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我总向人宣传我的这种婚烟观：
结了婚，有了孩子后，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也不能离婚，也得凑合着过。离婚就意味着残酷，意味着造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将要对我的儿女们残酷着，造着孽。我不寒而栗了。我想像不出，我怎么样才能使我往后的日子变得无愧无悔起来。
现在，我很关注报纸刊物上刊载的和电视台播放的关于夫妻离异的报道、文章和影片。每当看到离异家庭中的子女们受到不应该受的委屈、苦难和伤害时，我就不禁潸然泪下，觉得自己无地自容。
我赞成“一切靠自己”，但我厌恶一切只为自己着想。我造成的苦果、恶果，我有勇气去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即便前面是一眼望不见底的深坑，我也敢跳。即便前面是浓烟滚滚的火海，我也敢钻。好汉一人做事一人当嘛。但我最怕牵连别人，殃及别人，损害别人。似乎不是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我确实一直奉行着这样的道德准则：宁可人欠我，绝不我欠人。我做得还很不够，却是注意做着的，并愿意以后做得更好些。生活如今却跟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使我只能赤条条地来，不能赤条条地去，留下一笔结不了还不清的“债”在人间。我万般无奈，觉得活着脸上无光。
我想找妻子谈，劝她改变主意。我终于打消了念头。以往许多回，我一瞅形势不对，露怪显丑不管使，该发生的还得发生，该接受的还得接受，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就不服也得服地不愿意地去当一回“开明绅士”，赢一个来自外界的“此人脑子尚算清醒”的评语，免招一败涂地、狼狈不堪的结局。我分析，这次我面临的形势是需要我再当一回“开明绅士”的形势，还折腾什么个劲，我乖乖地再当一回得了。不就是这点子事吗，也不是地球大爆炸。我在妻拟好的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结束了我们一场夫妻的历史。
字好签，日子却难熬。为了忘掉离婚的事，为了减轻我内心的痛苦，我强制自己坐下来继续写我的《夺命》。我到干休所活动站去下象棋。我拿来报纸、杂志阅读。我打开电视机看电视。但是，当我静下来什么也不干的时候，离婚及其对我所产生的恶果，就主宰了我的脑世界，恰似我得悉我患癌后给我带来的死亡就主宰了我的脑世界一样。可以说，我经历着我的第2个癌症期。也可以说，我经历着我的“亚型癌症期”。
我认定，这样下去，我是不会有好收场的。
一天，我打着把伞，顶着凄风苦雨，沿着离我住地不远的一段铁路踽踽独行，排解我心中的郁闷时，突然想到我读到的一份材料。那份材料上说，有不少的人在精神受到严重刺激时，由于未能及时进行心理调整，坠入郁郁寡欢的深渊，结果患癌症致死。我猛醒了，好好的人尚且如此，况且我本是一个癌症病号，不找点门路，开展自救，跑不了一个旧癌复发、转移，呜呼哀哉是也。我不能没有危机感、紧迫感，不能小鸡给黄鼠狼拜年，拿命不当命。
很快我就出台了“强心法”。我进一步炼我的心理抗冲击、抗毁伤的功能。我以我的心治着我的心。我告诫自己：离异后的“抗灾救灾”工作，是对自己的自我解脱力、剖析人生力、意志力和魄力的一次大检阅，是自己综合素质的一次大亮相，只能干得精彩些、亮丽些、高规格些。不然，多年修行的正果将毁于一旦，到头来不仅害己，还要害人。应该相信，结果会是很满意的：自然在癌症面前站立到现在，为什么在婚变后倒会趴下呢！
我这样地对自己解释和劝慰：
一、像娘要嫁人随她嫁一样，妻要离婚让她离。婚姻本来就是幸福的滋生源，人皆企求着，追逐着，通过婚烟获取幸福。
自己不能给人家幸福，还企图阻止人家去寻找和谋取幸福，难道不算是一种自私和不讲情理吗！“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的歌，人们在唱着，也按照歌词写的在想着，在做着，使过得好的人越来越多，使越来越多过得好的人好上加好。自己也应该松开人家的“绑”，打开人家的“脚镣手铐”，把人家从黑咕隆咚的“枯井”里拉上来，让人家在过得好的大道上大胆地往前走。这才是第一位的，才是最要紧的。至于离异后的“灾情”，离异者大多要碰到，可人家不都过来了吗，为什么自己就有了崩溃感、绝望感呢。这并不是自己的高超，顶多赢来一个“不可理解”、“其人也怪”。已经成了婚烟的失败者，如果再成婚姻“抗灾救灾”的失败者，岂不成了婚姻场中的常败将军，那还了得。
