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医书的作者介绍说，美国一名心理治疗专家在对一些晚期癌症病人做了稍许治疗后，便让他们回家。他想，他们生存的时间不多了。可是，他们却年年来医院复查，几年以后仍然如此，而且身体还相当健康。他询问他们健康的原因时，得到的回答是：“他们（指家庭其他成员）还指望着我工作哩”、“我女儿的问题没有解决以前我是不会死的”，等等。这位作者又指出：这些话听起来很平常，但它反映了病人有一种要活下去的坚强意志。在这种意志驱动下，他们积极主动地投身到抗击癌症的斗争中去，才最终取得了胜利。我还从医书中读到两则因癌症患者树立生活的信心而活了下来的活生生的例子。其一是，范某，26岁时确诊为乳腺癌，已发生转移。当得知自己的病情后，她内心充满了悲伤、忧虑等复杂的情绪。
她不敢想像自己刚满周岁的女儿在失去母爱后将如何成长，她后悔不应对自己憨厚善良的丈夫发无名之火，她哀叹不能对年迈的双亲尽一点孝心。但同时她的求生欲望也在生起。
她相信科学的治疗能够对自己的康复有所帮助，相信自己的抵抗力能够抑制癌细胞的生长。她渴望无论如何也要多活几年，以将年幼的女儿抚养成人，对丈夫多付出一点爱，为父母多尽一点孝敬之心。有了生存的欲望就有了战胜疾病的信心，加上医生的精心治疗，家庭的热情照顾，使她活过了5年，活过了8年，还在继续地活着。其二是，孙某，1969年确诊为鼻咽癌，已发生颈部淋巴结转移。面对癌魔的摧残，他几乎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但后来他树立了一定要活下去的决心，因为他想，是党把他这样一个贫农的儿子送进了大学，是人民的血汗把他培养成一个合格的人才，自己还未来得及回报，就与世长辞，岂不有负于党，有负于人民，有负于伟大的祖国。更何况家中还有饱经风霜的双亲和分居两地、刚刚怀孕的妻子。他就奋起同癌症搏斗，结果彻底康复了。
求生意志所以是影响癌症病人生存的关键因素，一些医界权威作了病理上的诠释。有学者认为，“有信心战胜癌症并顽强生活的人，大脑中会产生希望和期待的良好兴奋灶”。一位日本的“认识生活价值疗法”创始人伊丹大夫指出，这种良好兴奋灶通过大脑边缘系统这一本能中枢，传输到自律神经中枢——丘脑下部同激素有关的脑下垂体，使免疫活动增强，异常细胞功能低下，促使癌细胞退化。
把追求欲火烧旺些
戴上“癌症分子”帽子之初，我即担心我的发展、进取将会因此受到影响。后来的种种迹象使我感到，我只是做这样的担心，做这样的思想准备，未免乐观了一点，未免天真了一点，我可能由“公务员”而“私务员”，由“坐办公室”而“坐家”。我受到刺激，我不悦。但是，我的性格、品质，很快将我置于从容状态。
我那时就开始考虑怎样走摆在我面前的新路，我会走出个什么样子来。我不知道具体情况如何，但我坚定地对我的中晚期胃癌说：“你既然向我提出挑战，我就让你明白，我不是只能走平坦大道的，我在逆境中，在受挫折时，也是能够扑腾两下子的。我不会只满足于我的肉体的存在和延续，我要努力实现存在的肉体所应该实现的最大价值量，使个体的生命辉映出精神的光芒来。我不敢说我在将来属于我的那个新的层面上活得多么的辉煌，但也绝不会活得十分的窝囊。”
果然不出所料，病后的第三年，我退了休，“解甲归了田”。
我没有把我的家当成等候室，等候着死亡的来临。我把我的家当作起居室，当作征途中的临时落脚地、栖息地。我要投身到汹涌澎湃的生活急流中去，相处、交往与创造。我要走我的新的路，进行新的追求。半道上，我也曾忧虑过、困惑过、迟疑过，使我的双腿沉重了起来。很快我就告诫自己，自信才是应该的。路总是越走越宽的。不是已经有了别人的和自己成功了的先例了吗，怎么这回倒是此路不通了呢。如果只有顺境才使人得以生存，还有“天无绝人之路”一说吗。若有矿藏不去开挖，若有珍珠不去采集，将是多么的可惜，多么的遗憾。
怠慢自己的人，瞧不起自己、不认识自己的人，才是可悲而又可怜的，才是十分愚蠢的。曲径自会通幽，应大胆地往前走。
