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桌子前，母亲给我端来了饭菜。我换下了穿脏的衣服，母亲立即拿去洗。我要洗澡了，母亲立即放好了澡盆和干净的内衣内裤，打来了洗澡水。我外出和人下棋了，母亲立即派人给我送来一个装有茶水的保温杯。我稍觉某处不适时，母亲寸步不离地守候着我，不时地问我感觉怎么样，要我去看医生。有一天，我穿着一双新布鞋去散步，归途中遇上天落蒙蒙细雨，使路面湿滑难行，我后悔出门不该不穿雨鞋。就在这时，我弟弟的女儿给我送来了雨鞋，她说是奶奶叫她送的。离开老家回京的前一天，我去村头公共汽车站送几个远道赶来看我的朋友。我在前面领路，迈的步子步幅大，速度也快，他们在我的后面紧着追赶，忙得不亦乐乎。送走朋友后，母亲高兴地对我说：“你快赶上生病以前了，个子高，腿长，步子大，走起路来快，一般人和你一起走路跟不上。我看今天你的那几位朋友和你一起走路时，就有点吃力。”我说：“我现在和在北京时的情况大不一样了，不但精气神好，浑身也觉得有力，走路自然快。”从老家回到北京的那天，一下火车我就问前来接我的妻：“只从外观做判断，你觉得我这次的‘土法疗养’有收获吗？”“脸比以前白了。”分打得很高，也是我最愿意、最希望得到的。脸一日不开始变白，我便一日没戏。
以后我几乎每年都要回老家一趟，时间少则1个多月，多则2个多月。多数的时候是脸又稍微白了点，偶然也能发生这样的情况：不仅脸白了，身上的肉也见长了。
我的脑幕上曾出现过这样的字句：“我的母亲用母爱第三次换回了我的生命”，觉得未免有些失当。又想，母亲在帮助和支持我抗癌中至少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我还是不敢过分的理直气壮地说：“母爱治癌。”这一说只是我私家的发明，公众承认不承认？尤其医学权威们买不买账，这才是重要的。我说了等于没有说，不管使。后来接触了一个材料，它间接地证明了“母爱治癌”观点的可信度是相当准确的。这个材料被记载于一本医书上，现抄录如下：
汪某，曾是一位伴有淋巴结转移的结肠癌病人。截至1993年，已是手术后第18个年头，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能健康地生存，不能小看爱情的力量。就在他即将陷入生命“绝境”而不知所措时，他的未婚妻想到，这是他最困难，也是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于是，就在手术后3个月，她毅然宣布与他结婚。从此以后，她整天陪伴着他，为他洗脸擦身，喂水喂饭，经常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他去公园散步，帮助他进行体能训练，让他感到自己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真诚的爱情使他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闻到了生活的芳香，产生一种特殊的战胜癌魔的力量，唤起了他求生的欲望，坚定了活下去的信念。在以后的时间里，由于他积极配合治疗，病情日趋好转。对他来说，生活充满着常人想不到的乐趣。
情爱居然有如此巨大而神奇的抗癌作用。我要说，母爱的伟大性、珍贵性、神圣性远远地超过情爱，大概不会有人反对吧。既然情爱是抗癌中不可小视的力量，母爱就应该是抗癌中关键性的力量，夸大点说，仅凭母爱单枪匹马地作战，就能叫癌症人仰马翻，落荒而逃。我的母亲用温存第3次“温”回了我的生命的说法应该是无可非议的。我的“母爱治癌”之说，应该能够作为一种新说站得住脚，被人们所接受吧。
家乡的大地的母亲也和生我养我的母亲一起，挽救着我，挽救了我。她的功也是不可没的。回到老家后，大地的母亲给我呼吸新鲜的空气，给我吃从她的“驱体”里长出来的各种新鲜蔬菜和瓜果，还有稻、麦、红薯等新鲜的粮食，给我闻我爱闻的泥土和野花野草的芳香，给我听鸟鸣声和欢歌笑语组成的动听的田园交响乐章。她还尽情地不带半点羞涩地展露自己的形象美，以愉悦我的身心，陶冶我的情操，净化我的精神境界。
