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轻信为上
我不轻信，敢作敢为做对了。我不轻信亲友熟人及其他好心的人。病初，我听到风就是雨，只要亲友们、熟人们以及其他好心的人们说某种措施和方法对抗癌管用，我就或者动心，或者试着去干。我恨不能有一个医生、一种药方能在一个早晨就彻底铲除了我的病根，使我迅速逃过死亡这一关。随着癌民资格的渐“老”，我的慌乱、恐惧的情绪逐渐稳定之后，我就不乱听乱信了，大小主意我一般地是由自己来拿。我有我的想法和道理。医学是一门很高深而复杂的学问，癌症是一道难解的课题，国内外的许多肿瘤专家倾尽心血，矢志不渝地研究许多年，也未彻底摸清癌症的“脾性”，我的亲友们、熟人们，一个个均皆医盲，谁也未当过癌民，关于治癌，他们能有多少的发言权。他们所掌握的关于抗癌信息和情况，大多来自道听途说，真实性、可信性、科学性是很值得怀疑的。即便讲某癌症病人采用某种措施和方法得以治愈的事实是为他们亲眼所见，可他们哪里知道一位名医有这样的说法：“病人的个体不同、疾病千变万化，同样的病在不同人身上表现完全可以不一样，对同样的诊治措施也往往有不同的反应或效果。”
他们又哪里知道另一位名医曾说过这样的话：“可以说，同是一种病，别人用过的有效药方，你照抄服用就不一定有效。”他们竞相献计献策，是希望我早日突出重围，尽快康复，是好心，是一种关爱、真情的流露，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应该感激。
可我不能“立场不稳”，来个兼容并蓄，不加分辨，不管好歹，那是要坏大事的，不仅使自己有可能蒙难，也会使人家尴尬、愧疚、悔恨。
我甚至有不轻信医生的时候。我不觉得这有多大的错。
似乎应该能得到医生们的认同，甚至是赞许。先从理论上讲讲看。刚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对我说：“自然科学的东西，都是真理，不容置辩，比如说1＋1＝2，还能说不等于2而等于别的什么？”是呀，1＋1＝2，不能等于别的，只有像着名喜剧演员赵本山说的那样，在算错了的时候，1＋1才能等于3。于是，我就信自然科学的理论、认识和思想都是真理。医学属于自然科学，我自然也就信科学理论以及医生对疾病的看法、说法都是准确无误的。后来知道，社会科学领域并不尽皆是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同样，医学领域亦并非尽皆是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我想，有一定知识、一定生活阅历的人，都会觉得我的领悟是对的，所以，我无需再饶舌。
多年来，世界各国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攻克癌症，虽已取得了巨大成效，但还不能说“碉堡”已经“拿”下来了。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连医生们也不得不承认。战斗还得打，研究还得进行。因此，关于治疗癌症的新的文章在发表着，关于治癌防癌的新药在生产着，关于治癌抗癌的新措施、新方法在试行着。但是，似乎可以下这样的判断，所有新东西（老的也包括在内），都不具备治癌防癌的绝对权威性，却是有着一定的探寻性的含带量。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作为一个癌症患者，能像一个生了疖子生了疮的人那样，一切由医生安排，叫吃什么药就吃什么药，叫打什么针就打什么针吗？！能不加思考地接受着一切的安排吗？！我看不能。
医学界是个争论着的世界。在治癌防癌这一块，医生们也是七嘴八舌，众说纷纭的。你说这一套对治癌防癌顶用，他站出来说不顶用。他说那一套对治癌防癌不顶用，我就站出来说顶用。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既然医生们可以互相争论，互相否认，那么，有了癌症经历和体会，掌握了一定癌症知识并有一定认识、分析其他事物能力的患者，为什么不可以也享受一下争论权和否认权呢！为什么要像一家电视台的一位女主持人在电视屏幕上曾经说的那样做呢？她是这样说的：我生了病到医院看病，在医生面前我像小孩见了大人一样，医生怎么说，我都觉得是对的，一切听从医生的安排。依我看，通常情况下应该这样做，有的时候似可不必这样做。
