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简称《内经》，约成书于战国至西汉时期，是黄帝及其臣子岐伯、雷公、伯高等论医之书。包括《灵枢》和《素问》两部分，各卷81篇，共80余万言。该书总结了战国以前的医学成就，系统地阐述了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等问题，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其内容包括藏象、经络、病机、诊法、辨证、治则及针灸和汤液治疗等。它在阐述医学理论的同时，还对当时哲学领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阴阳、五行、气、天人关系、形神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它一方面用当代的先进哲学思想为指导，推动了医学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在医学科学发展的基础上，丰富和提高了哲学理论，把先秦以来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黄帝内经》中许多内容已大大超越了当时的世界水平。在形态学方面，关于人体骨骼、血脉的长度、内脏器官的大小和容量等的记载，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如食管与肠的长度比是1∶35，现代解剖是1∶37，两者非常接近。在血液循环方面，提出“心主身之血脉”（《素问·痿论》）的观点，认识到血液在脉管内是“流行不止，环周不休”（《素问·举痛论》）的。对动静脉也有一定的认识。以上这些认识比英国哈维氏在公元1628年（明崇祯元年）发现血液循环早一千多年。《黄帝内经》不仅在中国受到历代医家的广泛推崇，在国外的影响也不容低估。日本、朝鲜等国都曾把《黄帝内经》列为医生必读课本，而部分内容还先后被译成英、法、德等文字，在世界上流传。
近年来一些欧美国家的针灸组织也把《黄帝内经》列为针灸师的必读参考书。《黄帝内经》的着成，标志着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的新阶段。
《难经》是一部与《黄帝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约成书于西汉末期至东汉之间，相传为扁鹊（秦越人）所着。“难”是“问难”之义，或作“疑难”解。“经”乃指《内经》，即问难《内经》。作者把自己认为的难点和疑点提出，然后逐一解释阐明，部分问题做了发挥性阐解。《难经》的基本内容包括脉诊、脏腑、阴阳、五行、病能、营卫、腧穴、针灸以及三焦、命门、奇经八脉等理论疑难问题。涉及人体正常生理、解剖、疾病、证候、诊断、针灸与治疗，以及阴阳五行学说等种种疑难问题的论述，内容十分丰富，补充了《黄帝内经》的不足，与《黄帝内经》一样，成为后世指导临床实践的理论基础。
《神农本草经》约成书于两汉时期，是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着，为我国早期临床用药经验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全书载药365种（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按功效特点分为上、中、下三品，文字简练古朴，书中对每一味药的产地、性质、采集时间、入药部位和主治病症都有详细记载，所录药物功效的记载，屡经检验，大多准确可信。书中提出了中药的寒热温凉、酸苦甘辛咸等性味学说，对各种药物配合使用提出了药物七情和合理论，并阐述了方剂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确立了中药理论的基础。
该书的问世，使中药学科进入了迅速发展的轨道。
《伤寒杂病论》，为东汉着名医学家张仲景（公元150－219年）所着，是一本中医临床学专着。张仲景在书中不仅系统总结了许多常见病的诊断要点、治则和有效方药，而且创造出辨证论治的临床诊治规范，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该书后被分为《伤寒论》（讨论外感热病）和《金匮要略方论》（讨论内伤杂病）两书。张仲景被宋代以后的医学家尊称为医圣，明清时人们为推崇纪念他的成就，在其家乡河南南阳修建了医圣祠，引以为效法学习的先师。个中原因，除了他在东汉兵荒马乱、疫病流行时所作的杰出贡献外，更因为他的《伤寒杂病论》奠定了我国临床医学发展的基础。