我的家乡是一个狭长的沿江平原，浩浩荡荡的长江贴着她的身边流过。她是丰饶之乡，产出颇多，要是早春、早秋来这里，放眼望去，恰似一块绿色的大地毯，到处长着庄稼，密密匝匝，似乎连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我第一次回老家养病是秋天，地里的稻子、棉花、芝麻、黄豆等已收割尽了，空旷一片。但山还是那么清，水还是那么秀，树还是那么绿。她有了另一派的气质。我觉得她此时此刻像一个典雅、文静、清秀、朴实、睿智、极具魅力的南方女子，叫我看不够、爱不够。我陡生了无穷的惬意感、亲切感和温馨感。
自从上大学起直到现在，我也曾多次回乡，但因忙于应酬和人际交往，对家乡的山水草木则较少留神。这一次，我努力减少这方面的“开支”，而把我的情愫的主要部分倾注于故乡的自然景物上。我跨遍了我儿时跨过的沟沟坎坎，走遍了我儿时走过的乡间大道和小径，重温着逝去的旧事。我还步行七八华里爬上了长江大堤，翘首东望与我隔江而对的当涂县城，当涂县城耸立着我的母校当涂中学（实际上我用肉眼是无法看到的），回忆着我那段豆蔻年华时期的天真烂漫生活。重游旧地，重温旧梦，不仅使我得到安慰，似乎也增添了我的活力，使我年轻了许多岁，至少精神上是这样的。
现在我确信，我的那次回老家养病是收到了一举两得的效果。我的故乡的自然景物大大有助于我的疾病的康复。因为我已知道，医生们是鼓励和提倡包括癌症患者在内的病人们去尽量接触大自然的。有医学专家在自己的书里这样写着：“空气新鲜的地方令人心旷神怡，而空气污浊之处却使人烦躁不安，有的病人，医生认为无法可治，结果在山野乡间的大自然环境中生活下来了。大自然的树林、泉水、空气和新鲜的蔬菜、瓜果，以至鸟语花香，风涛虫鸣都给人带来新的生命信息和乐趣。癌症病人如能使自己多与大自然接触，回到大自然生活中去，必对康复有益。”这段话使我联想起了我在许多年前看过的一部外国电影故事片。时间相隔太久了，记不大清了，记不大真了，只能说个大概情况。故事说到一个王后（也许是公主）得了肺病，大家都以为她逃不脱一死，因为那时人们眼中的肺病，相当于现在的人们的眼中的癌症。她死马当活马医，决定去一处风景非常美丽的地方去疗养，看看能不能养好自己的病。奇迹果然发生了，通过疗养，她啥事也没有了。这个故事说明，大自然环境确能治病，包括难治的病。当然了，这是电影描述的故事，并非真人真事，不足为据，但又有谁敢保证影片中讲的，一定不是取材于生活中的真事呢？！
得饶自己时饶自己
近几十年来，外国出现了放松疗法，也叫松弛训练或自我调整疗法，用于治疗高血压病、冠心病等疾病，也用于防癌治癌。该疗法要求人们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按一定的规范完成某种特定的动作程序，以保持最宁静的心境，清除掉所有的心神烦恼，不存有任何杂念，从而产生松弛效应。这种松弛效应就能起到防癌治癌的作用，因为它降低交感神经系统的活性，造成体内合成的紧张激素——儿茶酚胺和糖皮质激素减少，这两种激素是压抑免疫系统的。因此，有医家认为，通过这种机制，松弛效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并帮助癌症病人在消除因病带来的紧张、减少病痛和可能延长存活时间上将是一种有用的辅助治疗方法。
据知，松弛效应确实能够防癌治癌。美国格拉塞夫妇研究表明，松弛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他们发现，考试紧张的医学院学生经过松弛训练，可以增加T淋巴细胞，而这种细胞在抗传染病中是起关键性作用的。他们同样发现，教一批退休人员的病人做松弛技术，结果病人体内的抗体水平就明显提高，天然杀伤的细胞也增多。有专家指出，精神上和体力上“脆弱”的任何人都能从松弛技术中得到明显的好处，使他们有较为良好的精神状态，从而较少得病，有一个较强的抗癌防卫系统。