由于医生们在治癌防癌的一些问题上的看法有分歧，也由不得癌症患者“从一而终”、“三从四德”，而是要拿定主意做出决择，做出取舍，自己主宰自己，敢作敢为。比如，有医书介绍，不少医生至今只相信外科手术、化疗和放疗能治癌，而对心理治疗方法也能治癌持怀疑和不赞成的态度；有不少的专家认为，无鳞鱼当中除黄鳝以外，要少吃，对虾或蟹有的专家也建议要少吃，但也有不少的专家认为，癌症的复发和转移，是因为机体免疫功能紊乱或低下，尤其是细胞免疫功能降低所致，这些“发物”不仅不能降低免疫功能，反而可激发机体产生激发反应，使机体免疫力被唤醒，促进生理功能的恢复和提高，有些“发物”对机体有利，有些“发物”应是抗癌治疗中的药品、药物；多数医生强调癌症患者吃大蒜有利于康复，有的医生却指出，属热性的癌症病人应该忌吃，等等。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恕不赘述。这些“选择题”提示癌症病人们，对医生搞见菩萨就烧香是不合适的，对医生的有些话压根儿不敢打问号是不可取的，而是觉得理应当成耳旁风时就当成耳旁风好了，何必言听计从，不敢越雷池半步呢！
作为医生，他（她）只对癌症病人的病负责，只为治疗癌症病人的病着想。为了治好癌症病人的病，他（她）要求病人必须这样做，必须那样做，并且总是要求病人必须按照他（她）提出的自觉是最理想的、最全面的、最妥善的、最高质量的方案和计划去做。至于受到条件的限制，病人能不能做得到，做起来会遇到什么困难和尴尬，他（她）就不会想得那么多，甚至根本不会去想。这就要求癌症病人先得弄清自己的“本钱”有多少，“底子”有多厚，然后量体裁衣，酌情办事。对于那些非做不可的，当然一定努力去做。如果受条件限制，对那些做到做不到、做得好一些差一些不碍大事的，就可以马虎从事，甚至不一定去做。在我看来，有一些被说得神乎其神的抗癌措施和方法并不那么神奇，并不那么美妙，干嘛被它吓唬住呀！“医生的话不可不信，不可全信。”这句话被当作名言警句在世人中传播着。它是病人们的经验和体会的结晶。它还有可能掺和着血和泪。我觉得它也值得癌症患者信奉，我就信奉了它。
我亲身的经历使我体会到，医生也有说错话做错事的时候。动完手术后，我问一个医生，我的病能治愈吗？他不直接回答我是能还是不能，只说我的生命可以得到延长。现在看来，那位医生的回答显然不正确。出院后不久，我做了一次胃镜检查，医生告诉我，我的残胃患有慢性萎缩性胃炎病症。这个消息使我毛骨悚然了许多天，因为我知道它是一种癌前病，搞不好就演变出个胃癌来。一个多月后，我又做了一次胃镜检查，医生告诉我，我的残胃有炎症，是慢性浅表性胃炎。由慢性萎缩性胃炎而转化成慢性浅表性胃炎，时间竟然是如此之短，不可思议。很显然，医生有错。此后，我未再去管我的慢性萎缩性胃炎和慢性浅表胃炎的事，直至今日，我仍不知我的残胃有没有炎症，有什么样的炎症。事后，我常念叨：尽信医不如无医，就像尽信书不如无书一样。天下的许多事，一理相通。
作且活打算
我做了最坏的打算，朝最好的方面努力，做些有益、有意义的事，是做对了。病后，我没有在“死”字上瞎耽误太多的工夫。我没有费很大的精力去琢磨5年生存率、10年生存率、15年生存率和“一生都要注意防止转移、复发”的问题。我不认为我的余生就是养病、休息的余生，就是希冀着处处得到他人照顾、同情的余生。我想的是，一失足而成千古恨，一放松何尝不也成千古恨。我已有了太多的生命质量不高的岁月，不能再有更为严重的蹉跎岁月。癌魔很快把我“办”了倒好说，如果我且活着，后悔药有我吃的了。我相信我能且活着。
我不能陶醉于我的肉体的存在，而应看重现时存在的肉体含带应该含带的人生价值量，发出能够发出的生命的光辉。我扣响发号枪，命我赶快跑回到我生病前的状态中去。尽管我是困难的、吃力的、受煎熬的，我还是自己扬鞭自奋蹄，作新的一轮，也是我人生的最后一轮的拼搏。病后第4个月，我就用有关节病不能正确握笔的右手握紧了笔，一直耕耘到现在，从未歇息过，懈怠过。我觉得自己有些英明了：当初若依病卖病，现在只有悔恨了。可是，悔恨能帮我什么忙呢！写作对治我的病是起着作用的。医生们也是这样看的。有位医学专家说：“工作中做出成绩会使癌症病人感到欣慰，自信心增强，进一步促进疾病的康复。”“能够参加工作就说明病人从思想上战胜了癌症。”