我就坚定了步伐，义无反顾地走着。
退休之前，我完成了第一本书的写作。退休之后，我立即着手写第二本书。以后又写第三本书，一本书接一本书地写下去。我在写这一本书时，就在想下一本书可写什么，应该做些什么工作。我竭力避免到我想写没有题目可写、没有书和文章可写的危机时刻的出现。比如，我在写前几本书时，就计划好了有朝一日我要写一本谈我抗癌的书（即已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的《夺命》一书）。《夺命》出版发行后，我就着手完成我在写《夺命》时已想好的几篇短篇小说的写作。我按计划写出来了，并已有发表了的。写完短篇小说之后，我马不停蹄地行动起来完成下一个计划，提笔写一部长篇小说，并已写出了十几万字，只是临时确定要写《我是怎样战胜癌症的》一书，才将正在写的长篇小说搁下了。交了现在这本书的稿后，我当然要接着去写我未写完的长篇小说。现在看来，写完长篇小说后，我还能继续写下去，有事可干。
写书原本就很辛苦，就很艰难，我拖着病体写书，感觉就更明显了。写《夺命》时，除了觉得辛苦和艰难之外，还觉得写不成，即便写成了却出不成，白辛苦了一场。我多次想撂下笔到我们干休所的活动站去下象棋，那“活”比写书自在。我终究咬呀挺住了，未使《夺命》“流产”。《夺命》出来后带给我欢乐和惊喜。我又一次悟到：人哪，狠一狠心，吃点苦，受点累，就能办成点事，多一点对自己的了解。我以后就克服困难坚持写下去，说不定能写出点像样的东西来。歇着不也就是歇着吗。歇着，歇不出个与世长存来的。
我的不停地追求，我的无休无止地在写，更多的是反映了我自强，也反映了我的自信，等等。我曾考虑过这样做值不值，会不会是又在干着以损害健康为代价的蠢事来。我毅然决定莫去管它，反正剩下了不多的“老本”，玩完了拉倒。一生的最后一蹦，此时不蹦更待何时。出乎我的意料的是，我的做法竟然是杀癌细胞的一个奇招。医书上早有树立起重要的生活目标使癌症病人得以康复的记载，现抄录两例于后：
张某，一名癌龄10年的晚期胃癌病人，在患病之初，心情极度痛苦、焦虑和惊恐。是家乡正待进一步开发的土地在呼唤，以及欲使家庭生活富裕的责任心的驱使，使他在接受了姑息性手术和短期的抗癌治疗后不久就回到家乡。然而他的身体却恢复得异常迅速。他的医生说，正是那不甘贫穷，一心要在有生之年为家人创造更多财富的强烈愿望，掩盖了他对癌症的畏惧，才使他在术后两个月就下地干活。白天不停地劳动，使他无心顾及身上还有未清除的癌细胞，晚上他又常常被极度的疲劳早早送入梦乡。就这样，10年来他的身体恢复得很好。
李某，一位教师，当得知自己患乳腺癌后，精神几乎崩溃，术后不停地哭。是学校领导和全体师生的爱给了她战胜疾病的力量。她决心继续为党的教育事业做出新的贡献。在回忆抗癌经历时，她说：“在我术后抗癌、康复的十几年中，我是将精神寄托在事业上，乐观地生活，经常助人为乐，不求名利，客观地对待自己和他人。因此，我能长期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鼓励和理解，与集体相处得很融洽和睦。我深深地体会到，在癌症病人的康复过程中，营养、中药相配合是康复的重要手段，但更重要的是精神寄托。”
医学专家对追求有助于抗癌做出了评点：良好的情绪能使全身各个器官系统协调一致，免疫力增强，从而有利于保持身体的恢复和健康。追求的本身就是一种乐趣，加上不断地实现追求的目标，无疑会使人产生良好的情绪。为了使某个目标得以实现，人们自然而然地要采取一些积极的行动。此时一些生活事件造成的精神压力也不知不觉地会遗忘或淡化了。有观察表明，一些治疗效果显着的晚期癌症病人都有很重要的理由继续活下去，而且都讲得详详细细。他们都感到自己对某一生活目标的强烈追求是疗效奇佳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些能够活得时间更长的人，正是那些把自己投身于有意义的活动中去，感到值得活下去的人。因此，树立起重要的生活目标可能是癌症病人恢复健康所需的内在力量的主要源泉。
