，稍后又发现各种动物内脏的治疗作用。随着金属冶炼时代的到来，矿物药也相继出现。人们正是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中，不断认识了某些植物、动物和矿物的治疗作用，这就是药物知识的起源。神话传说“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
意思是说，炎帝神农氏用赤色神鞭去鞭打各种草木，完全知道它们有毒、无毒、或寒、或温的药性，以及它们的药味所主治的疾病。
殷商时期，动物、植物、矿物类药物成为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周礼》“聚毒药以共医事”，《尚书》“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说明商朝的医生已学会应用毒性较大或重剂药物治疗疾病了。殷商时期，还有两个重要的创造，一为酒应用于医药，二为汤液，即汤剂的发明。这在医疗学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殷周时期，食疗已具有一定的雏形，伊尹精于烹调。
传说伊尹和商汤谈话时，就讲了许多烹调问题。其中就有“阳朴之姜，招摇之桂”的话。姜桂既是肴馔中的调味品，也是发汗解表的常用药物。所以有人认为“桂枝汤”是从烹调里分出来的最古处方之一。《周礼》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咳上气疾，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五药即为草、木、虫、石、谷。食治、食养思想在西周时期的发展反映了古代人民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高。
周代药物品种逐渐增加，用药经验也日益丰富，并已有初步的分类归纳。《诗经》记载有葛根、甘草、青蒿、黄芩等50余种药物；《山海经》记述的药物146种：植物药59种，动物药83种，矿物药4种，可治数十种疾病，并记载了食用、汤服、沐浴、佩带、涂抹等多种用药方法；《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时期，共收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主治内、外、妇、五官科等病症170多种。
三、针灸的起源
新石器时代，能够制造出种类较多而又比较精细的石器。这时，有了适合医用的砭石。砭石是一种锐利的石块，它作为后世刀针的前身，可称为最早的医疗工具。其主要被用来破开痈肿、排脓、放血或用以刺激身体的某些部位，可以消除病痛。为了适应穿刺或切割的需要，砭石的制作或有锋、或有刃，这不仅是原始的外科工具，也是我国针术的萌芽。针灸起源很早，远在文字创造前即已萌芽。砭石的起源，可追溯到距今一万至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甚至可能更早些。《说文解字》记载：“砭，以石刺病也。”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针具得到了不断地改进，由古代的石针、骨针、竹针而改变为铜针、铁针、金针、银针等金属制针，代替砭石之法，直到今天改进为不锈钢针。
在用火的过程中，身体烤火后感到舒服，还减轻了身体局部的疼痛，于是人们用树皮、兽皮包上烧热的土块和沙土贴附在身体的病痛部位，或进行局部固定的温热刺激后，某些疼痛疾病能得到减轻或治愈，这就形成原始的“灸法”“烫法”。
第二节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一、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条件
科学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不能游离于社会之外而孤立地存在与发展。科学体系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它要与社会的其他子系统之间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社会为科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充分的必要的条件。
中医学发源于先秦，其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到秦汉时期。它是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的医疗保健的经验积累和理论总结而形成的。
（一）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
自然科学是关于物质运动规律的理论知识体系。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人们对整个世界（自然、社会和思维）根本观点形成的体系。任何一门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都离不开哲学，必然受着哲学思想的支配和制约，特别是古代社会，哲学与自然科学尚未彻底分开之时，显得尤为密切。中医学属于古代自然科学范畴，其理论体系始终没有脱离古代自然哲学，它以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即气一元论、阴阳五行学说构建其理论体系。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气一元论和阴阳五行学说不仅为中医学提供了朴素的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生命观，还确立了中医学的整体的研究方法，使中医学以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去认识自然、认识生命，借以阐明人与自然、生命本质、健康与疾病等。中医学运用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去观察事物，借以阐明中医学中的一系列问题，并贯穿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使之成为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哲学概念和范畴通过中医学的诊疗实践，得到了探索、验证和深化，从而又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哲学理论。中医学虽然来自长期的经验积累，但并没有像其他经验科学那样被科学实验方法所淘汰，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医学理论充满了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具有深刻的哲学渊源。
（二）社会自然科学的渗透
中华民族从春秋战国到秦汉这一历史时期，各种文化学术流派如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农家、兵家、纵横家等学派展开了学术争鸣与交流，学术上呈现出“诸子百家”的繁荣景象：通过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交流与交融，出现了“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局面，从而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基础，也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文化、科学、社会历史基础。中医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在这一时期，它广泛地吸收、移植、渗透和交融了当时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学说、各个学派的先进成就，诸如哲学、数学、化学、天文学、历法学、气象学、地理学、声学、物候学、生理学、解剖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文化技术基础。
（三）长期医疗经验的积累
科学理论是科学抽象的结果。科学抽象是正确反映客观事物或现象的本质，形成科学概念和范畴，去揭示其规律性的一种研究方法，是人们运用理性思维方法，对所获得的感性经验材料加工、整理，从而概括或抽象出事物的性质和规律的一种科学认识方法。实践是中华民族思维的起点，也是思维逻辑结构的起点。古代中国，人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和医疗实践中，通过观察，积累了丰富的感性材料，经过思维而形成概念、判断，逐步上升为医学理论。重视实践经验的积累是中华民族传统思维第一个重要的本质精神。
中国从公元前21世纪进入奴隶社会以后，人们对疾病的认识，随着医疗实践经验的积累而不断发展：如早在西周，医学家就提出了发病和药物治病等理论。在春秋时代，秦国医和提出了六气致病的学说，开创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先河。中华民族的祖先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和医疗实践中，逐步积累了原始的医药知识，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丰富的实践基础。
科学理论的确立，无不通过长期反复的生活、生产和科学实践，再从反复的认识中得出正确的理论，中医学也是通过长期反复的医疗实践，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二、中医理论体系的确立
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四本中医经典着作的出现，标志着中医在人体结构、生理、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则、治法、方剂和中药等各个领域都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为后世中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