二、作为一个父亲，已经少给了儿女们应该得到的许多温馨，已经多给了儿女们不该遭受的大量严重的伤害，欠下儿女们巨额的情债，并且今生今世已无法彻底还清。这当然是十分遗憾的，十分痛心的。正确的方案应该是，争取多活些时日，给儿女们以尽可能多的爱怜、关切和扶持，使他们用所得的喜悦、满足、慰藉和温暖，将旧时痛苦的记忆冲刷得淡些，再淡些。而绝不能由于自己的不努力，使自己翻了船，灭了顶。
那样，儿女们将为他们父亲的不明智之举而失望、而沮丧，我自己在九泉之下也会懊恼至极的。
三、人的一生中，数事业最大。活着就要干一番事业，就是为了给社会做贡献，为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向前发展出一份力。别的都比事业小。别的必要时可以忘记，可以抛开，事业一定挂在心上，抓住不放。别的影响了事业，应当要事业。这样做了，才是一个懂得了生活真谛的人，搞清做人的意义的人。才是一个精明的人，一个高档次的人。他才活得无悔、无恨，活得圆满。否则，就是一个糊涂人、庸人、低能人，一个为活着而活着的人。我虽不才，也无能，但我并未一点事也未曾做过，一点好也没有得到过。如今，癌症虽给我尴尬，给我出难题，给我设置障碍，把我的天地变得比健康的人窄小得多，我却不信，如果我量力而行，花尽所有，我就不再能获得魔力、魅力、吸引力、感召力和摇撼力。我却不信，我前面的道会越走越黑。说不定山重水复之后，会是一个风光无限的又一重天。我不能在“亚型癌症期”中踯躅得太久，我该干我该干的去，一点不剩地获取我能获取的，不留遗憾在人间。
四、癌症把我变成了弱者。弱者的生存肯定是艰难的。
癌症已“赏赐”给了我许多的刺激，许多的羞辱、不愉快和不幸。它还会继续着这样的“营业”的。我只能这样：做好思想准备，坚定我的心愿，在它有了新的“赏赐”时，赶紧进行一番自我排解、自我安慰，淡化它的“赏赐”对我身心的破坏力度和强度。总之，无论什么气我、伤我的事，都不应该往心里去，婚变及婚变带给我的灾情也不例外。显可怜相，当可怜虫，失态，变“形”，于事何补，于己何益。我心虽伤痕累累，满目疮痍，但活着总比死了强，更何况我还没有活得无聊，打算无聊地活下去。“强心法”果真强心。我静下心来写我的《夺命》，上午写，下午也伏案，而以往的下午是在干休所活动站的象棋室里度过的。我很快完成了《夺命》的余下篇章，将书稿交给了出版社。2001年1月，《夺命》正式出版发行。一位与我颇谈得来的也与自己的妻子离异了的好朋友说，你用于婚姻“抗灾救灾”的时间之短是令他佩服的。他是说好话、客气话。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我所用的时间是不算太长的。
我庆幸我自己有能力及时地摆脱因婚变而引起的情感纠缠。癌症是凶残的、野蛮的，却极喜欢借情感之题而“发挥”，尤其是借爱恋之题而“发挥”。它最愿意“亲近”那些因婚恋失意、失败而引发心绪不良者，把灾星带给他们，折磨和毁灭他们。有人写书介绍说，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霍姆博士等对能够导致癌症发生的诸种事件排了一下队，排在第1位的致癌作用最大的是配偶死亡，排在第2位的就是离婚，排在第3位的就是夫妻分居。有一本谈癌症的书写道，有一个女人迫于父母的意志和一个男人结了婚，而她并不喜欢他。结果她因婚姻的不称心而患了乳腺癌。好在她后来在别人的帮助下，实现了自己上大学的愿望，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才从精神的陷阱中冲了出来，保住了性命。
据知，配偶死亡、离婚、分居等事件，之所以与癌的发生、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是因为这些事件给人造成的不良情绪会增加人的疾病的易感性；使人免疫系统处于一种抑制状态，为癌细胞的增长开了绿灯；因免疫系统受抑制而导致激素分泌失调，等等。我当时如果不能勇敢地面对我的婚变，我的下场是可想而知了。
努力向他人献爱心