坦率地说，病后，尤其是退休后，我虽然是气冲牛斗，很是豪迈。但是，能不能走好余下的路，我还是有点胆怯的、心虚的、茫然的。我的心里在打着鼓。我有过无数次的亲身经历和体会：绝大部分人的智商是分不出高低的，成败、荣辱、沉浮在于谁肯付出。我稍长大后，即不太在意自己的体力和精力的消耗，舍得拼“老本”，所以自觉自己不是人群中的禅人，活得倒还心安。但那是病前，如今已成一弱势者，我还能“春风”再有吗？只是我没有彷徨，没有管我的灯盏里还剩下多少油，而是继续点亮我的灯，打算直到把灯盏里的油熬尽为止。哲理是公道的，规律是威严的，生活是宽厚的。我像病前一样，做出我力所能及的付出，结果得到了应有的回报。这一次的际遇，意义重大。我的病虽好，但我已介迟暮，我也就时常地担心我能否实现自己的“要让生命过程成为不断体现价值的过程”的承诺。现在我有信心了。所以，我愿意用文字表示出来，以和患癌的人们以及一切弱势的人们交流、共勉。
能省的钱省
我坚持节省抗癌是坚持对了。感谢党和政府让我享受免费医疗待遇，住院期间，解放军总医院没有让我为吃药、打针掏一分钱。出院以后，以治病为目的的钱，我是花得相当的少的。我不愿花太多的钱讨癌症的饶。我的行为出于对我情、他情、人情的考虑。
病后，我关心病方面的事，爱琢磨病方面的事。这些事都是我耳闻目睹的：一位病危的癌症病人住院后，妻子很少过问他，儿女们也很少探视他，医护人员对他的处境很同情。一位患中风病瘫痪在床上的病人，日子久了后，竟被家人用毒药毒死。一位犯了脑出血的病人，正在输液抢救时，被受病人老婆指使的医生拔掉了针头，离开了人世。他们的不幸都与他们染病已花了家中的许多钱或将要花掉家中的许多钱有关。触景生情，也生理。我就行节省治病的方针。我相信，如今的世界上，像那三位病者家人那样的人，绝不是母鸡打鸣——少见少有，但为数要大大地少于讲究亲情、追求亲情的人。我的家人也属这绝大多数者列。我这是真话，良心话，绝无意于作态、作秀。但我为什么不防患于未然呢。不是有“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吗。亲生的儿子都不孝了，病久了，花钱多了，至少是导致不孝的原因之一吧。当然了，也还有添麻烦等诸种因素在起作用。我还认为，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还是要讲自律好。
我不是乌龟爬盘秤——自称自。我在接受了党的关怀和亲友以及他人的帮助下长成人后，便养成了这样的性格：我不愿亏人家、累人家，包括不愿亏家人、累家人。尤其是在金钱物质上，我愿意并努力做到多给人家一些，而不愿意想要人家的、沾人家的。我不属于把眼睛盯着别人的“食槽”的那一类人。病后，我常想，我已给家人带来了沉重的精神负担，怎能忍心再让他们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我要活，也得想想家人以后怎么活。我要是像泰森那样，一拳能打出数千万、上亿的美元来，像乔丹那样七投八投一年就能“投”出6000万美元来，像甲A俱乐部的有些男足球运动员那样一脚就能“踢”出年薪几十万、上百万来，花就花吧，可我的每月工资才那么点儿，能省的就尽量地省吧，只要不省出人命来就行。
病后不愿多花家人钱的有的是。残疾人张海迪就曾对一家电视台的记者说，她已做好思想准备，一旦她的病到了最严重最使她难熬时，她就采用安乐死的手段结束自己，所以她现在很关心安乐死方面的问题。她说她所以要选择走这条路，是因为怕麻烦家人，拖累家人。我想，她的话里含有不愿给家人增添经济麻烦的意思。据医书解释，病后不愿麻烦家人，不愿多花家人的钱，是中国多数人共同的克己容忍的心理特征的反映，是中国文化熏陶的结果。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民族内聚力的源泉，是维持民族生存的抗体，是将精神和物质文明世代相传的载体，是构成共同思维方式、共同价值取向、共同审美方式的基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有值得弘扬之处的。
顾德如
（2001年夏脱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