第三节中医临床医学的发展
晋唐以后，随着治疗技术和医学理论的提高。中医学逐渐向各临床分科方向发展。现就中医临床各科的主要成就及代表着作作一简单介绍。
一、中医诊断学
《黄帝内经》中有关诊断学的内容十分丰富，该书不仅阐明了指导诊断的理论依据，而且也对诊法作了具体叙述，从而奠定了望、闻、问、切四诊的基础。在辨证方面：《内经》中有关病机十九条（《素问·玉机真脏论》）以及脏腑、阴阳五行理论对后世辨证论治有着原则性的指导意义。在“疟论”“刺疟论”“咳论”“痿论”“痹论”“厥论”等篇，对某些疾病以及临床常见症状，从感邪的性质、脏腑的虚实、阴阳的盛衰等方面进行辨析。可见当时在辨证方面已经达到比较细致的地步。
东汉张仲景所着《伤寒杂病论》，是后世公认的一部辨证论治经典着作，书中对于四诊和辨证均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在四诊中，仲景尤其重视切诊，仅《伤寒论》的397条中，涉及脉象的就有130多条，且达26种脉象。而《金匮要略》一书中，每篇的标题都以病、脉、证并列。在辨证方面，仲景以六经论伤寒，脏腑论杂病，从而确立了六经辨证和脏腑辨证的方法。至于其他辨证方法，如八纲辨证、气血津液辨证及三焦辨证等内容，在仲景着作中也有所论及，如《金匮要略·五脏风寒积聚篇》中说：“热在上焦者，因咳为肺痉；热在中焦者则为坚；热在下焦者则尿血……”说明东汉末年，对疾病的辨证认识已有较高的水平。
晋代王叔和所着《脉经》，是现存脉学的最早专着。他集《内经》以来扁鹊、张仲景、华佗等诸家对脉学的有关论述，博采众家之长，并参以己见，加以整理、分类，不仅阐述了脉象产生的原因，平脉病脉的区别，诊脉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并将脉象分为24种，结合其他诊法进行研究，可谓集晋代以前脉学之大成，对后世临床医家广泛运用切脉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传染病的不断流行，人们对它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晋代有关典籍中对传染病的认识比较具体，如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对当时流行的天行发斑疮（天花）、麻风等基本上能从发病特点和临床症状上作出诊断。同时，对于疾病的分类，皆能分别病名，以类相续，不相错杂。
隋代巢元方等撰《诸病源候论》，可说是我国第一部论述病源与证候诊断的专着。书中对临床各种疾病的病源、病机、症状均有较详细的分析和具体描述，特别在症状鉴别诊断方面，描述尤为细致。如痢疾分为谷痢、血痢、冷痢、热痢、火痢、休息痢等四十类，这种症状分类，即使在后世医书中也甚为罕见。
唐代孙思邈所着《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前者以脏腑分类，从生理、病理、脉象、症状各方面对脏腑进行描述，并提出处方、用药，使脏腑辨证得到系统和充实。
后者着重论述色脉，并将望诊列在脉诊之前。如“夫为医者，虽善于察候，而不知察于气色者，终末为尽要妙也”。说明在切诊盛行之际，其他诊法仍占有重要位置。《千金翼方·诊痈疽有脓法第五》说：“凡痈按之大坚者未有脓，半坚半软者半有脓，当上薄者都有脓。”不难看出，当时孙氏对诊断原理与诊断方法已有深入的研究。
宋代陈言据《金匮要略》“千般灾难，不越三条”之说，将致病原因分为三因，一曰内因，为七情，发自脏腑，形于肢体；二曰外因，为六淫，起于经络，舍于脏腑；三曰不内外因，为饮食饥饱，叫呼伤气以及虎狼毒虫、金疮踒折、痤疮附着之类。以因论证，是病因、辨证、理法比较完备的着作。
金、元时期，由于学术派别纷争，许多医家密切从临床实际出发，从不同角度充实、发展了中医诊断学的内容，出现了一些关于中医诊断学方面的专着。张元素着《医学启源》，以《内经》为依据，集华佗之《中藏经》、孙思邈《千金要方》、钱乙《小儿药证直诀》所论脏腑辨证之长，结合自己数十年临床实践，自成其脏腑寒热虚实以言病机辨证学说，较之以前医家之所辑，实有较大发展，从而确立了脏腑辨证在各种辨证中的重要地位。在此前后，有刘完素以“火热论”为病机的辨证；李东垣以脾胃论为病机的脾胃及内伤外感辨证；朱丹溪对阴阳的辨证；赵献可对肾病的辨证；李中梓对脾肾病的辨证；戴思恭、汪机对气血的辨证等，尤其是薛立斋，他于《内科摘要》一书中，列述诸脏虚实寒热与各病证之关系，其门人周慎斋继予推广，脏腑辨证之风已遍及医林。