我以做善事促进我的心理健康，从而达到治我癌症的目的之方法，是在听了万大姐的建议后采用的。万大姐是我的老乡，早年参加新四军，是个老革命。她对我说：“德如，我在一家刊物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是乐善好施利于健康，利于治病，据说也能治癌，你不妨试试。”我点头称是，答应照她说的去做。“乐善好施的人健康长寿”，这话我不是第一次听到，小的时候，我的祖母也对我说过。
我信祖母的话，一直做着好事。我做好事觉得是自己应该做的，是做人之本。我读书时，除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之外，亲友们也曾帮助过我，我不能只接受别人的帮助，而不帮助别人。我觉得乐善好施能够长寿的说法多少含有些迷信的色彩，所以我在做好事时，从未联想到过长寿这档子事。现在万大姐又提乐善好施的好处如此之大，使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寻求各种治病方法的我不能不对其产生浓厚的兴趣。我便继续乐善好施起来。
很久以后，我亲自读到了乐善好施有助于治病、有助于治癌的医学理论根据。一本医书指出，近几十年来，一大批关于心理学和心理神经免疫学的研究结果表明，健康的心理状态肯定有助于治病和治癌。对“自我”以外的世界做有益的事，关心外部世界，保持给他人以爱心，就是诸种健康的心理状态中的一种。换句话说，乐善好施的人的心理状态就是一种健康的心理状态，所以乐善好施有利于治病、治癌。
我乐善好施做好事，首先要做的是，我必须帮助我的弟弟。弟弟弱智，且从小饱经磨难，吃足苦头，实在可怜，值得同情。多年来，我一直在帮着弟弟，钱是钱，物是物，不计其数。
就说衣服一项，我及妻子儿女们所给的，恐怕足够弟弟开一个服装店的了。在受到万大姐的宣传鼓动后，我加大了对弟弟的支持和帮助的力度。我将我病后编着的《中外军事人物辞典》稿费所获的绝大部分用于对弟弟进行扶贫解困活动。我给弟弟盖了几间房子。后来弟弟把房子出租给人家，所得的不仅够弟弟抽烟喝酒的花费，还解决了他们家的零花钱。我又出钱给弟弟家砌了后院墙，建了猪圈、鸡舍等，为他们开展家畜养殖业创造了良好条件，并使他们获得许多经济效益。
此外，我还花钱给弟弟家添置了不少家具。主要由于弟弟他们自己的努力，加上我的一臂之力，他们的生活已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压在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我的高兴程度绝不比弟弟他们差。
我一定也要帮助我亲叔叔的女儿、德春堂妹。她三四岁时赶上“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家中没有大人照顾，没得吃的，又生了重病，气绝身亡，被我父亲和我的亲妹妹抬上坟地掩埋了起来，幸好被在外做工的婶婶探家路过坟地时，及时发现她并未真的死去，才捡回了她的一条小命。她很小就遭到了很大的不幸，使我对她产生无限的同情。我当时就想，将来有机会有条件一定帮她把日子过得更快活些，使她对得起她得来不易的生命。她结婚后不久，国家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登门拜访她和她的爱人，建议妹夫到北京来干木匠活赚钱。他们采纳了我的意见，妹夫来了北京。
开始时，我给妹夫提供食宿，帮他拉活，使他很快获得效益，站住了脚。后来，妹夫到部队一家单位当木工，赚了许多的钱，盖了楼房。
在妹夫到北京打工的第3年，德春妹妹也前来北京，在妹夫单位的食堂工作。一度，她嫌待遇低，要我帮忙给她找份更好的工作。这时我已动了手术，身体够呛，但我还是帮她找了几个“肥”单位。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她未能去成。她曾因病找我，我立即领着她去我们部队医院治疗，替她抓药。她一度和堂妹夫的关系闹得很紧张，濒临感情彻底破裂的险境。
我告诫他们，有了孩子后（他们此时已有一男一女）谈离婚，无异于造孽，一定要悬崖勒马，互相妥协，重修旧好。他们夫妻俩很给我的面子。不久前，他俩的儿子来北京做生意，并不成功，我建议自己的正在做个体服装加工的儿子收下他，安排点活给他干干。儿子采纳了我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