让母爱再救一次驾
记得不大清楚了，癌症术后不久，不知是在北京图书馆还是在我单位的图书馆，或是在某家新华书店的书架上，我看到一本书中写道，当一个癌症病人即将断气的一霎那，癌症病人的亲人要走近他（她）紧紧握住他（她）的手，他（她）就可得到安慰，减轻痛苦。他（她）就可闭上自己的双眼，在平静中死去。
合上书本后，我产生了联想，想到有的人临死前那一口游丝般的气且是断不掉的，病危者的亲属就问病危者是不是在等着和某个亲人会上最后的一面，病危者或用语言、或用手势、或用眼神表示是的。病危者的亲人一天未到场，病危者的气就一天不断，两天未到场就两天不断，甚至三五天未到场就三五天都断不了气。一旦亲人到了场，病危者见到了，或与亲人说了话，拉了手，便很快满意地死去，断了那口一直断不了的气。事情非常奇妙。
书中写的事和生活中发生的事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病人的亲属对病人的病，甚至对病人的命有着相当的影响作用。
我进而联想到母爱与病人疾病的关系。某一个搞音乐的小伙子，在一次事故中受伤，虽经医治保住了性命，却成了“植物人”，长期躺在病榻上。小伙子的母亲没有绝望，没有心灰意冷，硬是用呵护、柔情、期待、企盼唤醒了小伙子的意识、知觉，使他恢复了记忆力，能说话，能自己吃饭、行走，能读书看报，还能弹奏钢琴。
我大约五六岁时，得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场大病。发高烧，长期不退。最厉害时，我胡话连天。据家人说，都是些阎王爷要我什么时候走，小鬼几时几刻来拘我的胡话，挺悚人的。也请老中医看了，抓了中药吃了，病情就是不见好转。家人束手无策，焦急万分。我坐不住，躺不住，浑身不自在。我用哭叫、哼哼的办法以求缓解，也无济于事。母亲说：“我背你，来回走走，看看好些不好些。”母亲背着我，在我家的堂屋里来回地走，只是没有像我婴儿时背我那样，嘴里还哼着歌谣。我感受着母亲的体温，闻着母亲身上散发出的女性特有的香味，也闻着不算特别讨人喜欢的汗腥味，顿觉病痛减轻了许多，就不再哭叫、哼哼了。母亲问我：“好受些吗？”我答：“好受些。”过了一会儿，母亲还是如前所问，我还是如前所答。母亲就一直背着我。母亲背累了，祖母就替换母亲背我。祖母背我时，我的感觉和母亲背我时的一样，接连几天的白天，我绝大部分的时候是在母亲和祖母的背上度过的。我的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好到我主动提出来无需她们背我。后来我痊愈了。我那时真的觉得我的病是母亲和祖母用母爱治好的，用母性的温存温好了的。我觉得我的另一场病病得我已双腿迈进“丰都城”城门洞的大病，也是靠了母亲和祖母的背把我从“丰都城”背了回来的。
一番联想之后，我决定回老家去，求年迈的母亲用她的爱，再一次从疾病的魔掌中夺回我的生命。当然，这次的行为方式不能用背背。
病后几个月的一天傍晚，我登上北京直达南京的一列火车，开始回老家之旅。我想，我的求救目的能实现，母爱救命的奇迹也会再一次发生。癌症术后的第一年，是最关键最危险的一年，我虽对我生命的前景持乐观的态度，但此时此刻，望着窗外肃杀的秋风，听着沉闷的火车车轮滚动声，脑子里不免萦绕着一个愁字，始终消散不了。这条路我曾经来回走过多少次呀，难道我只能在这条路上走最后一个来回了吗？！如果真是这样，人生苦短，我的人生岂不更苦短了吗？！我回去后，母亲无疑会像我儿时那两次那样，给我百般的温存，但这一次也能收到像前两次一样的效果吗？答案应该是很难说的，但我祝愿是像前两次一样的。我承认，一路上，我的心情还是有些沉重的。
跨进我老家的那个家门，见到我年迈的母亲，我的不良情绪立即消除了许多。与当年母亲把我背在背上一样，我的病痛就立即消解了许多。此后，伴着母亲的关爱，我的情绪越来越好。母亲像高悬九宵之外的那一轮红日，时刻送给我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