自宋至明，有关四诊的专着不断出现，如宋代崔嘉彦的《脉诀》，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以四言歌诀形式阐述脉理，对后世脉学有相当影响。施桂堂的《察病指南》提出33种脉象，以图示脉，并兼述其他诊法，是现存较早而系统的诊断学专着。元代滑寿的《诊家枢要》采取浮、沉、迟、数、滑、涩六脉为纲。此期尚有杜清碧所撰的《敖氏伤寒金镜录》，叙述了36种舌象，且附有简图，联系病证以伤寒为主，兼及他科一些证候，是现存的第一部验舌专书，对后世舌诊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刘昉的《幼幼新书》，提出三岁以下小儿以察指纹代替切脉，并记有小儿虎口三关指纹的观察方法，这对儿科的诊断增加了新的内容，现仍为临床儿科医生所习用。
明清时代，尤其是清代，医家辈出，他们宗《内经》之旨，在继守金元理论的基础上，紧密结合临床实践，对中医诊断学精心研究，有关脉诊、望色、验舌和四诊合述等方面的专着不断涌现，且在辨证方法、内容上也更趋完善。
在舌诊方面：明代申斗恒辑《伤寒观舌心法》，在《敖氏伤寒金镜录》基础上，将36种舌图增至135种，内容颇为详尽，后经清代张涎先册订为120种，定名为《伤寒舌鉴》，将舌象分为九类，附有图示，据舌辨证，以治伤寒，颇为扼要。然明清舌诊专着，又当推曹炳章的《辨舌指南》（1917），书中初步总结了历代舌诊的主要内容，更参以新说，并附彩图122幅，墨图6幅，内容丰富，删繁就简，可谓是酌古参今的一部舌诊专着。此期尚有傅松元的《舌苔统志》，梁玉瑜所辑《舌鉴辨证》，对察舌辨证，甚为精详。由于温病学的发展，舌诊进步较快，清代叶天士甚为重视舌诊，在其《温热论》一书中，提出验舌不仅要望，而且应与扪、擦、问之法相伍为用，真可谓精益求精。汪宏的《望诊遵经》，专论望诊，内容精要丰富，对临床颇有参考价值。
在切诊方面：明代李时珍的《濒湖脉学》摘取诸家之精华，分脉为27种，语句明晰、生动、形象，将其同类脉的鉴别要点和各种脉象的主病，改编成歌诀，便于记诵，是学习脉诊的一部重要参考书。李士材着《诊家正眼》中，除列举《脉经》24脉外，又将革脉和牢脉加以区分，再加上长、短、疾三脉，增订脉象28种，详细论述了脉的形状。张介宾在《景岳全书·脉神章》中，详述了脉的主病。清代张石顽的《诊宗三昧》、周学霞的《三指禅》和晚清周学海所撰的《脉义简摩》《脉简补义》等，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据历代名家之论，辅以自己的临床经验和见解，所长各异。
在问诊方面：明代韩飞霞在《韩氏医通》中提出了问情状的八项具体内容。张介宾在《景岳全书·传忠录》中，为方便临床，提出“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等十项具体内容，执简驭繁，甚为切合临床，至今仍在临床上广泛应用。
明清医家在重视各种诊法的同时，亦强调四诊参伍。如林之翰的《四论抉微》，周学海的《形色外诊简摩》，吴谦等编纂的《医宗金鉴·四诊心法要诀》和喻嘉言的《医门法律》，从其不同角度强调四诊并重的重要性，内容丰富，立论公允。值得指出的是，喻氏所着《寓意草》提出治病必先识病，先认病后用药，与门人定出议病式，创立了中医诊断的病历格式，为临床医家所推崇。
在辨证方面：张介宾在《景岳全书·传忠录》中，对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八纲辨证做了初步概括。清代程钟龄又在《医学心悟》一书中加以发展。自此，八纲辨证便成为辨证的纲领。此期，清代医家在辨证方面的成就，是创造了对温热病进行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叶天士在《温热论》中提出了对温热病卫气营血辨证，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发挥叶氏之说，提出了三焦辨证，从而充实了对外感热性病的辨证内容。另外，脏腑辨证与病因辨证也进一步深化，如林佩琴、王旭高等对肝病的辨证，王清任、唐容川对血证的辨证，叶天士对脾胃病的辨证，石寿棠对燥、湿二气的辨证等。
由于中医诊断学的日趋完善，已形成较完整的诊断体系，故临床医家极为重视医疗经验的积累，因而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医案，如《临证指南医案》《古今医案按》《续名医类案》等，为祖国医学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