患中晚期胃癌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大波动、大恐怖、大紊乱之后，我很快使我的情绪和肌肉进入了松弛状态。不过，这种松弛状态是相对我病前的情绪和肌肉的状态而言的，那时是高度紧张的。我自然有我的方法，不过没想到命名，现在我给我的方法起个名字，称之为“积极放松疗法”。我的松弛状态的获得，主要通过运用意念的技术，没有像放松疗法那样，既通过放松意念的技术，也通过放松肌肉的技术。另外，我不是采用规避的措施，而是采用勇敢面对的技术。为了控制自己的心理生理活动，降低自己机体的唤醒水平，增强适应能力，调整那些因紧张、恐惧所造成的紊乱了的心理生理功能，我就将我的意念用“四不”武装起来，积极主动地给我的意念减压减负，平静地、悠然地、不紧不慢地和不急不怄地度着我病中岁月。“四不”中的第一“不”是，不以死亡为一无是处。前文已提到，在怕了一段时间死亡之后，我便树立了死亡一刻也精彩的观念。为了使这一观念在脑子里牢牢地扎根，在病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每天都花很多的时间想我的死亡一刻的精采情景。我的话一点假也未掺，久而久之，我不怎么怕死亡。直到现在，想到我的死亡，我是心不惊，肉不跳，视作平常事、正常事一桩，死就死，死了拉倒，紧张何来，恐惧何来。我想，这种状况应该算是大放松。
第二“不”是不作奢想奢望。病后，尤其是退休后，我自然抬眼朝前看了看，看看我往后的路怎么走。我曾想再“豪情”一把，再“辉煌”一把。立马觉得此想法虽属高尚，但却脱离实际。我主动地自己解放自己，作了退一步的想：倒回20年，不要说是让我退休，就是取消一切待遇，让我回老家当农民，养兔子，养虾，说不定我能出息成个腰缠万贯的“养兔子大王”、“养虾大王”来，可我现在已力不从心，那种洋财发不了了。想当作家想干了心，想了几十年，想到五十岁，想到现在，连给作家们擦拭电脑打字机的资格都未弄到手，再从头来一遍，再想一次，再苦读一番书，使劲儿提高写作水平，朝作家的路上蹦，一是没那份劲头、精力，二是也没时间了，这种算盘也干脆别打了。就这样得了：反正别闲着，总是坚持着写，写成的是文化产品当然好，写成的是废纸一堆，就拿去卖给收废品的，好在自己住的院子里成天有骑着板车收废品的在转悠，卖起来不费劲。
我一度后悔自己高考时填错了志愿，应该报考历史、哲学、经济、中文等系，从事这些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好处是教学和研究的生命长。有不少的老先生，七八十岁了还在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学术论文一篇接一篇地发表，学术专着一本接一本地出版。而进入了新闻系所学虽颇多，颇广，但都学得不深，样样都懂，样样都不精。踏上工作岗位后，做着一般的文字工作，谈不上有什么高深的学问。年龄进入退休阶段之后，笔也就进入了休笔的阶段，想写写不了，写不好，怎能不产生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伤感呢？转而又觉是自己没劲，何必迁怒于新闻系：不是有许多的记者、编辑后来成了着作家、小说家、散文家、诗人了吗！并且一直不停地写着，写到很老很老的时候吗！本是自己的无能，却要怨天尤人，岂不可恶。再说了，木已成舟，倒腾旧事又有何用，要紧的是既来之则安之，脚踏实地走好以后的路。
第三“不”是不劳累自己。病前，除星期六和星期天之外，我每天晚上基本上是在加班加点和“充电”中度过的。病后我做出死规定，晚上时间一律“停业”，只散步或下棋。白天不搞八小时工作制，只搞三四小时工作制，偶然也搞一下五六小时工作制。能写出多少字，能有多少产出，都算完成了当日的任务，不对自己实施目标管理，不做工作数量上的要求。稍觉脑袋被抠得有点疼，屁股坐得发生不舒服感时，就上床躺一会儿，或到户外去潇洒一会儿，或找人说说话，或活动活动腰腿。
遇有电视台播放我爱看的球类比赛、棋类比赛等节目，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看了节目再说，“爬格子”的事管它娘的，不“爬”还能死得了人。奥运会时，世界杯足球赛时，写作的“买卖”干脆“收摊”，惟一的任务就是收看中央电视台的转播。因室内没有空调器，三伏天时就放自己的“暑假”，白天不仅很少写作，连书报也很少看，晚上就在马路旁的路灯下摆设中国象棋的擂台，当仁不让地充当擂主，迎接四面八方前来攻擂的好手。不曾遭到过空虚感的袭击，每日觉得轻松愉快，活得有滋有味。人家是无官一身轻，我是“无岗”一身轻。
